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除夕之夜，一架欧亚航空公司的飞机从桂林飞抵香港启德机场，从机上下来的乘客中，有著名左翼作家、共产党员夏衍。他是因国民党反共顽固派掀起第二次反共**，在得到十八集团军桂林办事处负责人李克农的通知后，撤退到香港的。在此前后，内地不少文艺家都在中共中央南方局的精心安排下撤到了香港。

一天，红岩嘴收到一份十八集团军香港办事处负责人发来的电报，其中谈到对文艺家们的一些看法，特别是说到对夏衍有些“不敢相信”，不同意让他参加支委工作。

周恩来读着电报，不禁皱起了眉头。思索片刻，他起草了一份给在香港的南方局委员、十八集团军香港办事处负责人廖承志的电报，电报中先以勉励的口气说：“三个月来文化人到香港者甚多，要你一人招待疏散，想见你的繁忙。”接下来就严肃指出：

不过我们仍要向你提议对待文化战线上的朋友及党与非党干部，第一不能仍拿抗战前的眼光看他们，因他们已进步了，已经过一次考验了；第二不能拿抗战前的态度对待他们，因他们已经过一些政治生活，不是从前上海时代的生活了；第三，我们也不能拿一般党员的尺度去测量他们，去要求他们，因为他们终究是做上层统战及文化工作的人，故仍保留一些文化人的习气和作风，这虽然如高尔基、鲁迅也不能免的，何况他们乎。

在这份电报中，周恩来还具体谈了对待文艺家们的工作方法和态度问题，恳切地说：

毛主席告诉我们要重视这支文化战线上的力量，因为他们正是群众革命精神宣传者和歌颂者，我这一年来在此收获不少，希望和建议你们本此精神做去。

周恩来自己，正是“本此精神做去”的，这个精神，就是把文艺家视作“群众革命精神宣传者和歌颂者”，给予充分的理解、信任和尊重。

周恩来与郭沫若的友谊，已经是众所周知的了。郭沫若在抗战时期虽然名义上不是中共党员（党籍未公开），但是他实际上是站在中共立场上并且完全听从中共指示的作家。他出任国民政府政治部主管文化工作的第三厅厅长，就是听从了周恩来的劝告而忍辱负重就职的。即使对于这样一个作家，周恩来也并不视之为本党的“宣传工具”随意驱使，而是给予充分的尊重。当郭沫若把《棠棣之花》剧本给周恩来看时，周恩来提出了一些不同意见，郭沫若有的接受了，有的则不同意，两人发生了争论，各执己见，这时，周恩来便谦逊地让步说：

“你是作家，尊重你的意见。”

对政治观点与中共一致的文艺家（甚至本身就是中共党员，如夏衍）给予理解，都不那么容易做到，对其他文艺家岂不更难？而周恩来的感人至深之处正在于此。

1941年10月底，中央青年剧社在重庆抗建堂公演了剧作家曹禺的新作三幕话剧《北京人》。

这个戏写的是与抗战无关的人和事——众所周知，早在四年前的1938年底，就已因梁实秋为《中央日报》副刊所写的一则《编者的话》而引起过一场轩然大波：几个左翼作家抓住梁实秋文章中的片言只字，扣上“与抗战无关论”的帽子，展开了一场大批判——直到新中国建立后数十年，这场论战还被当作抗战时期文化战线上的一场革命力量与反动力量的重大斗争写进了许多文章乃至教材。这桩文坛公案目前虽已得到“平反改正”，但在当时，“与抗战无关”却是了不得的罪名。

在《北京人》上演和剧本出版后，就有左翼评论家指责曹禺放着抗战题材不写，而在这个剧中去写抗战前一个封建士大夫的家庭，令人“迷惑不解”，认为这是作家“于失望之余，悲哀心情的表现”……

然而周恩来却不同意这种简单粗暴的批评。

在他的支持下，《新华日报》对《北京人》作出了热情的肯定，发表了柳亚子的诗体剧评《〈北京人〉礼赞》，不久又发表了张颖以笔名茜萍所写的剧评《关于〈北京人〉》，赞扬这个剧可以“惊醒那些被旧社会的桎梏束缚得喘不过气来的人们，助之走向太阳，走向光明，走向新的生活。”

张颖写的剧评大多经过周恩来的审阅修改，因而这可以看作是代表了周恩来的意见。

周恩来还亲自去观看了《北京人》的演出，并去后台看望了导演张骏祥，赞扬演员江村、张瑞芳、沈扬、耿震等人的表演，以示鼓励。

1943年初，中华剧艺社在重庆上演了剧作家吴祖光的新作《风雪夜归人》，用吴祖光自己的话来说，这个剧“从剧情到主题都与抗战没有关联”。这个剧上演后，确实也引起了一些人的意见，认为完全是写的旧时代戏子与官家姨太太的恋爱故事，毫无现实意义可言。

然而，对吴祖光这出“与抗战无关”的话剧，给予最有力的支持的，又是周恩来领导下的中共中央南方局。《新华日报》用了整版的篇幅来评论和介绍《风雪夜归人》，在张颖以笔名章罂所写的剧评中，对这个剧给予了高度评价，称为“这次的成绩在今年整个雾季的演出中也是不多见的”。周恩来本人则七次观看了这个剧的演出。

剧作家曹禺的另一出话剧《蜕变》在重庆公演时，因剧中主角是写的一个国民党政府的专员，也引起一些过左的批评。周恩来听说后，为之辩解道：写国民党的官员积极参加抗战工作不是很好吗？假如国民党的中下层官员都不支持抗战，那我们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不就没有基础了吗？

年轻演员秦怡，是陪都时期有名的话剧“四大名旦”之一，因为政治上幼稚，看不出当时由西南联大教授陈铨所写的话剧《野玫瑰》是歌颂军统特务、宣传法西斯主义权力意志论的坏戏（当时《新华日报》也曾连续多日刊登这个剧的演出广告），只觉得这个剧剧情惊险、浪漫，引人入胜，又是讲的“抗日锄奸”的故事，便出演了剧中的女主角。

没想到《野玫瑰》上演后，遭到了进步文化界的一致批判、声讨。一时间，秦怡也受到了进步戏剧界的冷遇，生活陷入窘境。

周恩来得知后，特派张颖去看望秦怡，向她说明演员不应为剧作的问题承担责任，帮助她卸掉思想“包袱”，并关心她的生活；同时周恩来又派人给戏剧界人士做工作，请他们继续安排角色让秦怡演戏。

秦怡在周恩来的关心、帮助下，很快便提高了觉悟，走出了阴影，后来还参加了重庆戏剧界抗议国民党政府教育部授予《野玫瑰》剧本三等奖的二百余人签名活动。

张颖在回忆当年情况时概括了这样几句话：

周恩来同志对文艺工作并不是不进行批评，不提出意见，只是，他从来不以领导者自居，从来不高高在上地对剧作家、艺术家指手画脚，而是把自己当作是他们中的一员，总是诚恳细心地与他们共同研究，向他们提出建议。他从来没有不看戏就发表意见的，从来没有一下子就否定一个剧本，要对一个戏发表意见，至少要看过一遍，甚至两三遍，而且，提意见时也要考虑到作者的接受程度。总之，他很尊重作家和艺术家的劳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