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周恩来的精心指导下，在卢绪章等共产党人的辛勤努力下，广大华行的业务不断扩大，不仅在昆明、成都、贵阳、西安、桂林等地设立了分支机构，还把生意做出了国界，先后在苏联、美国开展起国际贸易。到1942年，广大华行的资金已增加到法币20万元，到1944年，资金已达美金30万元。

卢绪章在社会上的地位也不断上升，他通过各种关系，取得了国民党特别党员、第二十五集团军少将参议等头衔，成了陪都商界著名的“大款”，与四川、云南、上海等方面的资本家建立了业务关系，甚至还得到国民党ＣＣ系特务头子陈果夫的青睐，被聘为陈果夫组建的特效药研究所理事。

广大华行的其他共产党员也同各地国民党的党、政、军、特人物建立起了关系，在抗战后期被派到美国去开展国际贸易的广大华行另一位共产党员舒自清，就是利用蒋介石的妻弟、侍从秘书、侍从室机要组组长兼军委会机要组组长毛庆祥的关系，以毛庆祥的“生产促进会”的名义去美国的。

作这样的“资本家”，是进行另一种形式的斗争，同样有着战场斗争的艰辛与残酷，同样需要付出牺牲的代价。

卢绪章多年后对他们这种生活不为人知的另一面说了这样一段话：

“表面上，我是住洋房、坐汽车、开宴会、穿西服的大老板，应酬各方，轻松自在，但内心的压力和苦恼是少为人知的。我们既要防国民党鹰犬的跟踪，又要受不明真相的自己人的冷嘲热讽。但一想到这一切都是按照周副主席的指示做的，是为了配合八路军对敌斗争的，是一种特殊形式的对敌斗争，个人的安危与一点点委屈又算得了什么呢！”

没有人会想到，为了贯彻周恩来的“不再发展组织，即使在自己妻子面前也不暴露身份”的指示，这些经济干部承受了多大的心理负担，付出了多大的感情代价。卢绪章永远不能忘记这样一件事：

“有一次，我在红岩嘴呆了一夜，清晨才回家。妻子发火了，查问这一夜在外做什么。我只能像往常一样胡编一套，想搪塞过去。不料她说：‘你不用骗我，你的几个朋友家我都找遍了，根本就没你的人影！’说着就掉下了眼泪。看到她那样难过，我虽然很心疼，却什么也不能讲，只有无可奈何地叹气，一股委屈情绪袭上心头。但一想到周副主席的指示，心里马上又觉得热乎乎的，没有一点委屈了。”

抗战胜利后，广大华行总行准备迁往上海。卢绪章兴冲冲地前去红岩嘴向周恩来汇报工作。他作好了充分的考虑，谈完工作安排后，就激动地提出他多年来积压在心底的愿望：去延安。

但是周恩来听了以后，却向他宣布了组织的决定，要他与广大华行同去上海，继续当红色“资本家”。

卢绪章一听，顾不得是当着周恩来这样的领导人的面，眼泪唰地一下子涌出来了。他像孩子向亲人诉苦那样情绪冲动地说：

“周副主席，当‘资本家’真比要我的命还难受呀！我从青年时代起就立志救国，入党后，我更渴望做一个堂堂正正的战士，但这些年我却成天和那些双手沾满我们同志鲜血的特务周旋，碰杯送礼，我心里受不了呀！老朋友骂我，妻子不理解我，我满腹委屈向谁说呀？‘资本家’的日子我真过够了！”

周恩来见他这样激动，没有批评他，默默地给他倒了一杯茶，然后抱起双臂，在屋里踱来踱去，思索着。过了一会儿，周恩来站到他面前，语调亲切，充满感情地说：

“卢绪章同志，你的痛苦我完全理解。你迫切希望去延安的心情，我能体会。我也听说过你过去的上海朋友曾当面骂你财迷心窍，与豺狼为伍。你也许还不知道，我这里还收到过一些民主人士的告状信，说你丧失了良心和正义感，只知道赚钱发财……你是一个耿直、嫉恶如仇的人，却要长期和那些人周旋，被朋友误解指责，内心怎能不痛苦呢？”

卢绪章想不到周恩来竟如此了解他的痛苦，如此体谅他的心情，他渐渐平静下来，擦干了眼泪。周恩来又和蔼地说：

“但是，别忘记我们都是共产党员，我们曾向党旗宣誓，要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生。现在党的工作需要我们受点委屈就办不到了吗？你到前方去放几炮，也就是消灭几个眼前的敌人嘛。你若留在后方，却可以做许多重要工作呀！再说，如果现在换人，即使那人能够经营好广大华行，但是他能那么快就取得你那些上层关系，像陈果夫这样的人的信任吗？反之，你到解放区去的消息一旦透露出去，那对整个广大华行的党组织的危害就不堪设想了……这些，你都考虑过吗？”

没有一句板着面孔的批评，周恩来就用这种同志间探讨式的、询问式的温和的开导，说服卢绪章打消了坚决不再当“资本家”的念头，又振作起精神回到了他从内心里感到厌恶的那个特殊岗位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