冬日的黄昏，天色十分晦暗，重庆城西北角上的曾家岩50号，已经亮起了灯光。不大的房间里，挤满了陪都年轻的戏剧工作者们，大家有说有笑，十分欢畅……

在戏剧史专家石曼编著的《重庆抗战剧坛纪事》一书中，有这样一条记载：“1941年冬至1942年1、2月间，周恩来分批约会文艺、戏剧界朋友去曾家岩50号作客……周恩来亲自下厨房做家乡菜‘狮子头’待客……”

剧作家刘厚生在读到这本书后写道：“这一条简略的记述，引起我深深的怀念与思索。整整五十年了，我还记得那愉快、温暖、有深远意义的聚会。”

当时曾家岩这样的聚会很多，刘厚生参加的是1942年1月中旬的一次，那次周恩来邀请的是一批青年戏剧工作者。刘厚生回忆，他是第一次参加这样的聚会，开始有些拘束，“但这是自己的家和亲人，很快就融化到一起了”。周恩来在那次聚会开始时只讲了简单几句欢迎的话，然后不断地同大家亲切地聊天、谈戏、喝酒，了解情况。办事处平时生活很清苦，但是招待客人十分大方，刘厚生回忆，那天的菜饭在当时应算得相当丰盛的，好像是周恩来或徐冰（南方局文化组组长）说，知道剧人也很艰苦，要大家好好打个牙祭。

俗话说：“贫居闹市无人问，富在深山有远亲”。当时曾家岩“周公馆”在陪都重庆这个国际大都市里，不仅穷，而且处于特务监视的威胁之中，但是文艺家们却乐于往这里跑，而不愿到有钱有势的国民党的有关部门去，这难道不奇怪吗？

夏衍回忆，周恩来曾把在陪都重庆广交朋友作为一个任务交给他，并且不止一次同他讲过这样的话：交朋友的面要广一些，对于政治上，文艺思想上意见不同的人，对他们也要和和气气，切忌剑拔弩张，这方面我们犯过错误，吃过亏，千万不要再犯。“只有把对方当作朋友，人家才会把你当作朋友。”

——这也许就是“周公馆”能吸引文艺家们的秘密所在吧？

青年演员路曦当时在话剧《风雪夜归人》中扮演了女主角玉春，她也曾到曾家岩参加这样的聚会。多年后，她回忆第一次应邀参加这种聚会后的心情时说：

当时我毕竟只是一个年仅二十多岁、各方面都极为幼稚的青年演员啊！作为日理万机、肩负重任的领导人，邀我参加茶会，给我以关怀、教育和鼓励，这本身就使我万分感动了。……令我尤为惊叹和灵魂震撼的是，这样的会见，其意义大大超越了一般领导人接见青年演员那种纯礼仪、纯工作的性质。周恩来同志和邓大姐是真心实意在和文艺界人士（包括像我这样幼稚的青年演员）交朋友，他们待人以诚，友谊至真，这最能打动人心，令人终生难忘。

电影导演郑君里在抗战中流亡到重庆后，难于施展抱负，十分苦闷。周恩来得知后，把郑君里和妻子黄晨一起请到曾家岩“周公馆”来，同他们亲切交谈，从30年代电影明星的笑话一直谈到现在电影不能拍了怎么办，房间里不时爆发出快活的笑声。周恩来就在这样融洽的气氛中，给他们解答了许多问题，给了郑君里很大的鼓励。这次谈话后，郑君里十分兴奋。以后他有了什么计划，什么想法，都经常要先给“周先生”讲。

当时大后方文艺家的生活是比较艰苦的，周恩来和南方局还支持文协广泛开展了募集援助贫病作家基金运动，扶助饥寒交迫中的作家渡过难关。剧作家洪深在政治压迫、贫病交困中全家服毒自杀遇救后，周恩来闻讯立即派人去慰问。作家王鲁彦在贫病中逝世于桂林，周恩来不仅发去唁电，还嘱托冯雪峰给家属转送捐款。重庆的冬天很冷，一次周恩来看剧作家曹禺穿得单薄，便送给他一块延安出的灰色粗呢，要他拿去缝衣服穿。

剧作家吴祖光在80年代一次座谈会上回忆了这样一件感人的事。

那是1946年元旦，他准备离开重庆到光复后的上海去，担任新出版的《新民晚报》副刊编辑。临行前的下午，他去曾家岩50号，想看看周恩来，向他辞行。不巧，周恩来的警卫员告诉他：“周先生在楼上开会。”吴祖光觉得不便打搅，便转身离开了。

谁知他刚走到曾家岩巷口，那位年轻的警卫员就飞跑追来，请他回去，说“周先生在等你”。吴祖光折回去后，周恩来已在会客室里等他了。

吴祖光歉然说：“我看看就走，您挺忙的。”

周恩来赶紧说：“不，我已开完会了。”

吴祖光说：“你需要休息。”

周恩来笑道：“跟你说话就是休息！”

周恩来和吴祖光谈了一个多小时之久。主要谈了两个内容：一是问吴祖光到上海后干什么和《新民晚报》的情况；再就是谈曹禺，关心他的生活问题，对他的处境感到不安。同时，周恩来还谈到了他对《风雪夜归人》剧本的看法，谈到他曾把剧本带回延安去交给鲁迅艺术学院，并向延安文艺界人士介绍该剧在重庆演出的情况……

这个时候，正是周恩来与刚来中国的美国总统特使马歇尔商谈有关美国参加“调处”国共军事冲突，结束中国内战的紧张繁忙日子。在这样的时候，周恩来完全可以不见吴祖光，但他不仅见了，而且还“谈了一个多小时之久”，谈的又主要是文艺家个人生活的事。若不是与文艺家之间有真诚的朋友之情，显然是很难这样做的。

老舍住在重庆远郊北碚时，《新华日报》在北碚设有一个分社，受到国民党特务的监视。分社的报童每天给老舍送报，都是在夜里悄悄地把报纸从门缝下塞进去。有个文协工作人员问报童为什么要这样，报童说，我们怕给舒先生惹麻烦。听到这个回答的人都很感动。这种作法显然不可能是报童自己的主意，而是报社的中共组织的吩咐。虽然不知道这是不是周恩来的意思，但是这很能体现周恩来领导下的群体的办事风格。

另一件事则确实是周恩来亲自关照的，反映出了他对文艺家的关心到了何等细致入微的程度。

青年演员路曦在解放战争时回到了北平家中，正值解放军围城，她怀着孩子，常常听到炮声，心里十分着急，便给在南京的一个朋友冼群写信谈起。

没想到没过多久，当时中共在北平军调处工作的陈舜瑶和宋平（都是以前在重庆中共中央南方局工作的干部）来到她家，安慰她说：“你别怕，一时还打不起来。如果你感到十分紧张，就进城找我们的同志，他们会送你到解放区的。”并且给了她一个地址，叫她去找荣高棠（也是当年南方局的干部）。

陈舜瑶和宋平是坐军调处的汽车来的，但为了不让路曦家被汽车的到来引起旁人注意，他们在离她家二三里的地方就下了车，然后步行走过来，走的时候又不要她远送……

路曦当时的感激之情真是难以形容，她尤其感到奇怪的是，他们怎么会知道她的处境、心情以及她的住地呢？

后来她才知道，原来是她的朋友冼群有一次在南京遇到了周恩来，周恩来询问起路曦的近况，冼群如实说了，周恩来得知后，便通知了在北平的同志，作了那样的安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