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战时首都重庆，共产党与国民党正是在腐败与廉洁上形成了最直观、最鲜明的对比。当时有这样一个生动的事例。

《新华日报》刚搬到重庆时，在郊外化龙桥向一个酒精厂老板租了他一幢房子楼下的房间作营业部办公地点，报社总经理熊瑾玎同一些工作人员住在这里。这幢房子楼上的房间，被另一个集团军租去作驻重庆办事处，住着处长虞某（国民党人）和他手下的工作人员。酒精厂老板夫人、女实业家周宗琼后来回忆说：

“两党人士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姓虞的成天带着老婆吃喝玩乐，不务正业，还借办事处之名搞走私买卖。其他工作人员经常是划拳饮酒，打麻将闹到深夜。共产党人就大不相同。他们总是天刚麻麻亮就起床，在整理好内务，打扫好清洁，吃了早饭后，便开始了一天的紧张工作。熊老夫妇与报社人员同吃同住，因房子很挤，连一个固定的床铺也没有。有的同志更是以板凳、箱柜当床铺。条件虽然艰苦，但他们工作努力，热情很高，生活严肃，令我十分钦佩。”

周宗琼和她的丈夫任宗德，就是在这样的现实对比下看到了中国的希望在共产党人身上，坚决站到了共产党人一边，并为周恩来在陪都开展统战工作尽力给予了积极的帮助。

《新华日报》总经理熊瑾玎，是长期在周恩来领导下工作的干部。自大革命失败后，他就在中共中央秘书处担任会计科长，以商号老板身份为掩护，从事中共中央秘密财务工作，是中共党内公认的“红管家”。在陪都时期，上至周恩来，下至《新华日报》社的小报童，都亲切称呼他“熊老板”。他为《新华日报》采购纸张器材、筹建纸厂、扩大广告业务，广辟财源……为提高报社的经济效益和职工生活待遇，真是作到了呕心沥血的地步。他的夫人朱端绶这时是《新华日报》会计科长。他对她严格要求说：

“凡属数目大一点的开支，都要经我批准、签字才能生效，否则不要给予报销。你们的账目一定要随时做好，每月送给南方局和恩来同志审查，每年要向延安送一次报表。”

周恩来曾多次表扬《新华日报》账目清楚、细致、准确。

像熊瑾玎这样的“老板”，财权在握，多年来经手的钱款真可谓不计其数，但他却常年穿件半旧长衫四处奔忙。他对自己在经济需求上的苛刻，甚至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程度——

他们夫妇俩有一个到重庆后才出生的小女儿桑渝，由于他们都忙于紧张的工作，无暇进行细心照料，在一个冬夜，小桑渝突然发起了高烧。

熊瑾玎夫妇俩赶紧抱着孩子，跑到附近一家医院去。医生检查后，开口要10元大洋才能接诊。熊瑾玎夫妇俩顿时面露难色……

按理说，一个总经理，一个会计科长，10元大洋无论如何也是拿得出的。每天经他们手的公款岂止这个数目！在熊瑾玎那个从不离手的布口袋里，也许就有足够的钱款。但是在他们看来，那是公款，个人是无权随便动用的。这种“公私分明”已成了他们的一种“本能”。

就这样，他们抱着孩子离开了那家医院，想另找收费便宜一点的医院。不幸的是，由于耽误了时间，可爱的小桑渝夭折了……

也许今天的人们会对此感到难以理解。但是，请想一想，如果不是有着成千上万这样的共产党人自觉地严格约束自己，为一个神圣的革命目标作出无私的奉献，中国共产党能够在1949年取代腐败的国民党而成为执政党，揭开中国历史的新篇章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