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抗战时期，大后方文艺界有一个著名的团体：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简称“文协”。文协当时不设理事长或主席，它实际上的总负责人，是总务部主任，担任此职的，是著名作家老舍。

老舍是写小说的作家，当了负责人，自然也得写工作报告。但他写的工作报告也与别人不同。请看老舍为文协在武汉召开的第二届理事会所写的会务报告中的这一段：

……轮到周恩来先生说话了，他非常高兴能与这么些文人坐在一处吃饭，不只是为吃饭而高兴，而是为大家能够这么亲密，这么协力同心地在一块工作。他说，必须设法给文协弄些款子，使大家能多写文章，使会务有更大发展。最后（他眼中含着泪）他说他要失陪了，因为老父亲于今晚十时到汉口！（大家鼓掌）暴敌使我们受了损失，遭了不幸，暴敌也使我的老父亲被迫南来，生死离合，全出于暴敌的侵略，生死离合，都增强了我们的团结！告辞了！（掌声送他下楼）

——这样极富感情与文采的文字，自然是那些只会做官而不会写工作报告的人和一些受过“文秘”专业训练的秘书们所写不出来的。

能把工作报告写得如此动人，不仅因为报告人是作家老舍，还因为老舍与周恩来之间的深挚情谊。

在武汉筹建文协时，周恩来就曾指示参加此项工作的共产党作家阳翰笙等人，要通过这个组织把尽可能多的文艺界人士团结起来，一起抗日。并且提出：

“要老舍来主持，别人都不如他合适。”

老舍并不是共产党作家，而且当时与中共还没有什么联系，但他是一个极富正义感的爱国作家，这样的人，共产党方面的文艺工作者信得过，国民党也不好给他戴上“红帽子”，由他来负责文协工作，有利于团结更多的人。

周恩来不仅主张要老舍来主持文协工作，还亲自为此奔走，尽量争取各方面的支持。当时老舍初到武汉，应国民政府军委会副委员长冯玉祥将军之邀，同几位文艺家住在通湘门黄土坡千家街福音堂冯将军的办事处，冯将军请他帮着办《抗到底》杂志和《抗战画刊》。周恩来去拜访冯玉祥时，专门谈到了请老舍出面主持文协工作的事，得到了冯将军的赞同。

文协成立后，周恩来被推选为文协名誉理事。虽说是“名誉理事”，但周恩来从来不是那种只挂名不理事的人——从武汉时期的中共中央长江局到陪都时期的中共中央南方局，周恩来肩头担子之重，工作之繁忙，可以说是当今任何一个挂有“名誉理事”头衔的官员无法相比的。

就是在如此繁忙的政务活动中，周恩来以超人的胆识与精力，尽可能地给予了文协工作以多方面的关心和支持。文艺家们许多重要作品的发表，重要戏剧的演出，每年一度的文协成立纪念会，以及文协为文艺家家举行的祝寿活动，如郭沫若五十寿辰和创作生活二十五周年、洪深五十寿辰、老舍创作生活二十五周年、张恨水五十寿辰、茅盾五十寿辰等庆贺活动……都无不得到周恩来的热情关注与大力支持。

据曾在中共中央南方局文化工作委员会文化组工作的张颖回忆，文委大约每两周开一次会，每次都是晚上11点开到第二天清晨，周恩来不管多忙，总是亲自主持会议，对文艺界的问题讨论得很具体。

周恩来的关心具体到什么程度？张颖举了一个例子。

当时在重庆的官办文艺团体里有许多进步的导演、演员，在国民党统治下要演出一点进步的戏剧作品很难，他们决定另建一个民间的职业剧团中华剧艺社，这件事从开始提出设想到剧艺社成立，都得到周恩来的关怀和帮助，甚至连推选谁来当社长、第一个上演哪出戏比较合适，周恩来都亲自参加商量。后来决定由政治色彩不那么浓厚，与国民党各方面可以打交道的“中间派”应云卫当社长，第一个上演剧目为比较容易通过审查的、写资本家抗战的《大地回春》。这个戏首演时，周恩来还十分周到地吩咐张颖给演员送了些点心去。

著名共产党作家，曾在上海领导过左翼文艺运动的夏衍，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从香港脱险，来到重庆。他向南方局汇报情况和请示工作安排时，周恩来指示说：

“在你到《新华日报》去看望潘梓年、章汉夫、许涤新这些老朋友之前，一定要先到张家花园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去，拜访老舍，和到中华剧艺社去看望应云卫。”

老舍和应云卫都是中共党外人士，周恩来嘱咐夏衍一定要先去拜访他们，除去统一战线工作的需要外，当然还包含有对他们的尊重和真挚的友谊。

老舍是在抗战中被推选到文协领导岗位上后才与周恩来相识的。作家都是感情丰富而敏感的人。周恩来对文艺家们的真诚关心和帮助，自然使得老舍将他引为知己，即便在写工作报告时，笔端下也会流露出满怀深情。

作家吴组缃曾回忆，老舍和他在抗战时期同住重庆歌乐山和陈家桥的时候，周恩来曾多次来找他们闲谈，有时邓颖超也来。老舍在周恩来面前什么话都说，有时问东问西，像个小孩子，连他写作中遇到的问题也提出来请教。而周恩来则总是诚恳地谈出自己的意见……

如果没有真诚的友谊，是不可能出现这样的场面的。

吴组缃在回忆中得出了这样的结论：

“老舍向来埋头教书，埋头写作，不善于从事政治性社会活动的。他对文协工作充满热情和信心，这跟中国共产党的信任和大力支持分不开，这里面，周恩来同志即后来我们的总理的卓识远见是主要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