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多交党费的事在大后方共产党人中广为流传，于是引出了这样一件事。

有一位从事上层统战工作的共产党员陈乃昌，那时在国民政府最高金融机构有合法社会职业。收入较高。他也总是每月都要多交党费。先是交给李克农、叶剑英，当他改为直属周恩来单线领导后，就交给周恩来。

周恩来在第一次收取他的党费时，发现他交得较多，便详细询问了他的社会职业岗位收入、家庭生活以及家乡父母生活负担，然后说：

“你还有必要的工作应酬，每月就交党费一元吧。”

但是陈乃昌不同意。他恳切地向周恩来解释道：

“只从物质上说，我现在职业岗位的收入比在政治部三厅时还多。在过去我交纳党费也不是象征性的。我比南方局同志们的生活是够富裕了。我们南方局的同志每个月只有几块零用钱呀！”

说到这里，他又调皮地笑着说，

“周副主席，你不是把收入全都上交了吗？”

周恩来被陈乃昌这样“将了军”，只好笑了笑，收下了他多交的党费。

当时的南方局常委、统战工作委员会副书记叶剑英，还与陈乃昌有过这样一段有趣的对话。

那一次，叶剑英给陈乃昌20元公款，要他去招待几位华侨青年。他拒绝收钱，表示自己收入高，有钱招待。两人争执不下，只好来个折衷，陈乃昌拿了10元钱去，自己另补贴了几块钱，招待几位华侨青年吃了顿饭。在向叶剑英汇报时，叶剑英拿着他交上的那十几块钱的餐馆票据，感慨地说：

“在北洋军阀时代的旧军队，连以上的军需官只要任职三年的，抓起来就枪毙，也决不会冤枉他。”

“为什么？”陈乃昌第一次听到这种说法。

“贪污呀！那些人经手军需三年，必定贪污不少，死罪应得！”

正是在周恩来等领导干部以身作则的表率作用影响下，“出污泥而不染”成了大后方共产党人的一种共同作风。

当时国外华侨支援八路军、新四军抗战的很多捐款是美元现钞，使用起来不方便。周恩来就交给卢绪章，由他们通过合法身份在交易所卖出美元，换成法币支票，再通过在中央银行的关系把支票换成法币现钞。那时动辄几万美元，换成法币是成包成箱地堆在卢绪章家里。卢绪章对这些巨款视若无睹，一文也不乱动。

是因为他自己的钱多得花不完而不屑于动用那些钱吗？不。这位“腰缠万贯”的“大款”，尽管平时西服革履，派头十足。但谁也不会料到，他穿在里面的衬衣竟是打着补丁的，因而不能拿到洗染店去洗，也不能交给佣人洗，而只能让妻子悄悄给他洗……

他不仅自己不乱动这些钱，还不让亲属打这些钱的主意。他唯恐孩子们因他这个“资本家”掩护身份的影响而变成真正的资本家少爷，便把他们送到离家较远、条件较差的寄宿学校去住读。他甚至还曾打算把长子送去延安，到艰苦的革命环境里去接受革命教育，只因苦于不好向妻子说明去向，才未能如愿。当孩子们抱怨学校伙食差，向他提出转学到离家近的学校走读好回家吃饭一类要求时，他就严肃地对孩子们说：

“爸爸现在的一切都不是你们的。我死了，这些财产不会给你们留下一个子儿！你们只有好好学本事，保证长大后能自食其力。你们学习好，只要可能，我一定供养你们上大学。你们的路，要自己走。”

不仅如此，在1944年，当广大华行资金达到30万美元时，卢绪章还向南方局组织部长刘少文郑重提出，他和广大华行的另外几个共产党员一致决定，将他们的股金全部上交给党组织作为党费——而他们这几个共产党员都是在创办广大华行时或创办初期就集资入股的，他们的股金这时已是一个令不少人眼红的大数。刘少文请示了周恩来后，只同意将他们的股金划出30％作为党费。

