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皖南事变后不久的一天，一个高个子、高额头、三十多岁的男子，迈着不紧不慢的步子，走进重庆城西北角上的曾家岩小巷。他虽然貌似悠闲，但却一路上十分小心地以警惕的目光瞥视着两旁。来到曾家岩50号大门口，他突然一闪身拐进了那光线昏暗的门廊……

来人是住在重庆远郊北碚歇马场乡下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侯外庐。早在1928年旅法学习期间，他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此时，他在以国民党太子派头子孙科为会长的中苏文化协会主编《中苏文化》杂志。因为有这样一个公开身份，所以中共中央南方局在皖南事变后撤退、疏散人员时，征求了他的意见，经过研究，决定让他留了下来。

眼看同志们一个个疏散、撤离了，一度有点生气的山城重庆，变得死一样沉寂下来。特别是侯外庐又居住在远离市区的乡间，离歇马场那条乡间小街都还有两公里路，更是感到寂寞难耐。

以往，他每周总要到曾家岩50号去一次，多是为《中苏文化》杂志的事去请示——这个杂志名义上是由国民党人把持的，实际上却掌握在共产党人手里，得到周恩来经常的关注和指导，成为中共在《新华日报》《群众》周刊之外，可以公开宣传社会主义，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个阵地。

皖南事变后，形势严峻，南方局文化组长徐冰告诉侯外庐，轻易不要再去曾家岩50号了，以防不测。

但是，侯外庐感到在这种局势下沉闷得透不过气来，终于沉不住气了，决心去找周恩来，向他倾诉心中的苦闷，希望他能布置点工作。

见到了周恩来，看到他那神态自若的样子，听着他那跟往常一样爽朗的谈笑，侯外庐又不好意思诉苦了。只是在周恩来问起《中苏文化》编辑部情况时，侯外庐才话外有话地说了一句“编辑部的工作是有限的”，流露出了浮躁不安的情绪。

周恩来睿智的目光紧盯着他，想了想，亲切地说：

“形势不利于大规模地搞公开活动，但这也是一个机会。有研究能力的人，尽可以利用这个机会，坐下来搞点研究。抓紧时间深造自己，深入研究几个问题，想写什么书，赶快把它写出来。”

说到这里，周恩来又带着笑，抱着两臂，以打趣的口吻说：

“等革命胜利了，要做的事情多得很呢。到那个时候，大家就更忙啦。你们想研究问题，写书，时间就更难找啦！”

多年后，侯外庐回忆这次见面时，感慨地写道：

“短短几句话，说得我豁然开朗。周恩来同志就是这样的，在困难的时候他鼓励同志，往往不是讲大道理，而是用他自己对革命必胜的信念来感染你。那天的一席话，在抗战最艰苦的日子里，自然还不只是必胜的信念，周恩来同志早已成竹在胸，他是在向我展现他心中早已绘成的革命胜利后新中国的蓝图。还有什么语言的力量能比得上它呢！我顿时勇气倍增，立刻明白自己应该做什么，以及怎么去做。”

在那次谈话中，周恩来还跟侯外庐谈到学术界的情况。令侯外庐惊异的是，周恩来对学术界的情况了如指掌，对侯外庐的个人经历也十分了解，甚至还清楚地知道，因为王亚南与郭大力合译的《资本论》已经出版，侯外庐持续了十年之久的翻译《资本论》的工作已经不得不遗憾地中断，而另外着手进行新史学的研究工作。周恩来给予他充分的理解，鼓励他致力于马克思主义史学阵地的开拓和建设。

侯外庐就从这时开始，全力投入了史学方面的著述。陆续完成了《中国古典社会史论》《中国古代思想学说史》两部著作。

这以后，周恩来向他提出，希望他根据时代的需要，研究一些中国近代史或近代思想史的问题。侯外庐又把目光投入新的领域，写出了《中国近世思想学说史》。

这一系列著述，为侯外庐以后研究中国思想通史奠定了深厚的基础。

在周恩来的直接关怀下，一个新型的史学工作者就这样迅速成长起来了。

周恩来这种“变不利形势为研究机会”的方法，使当时陪都的学术工作者们获益匪浅。正是在这种方法指导下，郭沫若的《十批判书》、翦伯赞的《中国史纲》、邓初民的《中国社会史教程》等著作，陆续在那迷雾笼罩的环境里诞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