从《周恩来年谱》中可以看到，仅在皖南事变后的一个多月里，周恩来就在十分紧张繁忙的情况下进行了许多次同民主人士的协商工作：

2月10日 在玉皇观同黄炎培、周士观、沈钧儒、邹韬奋、章伯钧、张申府、左舜生、张君劢商量对国民参政会的态度。

2月22日 就黄炎培、褚辅成、左舜生、梁漱溟、张君劢拟提议在国民参政会下设立特别委员会一事向黄说明……

2月27日 应邀赴张君劢寓所，听取黄炎培等介绍他们就组织各党派委员会问题向蒋介石陈述的情况和劝中共参政员出席参政会的建议……

2月底 黄炎培、张澜、褚辅成、梁漱溟等连日奔走，力劝中共参政员出席参政会。周恩来提醒他们不要上当，免被各个击破。

3月2日 同董必武、邓颖超联名致函黄炎培、梁漱溟、左舜生、章伯钧、沈钧儒、张申府、邹韬奋、罗隆基、张澜等十六人，说明中共中央为顾全大局，已将原定的（解决皖南事变）十二条善后办法改为临时解决办法十二条……

周恩来经常与之接触并进行友好协商的这些民主人士，都是些什么人呢？

黄炎培，国民参政会参政员，著名教育家，中华职业教育社创办人，统一建国同志会负责人。

沈钧儒，国民参政会参政员，著名教育家、律师，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领袖，著名的“救国会七君子”之一。

张澜，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四川辛亥革命元老，著名教育家，统一建国同志会创办人之一。

章伯钧，曾为国民参政会参政员，20年代赴德留学时参加中国共产党，回国后参加了北伐革命和南昌起义，后脱离中共，参与组建了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即“第三党”）。

张申府，曾为国民参政会参政员，中共第一批党员之一，周恩来、朱德的入党介绍人。中共四大后退党从事翻译和著述，后曾任“第三党”中央领导成员、救国会负责人。

张君劢，国民参政会参政员，著名哲学家，曾因反对国民党一党专政而被捕下狱。中国国家社会党（后改称民主社会党）主要创办人和领导人。

罗隆基，国民参政会参政员，著名教授，参加创办了中国国家社会党和统一建国同志会。

左舜生，国民参政会参政员，中国青年党领导人。

梁漱溟，国民参政会参政员，著名教育家和乡村建设研究家，中国乡村建设学会创办人和领导人，统一建国同志会创办人之一。

邹韬奋，国民参政会参政员，著名记者、出版家。

……

他们都是活跃于陪都政坛及思想文化界的风云人物。其中各人情况又有所不同。如沈钧儒、邹韬奋，与中共较为接近，被视为有“红色嫌疑”的人物，国民政府参谋总长何应钦还曾在最高国防会议上诬蔑他们要在陪都“组织暴动”；张申府、章伯钧，曾是中共党员，但后来与中共发生思想分歧，脱离了中共；而张君劢、左舜生，则是一贯反对马克思主义，反对中共的著名人物……

周恩来就在陪都重庆那样复杂的环境中，以他惊人的远见卓识和坦诚胸襟，与这些人物打交道，对他们进行耐心细致的说服、启发和引导，最终获得了使蒋介石大吃一惊的结果——

1941年3月中旬，一个春风和煦的日子，在重庆城西嘉陵江畔山坡上一幢古色古香的翘角楼房里，一次载入史册的重要集会秘密召开了。

在皖南事变两个月之后召开的这次重要会议，决定了当时一党专制下的中国，除执政的国民党和具有“半合法”地位的共产党之外 ，又一个较大的政党的诞生。

这天，在特园内鲜宅达观楼底层客厅里，国社党的张君劢，青年党的左舜生、李璜，第三党的章伯钧、丘哲，职业教育社的黄炎培、江问渔，乡村建设研究会的梁漱溟，以及张澜、罗隆基等17个陪都著名的小党派领袖及无党派人士，依年龄为序，张澜为首，罗隆基殿后，各自郑重地签下自己的姓名，组建了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后改称中国民主同盟，简称民盟）。

接着，3月19日，民盟在特园召开第一次全体盟员大会，推定黄炎培、张君劢、梁漱溟、章伯钧、左舜生为中央常委，黄炎培为常委会主席，左舜生为秘书长，章伯钧为组织部长，罗隆基为宣传部长。民盟正式成立。

罗隆基回忆说：“民主政团同盟在成立的时候是个秘密的组织，但对共产党来说，民主政团同盟的成立是公开的秘密。”

的确如此。

在民盟成立之前，周恩来、董必武、叶剑英联名给中央的一份报告中就谈道：“江南惨变发生后，中间人士及中间派对国民党大失望，痛感自由民主与反内战而团结之为要。章伯钧、左舜生等拟发起成立民主联合会，以团结各党各派无党无派以及国民党左派。……我等深表赞同。”“第三党近因当局之压迫，日渐左倾。现正整顿其组织，并提出联苏联共之中心主张，与我党建立更密切之合作。近派章伯钧、丘哲为代表与我们正式谈判，表示合作诚意，并盼我们党对他们的政纲、组织、宣传及经济与切实援助。我们已表示极端赞同，并愿与以种种协助之意。”

3月15日，周恩来给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书记处的电报中就说到，各小党派想在国共外成立一民主联盟，以求自保和发展，他们拟请第三党和救国会加入，我们力促其成，条件为真正中间，不要偏向国民党……

“力促其成”，四个字中包含了周恩来等共产党人的多少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