但是到了1949年上海解放时，这些共产党人仍然将股金全部上交了。

只是为了补贴家庭开支，上级党组织才给他们分别留了5000或10000港元。公司以40万美元向非中共党员的员工发还了股金。然而，卢绪章唯独没有发给他的妻子，让他那不是共产党员的妻子也“享受”了一次共产党员的“特殊待遇”。

——当年一位女员工将这笔退款存进上海银行，到“**”时，造反派抄家抄出她这张存折，上边逐年加上利息，已有28万元人民币。至于留在香港的员工，后来则都已是百万富翁了。

可是，卢绪章自己，在“**”时被造反派抄家，抄出来的存折上竟只有400元存款！

南方局直接领导下的另一个经济机关恒源字号，“老板”肖本仁（后名肖林），原是著名大型民营企业民主实业公司的物产部工作人员，经济效益好，个人收入有保障。但为了给南方局建立自己的经济机关，他毅然放弃了这个社会职业，“跳槽”出来，独自闯入风波险恶的商海，不辞劳苦地边干边学做起生意来。

周恩来对他们的工作进行了细致入微的指导。最初打算派肖林到缅甸仰光去做生意时，周恩来就曾精细地关照他，到国外，要提高警惕，防止受骗上当。在国外遇到同乡人，谈话要恰当，不卑不亢，从容自如，但也不能冷淡，使人觉得不好接近。要掌握好分寸。还要注意保密……

恒源字号的生意也越做越大，后来与人合资办起了重庆大生公司，以后又发展成了上海华益公司和香港华润公司。上海解放后，这两大公司的负责人肖林奉命结束地下经济工作，将两大公司上交，合计向党组织上交黄金十多万两，财产折价一千多万美元。而他自己，只留下了区区3块银元以作纪念（后来赠给了重庆市博物馆）。

——“**”中，造反派认为他肯定是发了不少横财的“大老虎”，抄家多次，想要找到“巨款”，结果大失所望。

在周恩来培养下成长起来的中共经济干部，普遍是这样把舍己为公、无私奉献视为理所当然的事，而决不假公济私。有的还为此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南方局领导下有一个秘密经济机关工作人员，名叫何九龄，十多岁时就因参加中国共产党，从事革命活动而在成都被国民党反动派关进了监狱，后又转押于重庆反省院。五年阴暗、潮湿的牢狱生活，使他年纪轻轻就患上了严重的支气管哮喘病，不能劳累，一旦发病，就喘不过气来，甚至会全身**成一团，痛苦不堪。抗战开始，国共合作后，他才被释放出狱。

不久，何九龄受命从事地下经济工作，改名何忠发，做起了生意。他长年奔走于重庆、宜宾和湖北宜昌三斗坪等地。经常忍受着病痛的折磨，默默地为南方局筹集经费。当南方局迁走，公开的中共四川省委不久也撤离后，他转由中共川东临时工委领导，继续从事秘密经济工作。

一次，思想上已经开始腐化变质的中共重庆市委书记刘国定，知道何忠发是川东临委的“财神爷”，向他伸手借钱，想要拿去做投机生意发财，何忠发坚持原则说：

“组织上有钱，不能借给你私人。我个人又无钱可借。”

刘国定怀恨在心，向川东临委“举报”何忠发有经济问题。临委书记王璞调查后，发现是刘国定贪图享受，诬陷同志，对其进行了严肃批评。

1948年4月，刘国定被捕叛变，致使重庆及四川中共地下组织遭受大破坏。大逮捕开始后，何忠发正在重庆德士古煤油公司担任出纳主任（这是他的公开掩护职业）。他得到警报，赶紧转移到了广安县暂避风头。

因损失惨重的地下党组织急需经费，何忠发又不顾个人安危，冒险于7月里到重庆公司取款，同时还运送一批货物到重庆出售。而重庆尚处于大逮捕**中，他不幸落入敌手。

何忠发被捕后，丧心病狂的刘国定指认他是共产党的“财神爷”，还硬咬定他手里有金条若干，逼他交出。何忠发受尽酷刑，坚不吐实，最后在重庆解放前夕与江姐等一起壮烈牺牲于歌乐山电台岚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