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因日军突然袭击，进展迅速，在香港的大批文化人和民主人士骤然被困于敌占区内，处境十分危急。

一向对同志和朋友关怀备至的周恩来，此时更是寝不安席，食不甘味。因为许多在香港的文化人和民主人士，都是在这年初皖南事变发生后，周恩来为保护他们的安全，抗议国民党的政治迫害，而亲自安排组织转移去的。

于是，为了这些在港文化人和民主人士的安全，周恩来又一次以“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的卓越才干，成功领导了将他们安全撤回内地的“香港大营救”行动。

这次大营救行动，历时近二百天。其间，周恩来与在香港和广东的廖承志、张文彬、刘少文等“前线指挥员”有许多电报往来。这些电报，充分体现出了周恩来对同志和朋友细致入微的关心。

太平洋战争爆发的消息刚刚传来，周恩来就从重庆给在香港的南方局委员、港澳工委书记廖承志和中共中央派驻香港的情报与统战工作负责人潘汉年、南方局情报工作负责人刘少文发去急电，电报中指出，因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已成死港，应将在港朋友先接至澳门转广州湾，或先赴广州湾然后集中桂林。

电报还对撤退工作作了十分详尽、具体的安排：政治活动人物可留桂林，文化界的可先到桂林，《新华日报》出去的人可来重庆，戏剧界朋友可由夏衍组织一旅行团，赴西南各地，暂不来重庆。极少数的朋友可去马来亚，少部分能留港者尽量留，但必须符合秘密条件，宁缺毋留，必须估计到日军占领香港后能存在。

周恩来还着重指出，孙、廖两夫人（指宋庆龄、何香凝）及柳亚子、邹韬奋、梁漱溟等，应派人帮助他们离港。

同时，周恩来还指示，港中存款全部提出，一切疏散及帮助朋友的费用，均由我们分别负责开支。

次日，周恩来又致电廖承志、潘汉年、刘少文并中央书记处，再次对撤退在港朋友和党的工作人员作具体布置。同时，还分电南方工作委员会、桂林统战委员会，指示他们作好接应和转送工作。以后，周恩来又对撤出人员的去向、工作、家属的安排、交通生活费用的支付、留港人员的工作等等，作了详尽指示。

按照周恩来的指示，廖承志、张文彬、刘少文等分别在香港和广东等地组织地下工作人员和东江游击队，历经千辛万苦，兵分几路，分批护送总计近千名著名文化人和民主人士及他们的家属，跳出了日本侵略军的海陆封锁线，逃脱了日伪军的搜捕，还战胜了沿途的土匪袭击、顽固派军警和特务的查缉等困难，平安撤回了大后方。

当第一批脱险的文化人经东江游击区转移到惠州后，南委书记方方给中共中央书记处和在重庆的周恩来等发去电报，转告了廖承志从曲江（韶关）来电报告的情况：“小廖、文彬与茅盾、夏衍、邹韬奋等一百五十多大小文化人，已安全脱险，抵达东江曾、王部，现正准备分途赶送各地中。”“文彬问上海情况如何，大批文化人能否到该处。”“对这批文化人有何指示。”

周恩来得报后，一面致电中共中央：请转告华东地下党负责人刘晓，“准备疏散一批文化人经江浙去沪转苏北”，务将“此路沿途交通情况速查告”。一面回电方方：“关于招待柳亚子、邹韬奋等事情，即移交小廖指定专人负责……”

1942年春，大批文化人和民主人士都已经先后逃离敌占区，进入国民党统治区。但这时他们仍然面临被顽固派军警特务查缉的危险，有的如邹韬奋、柳亚子等遭到国民党当局追捕的“要犯”，甚至有生命危险。3月17日，周恩来从重庆给南委正副书记方方、张文彬发去电报，对一些文化人和民主人士的去向作了具体指示。

他提出，因未得到上海复电，去沪路线及上海情形不明，因此去上海的人数应减少到最低限度，在未得复电前仍暂在游击区候电，或在梅县暂住。桂林已派人去接济，可以找夏衍，如夏衍已离开，可以找廖沫沙（可经田汉找他）帮助。除已送两万元至桂林作救济费外，拟再汇五万元去，南委亦汇五万元去。

他还分别具体指示：邹韬奋夫人及子女可暂住桂林，我们每月送津贴。他本人去苏北转华北。张友渔、韩幽桐也望去苏北。胡绳、吴全衡及于伶夫妇，如果上海站得住，可先去沪转苏北。章泯要他去桂，因为有些演员要他领导。延安也望他去。戈宝权要他回新华日报。沈志远则由桂转渝，他在文化委员会的职务尚保留。刘清扬最好到韶关或桂林找廖夫人同来渝，不过到华北以走苏北较多可能入……

香港大营救是一场大战役。周恩来自始至终对每一个环节、每一个步骤都作了认真的计划和详尽的指示。这几份电报只是其中的很小一部分内容，但是就从这几份电报中即可看出，周恩来不仅对全局性的大的行动方案作了部署，而且对一些很琐细的小事情，如家属的生活安排、哪条路线好走、何人到何处更好等等都想到了。

如果不是对每一个被营救者有着全面深入的了解，如果不是对他们有着体贴入微的真挚感情，显然很难会作这样周密细致的考虑。

在这些电报的字里行间，倾注着大营救指挥者周恩来的多少心血！

1942年4月9日，脱险后的夏衍从桂林乘飞机飞抵重庆。当晚，在导演孙师毅的家里，周恩来赶来同夏衍会见了。

周恩来一见到夏衍，就激动地和他紧紧拥抱，坐下后，周恩来充满感情地说：

“长沙一别，我两次到桂林，你到香港筹款去了。一转眼四年过去了……”

夏衍在桂林时，就已让先行回重庆的金山给周恩来带了一封简要汇报的信，这时，他准备再系统地报告香港沦陷前后的情况。才开了个头，周恩来就了然在胸地说：

“总的情况，我已经知道了。除了金山带来的信以外，前几天还收到了张文彬的电报。这次大营救，是一次很大的成功！”

沉吟片刻，周恩来显出忧虑的神色道：

“我们现在最担心的是韬奋和柳亚子的安全。韬奋不能回重庆，决定去新四军，可是这条路要经过上饶、上海，很不保险。而亚子先生是一个目标很大，又是一个性格很倔强的人，怕关系搞不好。”

夏衍见周恩来忧心忡忡的样子，便宽慰地说：

“我听第一批经过东江到桂林的人说，曾生、林平下了命令，要不惜一切牺牲保护他们的安全。估计目前已经脱离危险期了。”

夏衍尽可能简要地汇报了香港撤退前后中共组织的布置。并告诉周恩来，除了萧红病逝，南社诗人林庚白在港战的混乱中中流弹去世外，所有和中共有联系的人都已经安全脱险。

周恩来听罢，这才放心地舒展开眉头笑了。

在1946年4月，周恩来即将率中共代表团离开重庆移驻南京的时候，在南京出版的《消息半周刊》发表了一篇题为《最近到南京来的周恩来》的文章，其中讲到记者在陪都时期的一次见闻：

“记得有一次一个国民党内的民主派要员正在公共汽车站上候车时，看到晚报上说，周恩来已到渝，拍拍同行的肩说：‘春天来到重庆了。’”

这里所说的“春天”，含义自然是很丰富的。不过，无庸置疑的是，周恩来对同志和朋友的理解、尊重、爱护，和那种充满人情味的无微不至的关心，正是使人们想到他就会联想到春天的主要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