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色朦胧中，一辆挂着“国字10367”牌照的黑色小轿车驶到重庆城郊化龙桥公路边的红岩嘴山脚下。在一片杂草丛生的缓坡上停下来。从司机座位上下来的是第十八集团军重庆办事处副官袁超俊，这时他在中共党内的身份是南方局交通科负责人——当时所谓交通，主要指秘密情报工作。

袁超俊下车后，向四周警惕地环视了一下，听了听周围的动静，然后才拉开后座的车门——车上下来一个西服笔挺的年轻人，浓眉厚唇，神情刚毅而又机警。他一言不发，跟着袁超俊，沿一条小路爬上山去。

山岩上，红岩嘴的办公楼在夜雾中闪着灯光……

袁超俊带来的这个神秘人物，是抗战时期陪都重庆有名的富商——广大华行总经理卢绪章。但是当时很少有人知道，他竟是中共中央南方局掌握的秘密经济机构中一个主要单位的负责人。

广大华行原是卢绪章和几位好友30年代初在上海集资创办的，那时只是一个全部资本只有300元钱的小小“皮包公司”，经营一点西药、医疗器械的邮购业务。他们的目的是建立一个供有志青年共同学习进步书籍、探讨救国真理的场所。

抗战爆发后，业务有了发展，经营中心也由沦陷后的上海转入内地。但卢绪章已在1937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他志不在经商，而是一心想要为救国救民投身革命。他向党组织提出请求后，得到批准去新四军工作。

不料正要起程时，他因做痔疮手术后感染，不得不在医院多呆了些日子，耽误了行期。

而这一来，就大大改变了他的人生道路。

原来，这时中共中央南方局委员、中共江苏省委书记刘晓正奉南方局指示在为建立大后方秘密工作机构选拔干部。刘晓经过审查，选中了卢绪章等人。这样，卢绪章便得到了党组织新的指示：到战时首都重庆去，以“资本家”身份在大后方工商界活动，以原有的广大华行为掩护体，并将其改建为共产党的秘密工作机构。

1940年夏，卢绪章和刘晓分头到达重庆。不久后的一天夜里，刘晓带领卢绪章上红岩嘴去见周恩来。他们先坐人力车到化龙桥，再从红岩嘴后山绕小路进入红岩嘴。

他们进入办公楼时，周恩来已在等着了。卢绪章是第一次看到周恩来，心里有点紧张，但周恩来微笑着和他握握手，就开门见山地说：

“卢绪章同志，从今天开始，你们办的‘广大华行’由红岩嘴单线领导。‘广大华行’内的党员由你单线领导……”

接着，面容清瘦，目光炯炯的周恩来给卢绪章详细讲解了当时国民党统治区的形势。鉴于国民党顽固派正在密谋再次掀起反共**，政治局势日益险恶，大后方的中共党组织必须彻底改变以往那种公开的工作方式，转入“地下”隐蔽起来，长期埋伏，积蓄力量，等待时机，共产党员要注意个人身份的社会化、职业化、合法化，在社会上广交朋友，包括国民党方面的朋友。

周恩来还叮嘱卢绪章，今后不但不许同重庆的中共地下组织发生横的关系，还要做到不与左派人物往来，不再发展组织，即使在自己妻子面前也不许暴露身份。要充分利用各方面关系作掩护，使广大华行能够长期存在下去，完成党组织交给的各项任务。

这次谈话一直持续到附近传来雄鸡报晓声。

周恩来把刘晓和卢绪章送到办公楼门口，迎着凌晨的凉风，他用力握着卢绪章的手，语调低沉而意味深长地说：

“卢绪章同志，工作环境险恶，你这个‘资本家’可一定要当得像呀！你要像八月风荷，出污泥而不染。与各方面打交道，交朋友，一定要记住同流而不合污呀！”

“出污泥而不染”“同流而不合污”。卢绪章从此把这两句话铭记到了心头。

周恩来原是打算将卢绪章等领导的广大华行作为秘密交通情报机关和南方局的第三线机关，一旦国共关系恶化，南方局的第一、二线机关都遭到破坏后，就要靠第三线发挥作用。后来政治形势缓和了，经济形势却更加紧张起来，国民党当局停发了十八集团军和新四军的军饷，南方局不但要为前方将士和大后方中共组织筹集经费，还得帮助一些干部家属和部分民主人士解决生活困难，资助一些群众团体等等。当时物价又不断上涨，开支日益增加。因此，南方局又决定将广大华行作为秘密经济机关。

在这种情况下，卢绪章等共产党人肩头的担子更重了。他们这时做生意，就不再仅仅是为了掩护身份，而且成了为抗日大业和中共组织的生存与发展筹集经费。这自然也就需要他们在经营活动中倾注更多的心血。

每隔一段时间，周恩来就要叫袁超俊亲自开车去把卢绪章秘密接到红岩嘴来，给卢绪章看文件，讲形势，谈工作，交代各种方针、政策和策略。常常是谈至深夜，又叫袁超俊开车送卢绪章下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