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4月，郭沫若在周恩来支持下写成的诗体历史剧《屈原》在重庆公演，引起轰动，使自1941年冬季开始的陪都话剧“雾季公演”达到了**。这个剧借屈原之口喊出了国民党统治区广大人民愤恨的心声，使人民群众自皖南事变以来长久郁积胸中的愤恨得到了一次尽情宣泄的机会。一时间，对《屈原》演出的报道和对剧中“屈原”与历史人物屈原的评论，成为陪都报刊上的热点。

在一些回顾这段历史的文章里，谈到当时国民党顽固派在报刊上对《屈原》展开攻击，给它加上“不符合史实”的罪名，中共方面则在《新华日报》上大量发表《屈原》唱和诗，给这个剧以充分的好评，与国民党顽固派展开了一场斗争。

其实，这个说法并不全面。

当时《新华日报》上也发表了文章，认为郭沫若对屈原的评价不符合史实。

作出这番评论的，不是国民党顽固派，而是共产党的历史学家侯外庐。

还在郭沫若创作《屈原》之前，侯外庐就已经开始撰写与他进行学术争论的文章。在上一年年底，侯外庐看到了郭沫若一篇题为《屈原的艺术与思想》的讲演稿，不同意其中的观点。侯外庐认为，作为诗人的郭沫若爱诗人屈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作为史学家和思想家的郭沫若，则不应对屈原进行这样的评价。

1942年2月17日，侯外庐的论文《屈原思想底秘密》在《新华日报》上发表了。这时，他听说郭沫若的历史剧《屈原》已经写成，即将上演。

据中央文献出版社所编《周恩来传》记载，在《屈原》剧本写成之后，中共党内就有人认为剧本不符合历史真实，不同意上演。周恩来反复阅读了剧本，又同专家们一起研究讨论，充分听取了大家的意见后，他认为应该从艺术创作上，特别是从政治斗争上来考虑，支持这个剧的演出。

在侯外庐的回忆中，没有提到他曾参加这个讨论会。由此可见，认为这个剧不符合史实的，并非只有侯外庐一人，显然还有共产党方面的别的一些“专家”。

侯外庐的这篇文章没有涉及郭沫若的剧本，但却涉及与剧本有关的对屈原的评价。他将在“暴风雨的战国时代”因思想矛盾无法解决而投水自尽的屈原与在“暴风雨的北伐时代”同样因思想矛盾无法解决而投水自尽的著名学者王国维相提并论，并对屈原所处的时代及其诗篇中所表达的思想，进行了详细的分析、论证，得出的结论是：

“屈原的世界观，和他的求真的方法论是矛盾的，本质上是反动的招魂亚细亚古典社会底氏族制残余的梦想。”

他进一步指出：“战国时代在矛盾中。伟大的诗人所以成为一面历史的镜子，正是他的思想矛盾的秘密。”

侯外庐以列宁对俄国著名作家托尔斯泰的评论（艺术上是19世纪世界无出其右的文豪，世界观是反动的东方神秘主义）为例，说明在评价屈原的诗歌成就的同时指出其思想上的反动倾向，与其说是对伟大诗人的不恭，不如说是对他的尊敬。

3月9日和10日的《新华日报》分两期连载了郭沫的答辩论文《屈原思想》，引证了大量考古资料来说明他关于屈原思想是进步的儒家思想的观点。

——现在已经知道，周恩来虽然支持郭沫若写作《屈原》，但他对郭沫若的屈原评价也是持有不同意见的，在他于3月7日写给郭沫若的信中，就表达了对郭沫若这篇《屈原思想》的不同意见，认为“拿屈原作为一个伟大的思想家而兼艺术家，我同意，说他是革命的思想家，容有商榷余地。”尽管如此，周恩来还是让《新华日报》发表了郭沫若的这篇文章。

4月3日，话剧《屈原》上演。首轮演出至17日，第二轮演出从5月13日至15日。

就在首轮演出与第二轮演出的间歇期间，4月20日、21日和22日，《新华日报》连续三天刊载了侯外庐的长篇学术论文《屈原思想渊源底先决问题》，继续论述屈原思想不是进步而是复古、倒退的观点，与郭沫若展开辩论。据侯外庐回忆：

“《先决问题》一文刚发完第一部分，《新华日报》国际版负责人于怀同志（乔冠华）对我说：‘不要辩下去啦，国民党在拍手呢。’故此，《先决问题》一文在《新华日报》上只刊登了一半就中断了。”

后来侯外庐把有关文章集中刊登在他主编的《中苏文化》杂志上了。

虽然这次争论没有结果，但是它却使侯外庐在多年后回顾历史时，从另一个角度得出了这样的感受：

“1942年，在重庆革命的文化队伍内部，不同意郭老屈原评价，或对《屈原》剧本持不同意见的同志为数是不少的，但在《新华日报》上撰文辩论的仅我一人。用审时度势的眼光看问题，我当时出来和郭老辩论屈原，似乎很不合时宜。但是，那时候，革命队伍内部无例外地承认，我与郭老的辩论是学术性辩论，无一人把这个分歧往政治上、路线上拉。”

即使是“很不合时宜”的辩论，也“无一人把这个分歧往政治上，路线上拉。”今天的年轻人，恐怕很难体会这段话所具有的沉重的分量。

侯外庐在回忆中总结这件事时，无限感慨地写道：

“对比之下，解放后，学术界的分歧意见动辄被上纲为‘阶级斗争’，十年浩劫期间，更有血腥恐怖的文字狱遍及全国。我才体会出周恩来同志领导重庆革命文化运动时，他那种民主精神是何等伟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