皖南事变后不久的一天，重庆城里的消防队紧急出动，消防车一路敲响着警钟，向城郊化龙桥方向疾驰而去。

原来，有名的民营报纸《新蜀报》为避日机轰炸而临时迁建于化龙桥的编辑部和印刷厂突然失火。待消防队赶到，土墙草顶的房屋已变成一片废墟——许多年后，人们才知道这是国民党特务放的火，因为当时《新蜀报》支持中共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遭到国民党顽固派忌恨。

此时《新蜀报》处境十分艰难。尽管全体职工艰苦奋斗，加上一些金融界朋友大力支持，但恢复工作在最后阶段仍然因短缺四五千元资金而陷于停顿。总经理周钦岳万般无奈，只得求助于虽然经济并不宽裕，但同《新蜀报》关系一直很好的《新华日报》。他找到《新华日报》社长潘梓年商量，请他向周恩来反映，看是否能给予支援。周钦岳多年后回忆说：

“不料，次日即由梓年携来现钞若干（装在跑警报的袋里，当时大都人人如此），并允另以高价买我社闲置的平板机一部（《新蜀报》已改用卷筒机），得以解除急困，真是如天之幸！”

对他人如此慷慨解囊的周恩来，自己却节俭到了旁人（甚至是不常与他在一起的共产党人）难以想象的程度。

一次，周恩来约地下党员陈乃昌到城里《新华日报》营业部楼上谈话，陈乃昌去时，周恩来还在会客，秘书陈家康让陈乃昌到邻室稍候。

闲谈中，陈家康叹息着告诉他，周恩来已忙了一整天，还顾不上晚餐呢，中午也是将就吃的。

陈乃昌一听，着急了，他知道这里营业部是不供餐的，再不考虑晚餐，饭馆都要打烊了。他忙拿出钱来，让陈家康去买饭。于是，陈家康买回来三碗不冷不热的“雪里蕻”汤面和一些价格十分低廉的柑桔。

周恩来送走客人进来后，陈家康首先对他说明，买的面条和柑桔是“罗光”（陈乃昌党内化名）会的钞。周恩来知道陈乃昌收入较高，便不客气，和陈乃昌边吃边谈起工作来。

陈乃昌端起碗，只见面条上洒了一小堆雪里蕻，隐约有些星星点点的肉末，他拿筷子一拨，便觉一股霉味直冲鼻子。他还在感到难于下咽时，周恩来已是饥不择食地半碗下肚了。一边吃，周恩来还一边饶有兴味地大谈乡村主妇烧雪里蕻的窍门。陈乃昌觉得面里的霉味好难闻，却一点也没有发现周恩来有什么异样的表情……

这既是生活上的克己，又是工作上的忘我。

克己与忘我，是周恩来同一作风的不同侧面。

陈乃昌时常去向周恩来汇报工作，他记忆中有这样一个难忘的情景：

“我不只一次看到，往往是夜深的时分了，周恩来天赋的炯炯有神的双眼在几度黑白翻动。这表明，他是太疲劳了，那是几经少眠少休、不眠不休的日日夜夜啊！但是，当我放缓了语气，他立即警觉起来，好像一切的疲劳顿时消失了，又复是全神贯注，亲切地谈着。有时，我想趁此告辞，让他早点休息，他觉察了我的用意吧，却转了话题，又谈了许久。”

另一个共产党员林琼也有一段类似的回忆。

1942年底，被国民党顽固派关押了两年的林琼从上饶集中营出狱后，按照中共地下组织的安排，辗转来到重庆，向南方局汇报狱中情况。

林琼在曾家岩50号第一次与周恩来见面时，先作了一些简要汇报，准备再具体写成书面报告。周恩来说：

“不忙，你先休息几天，我会安排时间来听你详细汇报的。”

几天后，周恩来安排林琼住到了红岩嘴。此后，周恩来常常抽出中午的时间从曾家岩到红岩来听她汇报。周恩来听汇报不带秘书，而是自己听，一边听，一边问，问得很详细，还自己作笔记。

有几次，林琼发现周恩来在听汇报中显得十分疲倦，完全是勉强支撑着在听。她感到于心不忍，便把这个情况悄悄告诉了南方局组织部负责人钱瑛，并提出是不是由自己把需要汇报的内容写成书面报告，让周恩来好休息。钱瑛叹息说：

“周副主席每天工作十七八个小时是常事，有时连四五个小时的睡眠都保证不了，真是让人担心。但他总说工作要紧，累些没什么。他听你的汇报为什么总安排在中午休息的时间？这也是硬挤出来的时间啊！”

林琼听了这一番话，止不住热泪盈眶……

“出污泥而不染”“同流而不合污”。

“吃的是草，挤出的是牛奶、血。”

这，就是周恩来和以他为代表的大后方共产党人的人格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