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会”这个名称，现代人已经十分陌生了。随着生活节奏的加快，信息传播媒介的增加，人们已经很少聚在一起交流读书心得了。

在当年，读书会曾经是一个十分有益的学习园地。

皖南事变后，中共中央南方局为了帮助重庆的一些文化、学术工作者提高理论、政策水平，组织他们建立了一些不同形式的读书会。

当时，一个由几个理论工作者组成的读书会，在学习交流中，把唯心主义哲学家冯友兰、贺麟视为对立面，每次聚会，都对这两个人的文章进行研究、批判。大家都觉得这是十分正常的，没有谁会感到有什么不妥。

有一次，周恩来到读书会来，正碰上这些理论工作者们在颇为热烈地谈论这个话题。

听了好一会儿，周恩来发言了。他平静而中肯地对大家说：民族大敌当前，在千千万万种矛盾中间，学术理论界也面临着错综复杂的矛盾。我们和冯友兰、贺麟在阶级立场上，矛盾固然是尖锐的，但毕竟不是主要矛盾。当前，学术理论上最危险的敌人，是国民党右派的妥协投降理论，我们斗争的锋芒应该对准陈立夫的“唯生论”。

周恩来一席话，说得这些学识渊博的理论工作者们心服口服。

像这样的事情，当时在重庆的理论工作者们还可以举出不少。

西南联大教授、历史学家雷海宗主编的刊物《战国策》，对中共态度不友好，《新华日报》和《群众》周刊组织了批判“战国策派”的文章，《新华日报》负责人章汉夫亲自写了评论《战国派的法西斯实质》，点了雷海宗的名。另一次，曾因救国会七君子案被捕入狱的前南京救国会负责人、抗战期间从事农村经济工作与研究的孙晓村主编的一家经济刊物，有文章说了不利于统一战线的话，受到了许涤新等中共理论工作者的批判……周恩来得知后，都一一向这些同志指出，从抗战的大局出发，这些都不是主要矛盾。

周恩来还特别注意培养良好的学术作风。他经常向这些理论工作者强调，学术上的是非真伪，要通过深入研究、充分讨论、详尽说理来解决。切切不要强加于人。强加于人不仅不能达到目的，相反还要失去群众。

“切切不要强加于人”，这是周恩来反复强调的一个重要观点。

著名共产党员作家夏衍也曾回忆到周恩来当年在重庆对他作过这样的叮嘱：交朋友的面要广一些，对于政治上，文艺思想上意见不同的人，对他们也要和和气气，切忌剑拔弩张，这方面我们犯过错误，吃过亏，千万不要再犯。

1945年1月18日，周恩来从延安给南方局发来《关于大后方文化人整风问题的意见》，指示“文化人整风只限于文委及《新华日报》社两部门的同志”，不要扩大到党外文化人，“否则，抽象地争论世界观、人生观，甚至引起不必要的对历史问题的争论，以致松懈对国民党内顽固派的斗争，招致内部的纠纷，这是很要慎重的。”并提出不要以延安文教大会的决议和内容来衡量大后方文化人的工作。

这个意见，也充分体现了周恩来“切切不要强加于人”的一贯思想。

侯外庐在回忆当年读书会生活时，总结了这样一段话：

“周恩来同志很关心我们的读书会。每逢我们集会，只要他能抽空，总赶来参加……他每次出席读书会，都给大家带来信心和力量。有时，因为形势不利，与会者显得不活跃的时候，周恩来同志出现在大家面前，总是谈笑风生，甚至讲点笑话；当我们讨论热烈的时候，他则通常是静听不语。在我的印象中，周恩来同志与会时，读书会的成员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想问什么就问什么，大家丝毫不觉得拘束。有时，他也发言，那是一种完全以平等身份发表意见，探讨问题的发言。”

时而谈笑风生，时而静听不语，“完全以平等身份发表意见，探讨问题”……这就是周恩来！

作为一个政治家，要做到“谈笑风生”是容易的，要做到“静听不语”也是不难的，但要做到“完全以平等身份发表意见，探讨问题”，则不是“做”得出来的。

没有人称周恩来为“导师”，但他实在是一个十分高明的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