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周恩来领导下的工作人员，得到周恩来的关心自然更多一些。从南方局和办事处工作人员中的几对夫妻身上，即可看到周恩来对人的关心是何等细致、周到、体贴入微。

南方局机要科长童小鹏，个子小，年龄也不大，被人戏称“小朋友”。但他却是参加过反围剿和长征的“老红军”。抗战爆发后，他一直在西安、南京、武汉、桂林等地的八路军办事处工作，组织上一声令下，说走就走。直到在重庆红岩嘴才算安定下来。由于长期奔走革命，他的个人婚姻问题耽搁下来了。到重庆出席国民参政会的中共代表林伯渠，就曾为他写过调侃的诗句“年届廿五尚无妻”。

因为工作需要，童小鹏曾几次到延安通过中央组织部选调机要人员。他只想到红岩嘴机要工作的艰苦，因此每次总是选调的男同志。南方局领导博古见了，曾对他开玩笑说：

“你为什么不给自己物色一个好对象，怎么总是调来些‘焦赞’‘孟良’哟！”

周恩来注意到了这件事，在1940年7月底到延安出席中央政治局会议时，亲自关照中央组织部，选调了刚从延安中国女子大学调到中央办公厅机要科学习译电技术的学员紫非，到南方局机要科工作。

当时童小鹏已经26岁，在那时候要算是“大龄未婚青年”了。但是周恩来并未给他和紫非“说媒”，也没有以组织名义给紫非做什么工作，搞变相的“包办婚姻”，只是让他们在一起工作中去自然接触，发展关系。

紫非和童小鹏经过近三年的朝夕相处，并肩战斗，增进了了解，产生了爱情，决定结为终身伴侣。他们俩于1943年元旦订婚，“三八妇女节”前夕结婚，成了红岩嘴中又一对革命夫妻。

周恩来和邓颖超都参加了他们的婚礼。邓颖超在祝贺讲话中希望他俩和其他已婚夫妻都要实行“八互”，即互敬、互爱、互信、互学、互勉、互帮、互谅、互慰。周恩来也勉励新人结婚后要把夫妻关系搞好，把革命工作搞好。他还对在场的青年们打趣道：

“没有结婚的同志，不要胡思乱想。只要条件成熟，对革命工作有利，一个一个都要解决的！”

他的话引得青年们哄堂大笑……

然而，到了结婚年龄的青年哪有不“胡思乱想”的呢？当时红岩嘴未婚青年较多，周恩来为了引导他们正确对待爱情婚姻问题，还特地把小伙子们找来，召开过一次“恋爱座谈会”。

他以“过来人”的身份，给小伙子们谈起了他和邓颖超的恋爱。

他说，说实话，在与小超相爱以前，我已经有了一个女朋友，人很漂亮。也同情革命，但她不是革命的战士。而我是决定要献身革命的，我就觉得，作革命的终身伴侣，她不合适。我需要的是能一辈子从事革命的伴侣，要能经得起革命的艰难险阻和惊涛骇浪。而小超就不同了，她有理想，有抱负，革命意志坚定，我们志同道合，这样逐步建立了感情，就走到一起来了。

周恩来针对青年人的思想特点，坦率地说出了自己的“个人隐私”，以这个令青年们惊讶不已的秘密来对他们进行启发。他还语重心长地说：

“你们都到了结婚年龄，该找对象了。但是要注意，不要光看表面，要多了解人品。多考虑，要慎重。首先要从思想上衡量，她能不能作你的妻子。要相互了解，也要考验一段时间。起码也得半年一载，从好朋友发展到夫妻。”

他的这些话，对红岩嘴的青年们起到了很好的勉励和引导作用。

红岩嘴的年轻人中，结婚最晚的一对，是南方局交通科长袁超俊和妻子钟可玉。钟可玉原是印度尼西亚华侨。为投身抗战，她千里迢迢回到祖国，1940年到延安考取鲁迅艺术学院。一年多后，她患了心脏病，因延安条件差，组织上决定让她回印尼去，一边治病，一边做统战工作。于是她化名阿叶，以叶剑英侄女的身份，随叶剑英带领的一批同志一起到重庆。

