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在延安整风运动中出现了一桩引人注目的事件——延安中央研究院（中共培养理论干部的高级研究机关）文艺研究室特别研究员，共产党员作家、翻译家王实味，延安出版的一部分马列著作的主要翻译者，因在延安《解放日报》上发表的《野百合花》等杂文获罪，被定为“反革命托派奸细分子”、“暗藏的国民党探子、特务”、“反党五人集团成员”，开除中共党籍，被中共中央社会部部长、情报部部长、领导整风运动的总学习委员会副主任康生下令逮捕，不久被杀——这一冤案，在近半个世纪之后的1991年终于得到彻底平反昭雪。

这一事件当时也波及到了重庆。

当时中共中央发起的整风运动是在全党范围内开展的，因此在重庆的中共报刊《新华日报》《群众》周刊也就陆续刊登了范文澜、艾青、潘梓年等批判王实味的文章。

这在重庆引起不小的震动。国民党方面自然趁机攻击中共；而文化界人士则对中共如此批判一个文化人大不理解，感到疑虑、困惑。

这时，《新华日报》发表了一篇文章。

《新华日报》专门反映各界朋友呼声的《友声》专栏，在12月10日（即王实味在延安被捕前后）发表了《一个党外人士的话》，署名苏德邻。

文章说：“近来有所谓‘野百合花事件’的传说，喧腾众口，形诸党报党刊，据说这个事件在延安闹得相当厉害，但在重庆也闹得不能不算厉害了。”作者没有依照其他批判文章的调子将王实味称作“托匪”“奸细”“特务”，而说王实味是一个文化人，文章说，“有些文人，尤其是没有受过磨炼的文人，都不免有一种坏习气，就是喜欢意气用事，凭着个人的主观判断事物，自命不凡，说话往往夸大得没有分寸，有时甚至近于说谎造谣。”把已经被定性为“托派奸细”、“特务探子”的王实味，轻描淡写地（现在来看应该说是颇有分寸地）说成只是由于文人的坏习气而自命不凡、说话没有分寸，并且还进一步说：“我个人觉得，所谓‘野百合花事件’实在不值得那样宣传，宣传的效果未必是正的，也很可能是反的……”

显然这是与此前中共报刊上发表的批判文章极不协调的。

更为值得注意的是，在批判王实味时，着重批判了他的《野百合花》等“揭露阴暗面”的文章是对延安现实的歪曲、诽谤，而苏德邻的这篇文章却特别说到，延安的工作上不会没有缺点，延安的人既在整风，就表明要努力改正缺点，“我们只希望他们自我检讨做得更加彻底，更加坦白，完全不怕暴露出自己或大或小的疮口。越能这样的人才越是康强有为的人。假如有了疮口而只用一张膏药贴起来，或者指着别人的疮口以为藉口，说自己的疮口是应当的，那就要令人叹气了。”

这已经近乎于为王实味帮腔了。

这样一篇小小的文章，当然是不会对王实味案起到什么作用的。不过，在当时的形势下，在周恩来直接领导下的《新华日报》，为什么能够刊登这样的反映“逆耳之言”的“友声”（而且事后并未对此进行批判、“消毒”）？这是耐人寻味的。

侯外庐回忆往事时的一段话，或许可以为这件事作一个小小的注释：

“重庆时期，就拿史学来说，同是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者，彼此的学术观点可能大相径庭，对具体疑难问题的歧见，更是俯拾皆是。甚至文人中间几千年遗留下来的相轻陋习，不利团结的闲言碎语……也都存在着。但是，在我的记忆中，那时唯独不存在自己营垒内部以势压人的过火斗争。”

“唯独不存在自己营垒内部以势压人的过火斗争”！

无庸讳言，这种“自己营垒内部以势压人的过火斗争”，当时不仅在延安有，在中共领导的其他根据地也时有发生。而在周恩来所在的重庆，这种斗争“唯独没有”，这虽然有历史环境方面的特殊原因，但更重要的原因，显然是周恩来所起的作用。因此，侯外庐感慨地说：

“是他，一手造就了这个健康的研究环境。”

其实，何止是研究环境呢。

1943年底，中共中央宣传部对《新华日报》《群众》周刊提出了严厉批评，认为在“七、八、九月，党对反共**严厉反击”，而《新华》则“大捧”林森等国民党要人，“这是失掉立场的。即在平日，对蒋介石、国民党亦不应人云亦云”。

当时周恩来已经回到延安，由董必武主持了《新华日报》的整风，几位有关当事人章汉夫、陈家康、乔冠华和夏衍都受到了批评。

据夏衍回忆，章汉夫是因为在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去世时让《新华日报》全文刊出了中央社发的消息和照片，并围了一个很大的黑框。陈家康、乔冠华和夏衍，则是因为在副刊上写的文章有错误，有的对美国总统罗斯福的“新政”作了不正确的过高评价，有的是宣传乃至欣赏了资本主义的“自由、民主”。另据乔冠华回忆，他受到批评是因为他在《中原》杂志上发表的《方生未死之间》一文谈及大后方进步作家的创作时，片面强调了“到处都有生活”这个观点……

夏衍回忆说：

“这次小整风批评是坦率、尖锐的，但并没有什么‘残酷的斗争’。……我们这几个人都作了自我批评，但并不觉得因此而背上了包袱，所以我们还是继续不断写文章。”

这次批评所涉及的，已经不是“学术研究”上的不同意见，而属于政治性的问题了，即使如此，南方局也并未把问题往“政治”上、“阶级斗争”上拉，展开“残酷的斗争”。

这时虽然周恩来已经不在重庆了，但他领导下造就的健康环境仍然保留了下来。

周恩来还十分珍视保护这个“健康环境”。他于1945年1月18日从延安发往重庆的《关于大后方文化人整风问题的意见》中，特别作了这样的强调：

“即便对文委及《新华日报》社同志的整风，历史的反省固需要，但检讨的中心仍应多从目前实际出发，顾及大后方环境，联系到目前工作，以便引导同志们更加团结，更加积极地进行对国民党的斗争，而防止同志们相互埋怨、相互猜疑的情绪的增长。”

不要小看了这几句话，这里面包含着周恩来亲眼目睹了延安整风运动审干工作中那个一度搞得人人自危，冤假错案迭出的“抢救运动”之后，为保护中共在大后方好不容易才造就的“健康环境”而费尽的苦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