谁知他们还在途中，就传来了太平洋战争爆发的消息。钟可玉回不去印尼了，只得在重庆留下来。经过旅途奔波，她身体更差了，

周恩来得知后，想到夏衍在远郊北碚的温泉处租有房子，环境不错，这时夏衍还在香港，房子空着，便安排钟可玉住到那里去休养。那里条件好，钟可玉很快就康复了。

以后，钟可玉在红岩嘴工作，与袁超俊相识并有了感情。袁超俊回忆说：

“我与可玉相爱是秘密的，但是周副主席看出来了，处处给予关心照顾。”

1943年6月，袁超俊奉命随周恩来回延安。动身前，细心周到的周恩来特地把袁超俊找来，对他说：

“阿叶身体不好，你走了，又不能照顾她，把她送到桂林吧。”

钟可玉被安排到桂林一个地下工作据点去，那里生活条件较好，对她身体有利。临行前，周恩来对她详细交代了去后的注意事项，还给了她一个万一发生意外时速去贵阳的联络地址。

不久，桂林被日军占领，贵阳也很危急。在延安的周恩来把袁超俊找来，嘱咐他说：

“兵荒马乱的，阿叶一个女同志东奔西跑不容易，你给刘少文去封信，让少文通知阿叶回重庆。在咱们办事处安全。”

袁超俊听了，只感到一股暖流从心底升起。

经南方局组织部长刘少文安排，钟可玉在地下交通人员帮助下又回到了重庆。

得知钟可玉已到重庆后，袁超俊去请示周恩来：可不可以把钟可玉调到延安来？

周恩来冲他笑了笑，点头答应了。不久，袁超俊和钟可玉就在延安结了婚。

另有一对由南方局领导，在香港从事港澳及海外华侨统战工作的夫妻，李少石与廖梦醒，在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沦陷后，撤到了澳门。

廖梦醒是大革命时期被反动派暗杀的国民党左派元老廖仲恺之女，本来在香港参加宋庆龄主持的国际援华机构保卫中国同盟的工作。香港沦陷前前夕，宋庆龄乘坐启德机场关闭前的最后一班飞机撤回了重庆。在重庆安顿下来后，宋庆龄准备恢复保卫中国同盟的工作，但原在这个机构工作的一些外国朋友都还没来，极缺人手，周恩来知道后，便决定将廖梦醒调来协助宋庆龄。

廖梦醒带着孩子到重庆来了。她在保卫中国同盟担任了财务部主任。李少石仍留在澳门从事地下工作。

“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当时因战争阻隔，澳门与重庆之间不能通信。而李少石办事又公私分明，作风严谨，用廖梦醒的话来说，是“严谨得近乎拘束”，他经常与南方局有电报联系，但却从不在电报中谈及私事。因而廖梦醒到重庆两年多了，一点也不知道他的情况，心中不免又担忧，又气恼。

因为有特务监视，廖梦醒并不经常到曾家岩50号去。去一次也是匆匆忙忙，很少有机会同周恩来闲谈。一次，周恩来无意中向廖梦醒问起：

“老李近来怎样？”

廖梦醒苦笑着说：

“我们到重庆后，既无音讯，又无消息。”

周恩来眉头一皱，责备道：

“老李这个人也太古板了。他经常有报告经电台发来，他怎么会连一字家书都不附来呢？”

不久，周恩来就把李少石调到重庆来了。但因廖梦醒在宋庆龄处工作，没有公开中共党员身份，周恩来特地询问她：

“老李还得住办事处，你有没有意见？”

深感温暖的廖梦醒当然没有意见。她知道，这已是周恩来对他们夫妻极大的照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