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21日，第十八集团军贵阳交通站突然被当地警备司令部查封，并捕走交通站工作人员8人，没收一切资材……

1月22日，被国民政府军委会下令撤销的第十八集团军桂林办事处部分工作人员及家属撤至重庆，准备转赴延安……

乌云翻滚，危机四伏……

这时，一个有关南方局的去留和中共是否在国民党统治区继续坚持公开合法斗争的问题，严峻地摆到了周恩来面前。

1月18日，中共中央书记处两次电示周恩来等南方局领导，指出：皖南事变证明国民党准备破裂，你们在重庆环境日险，应立即设法借故离重庆返延安，重庆办事处干部也分批回延，仅留几个人应付局面。应通知同情分子分批向香港及南洋转移，并资助其旅费。《新华日报》应缩小，日出半张，报馆干部亦需撤退。

1月20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提出并得到通过，决定撤销中共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各办事处。中央书记处电示南方局，指出各办事处已失去存在的可能与意义，决定恩来、剑英、必武、颖超及办事处、报馆重要干部于最短时间离开重庆；非党干部迅速向南洋国外撤退；一切资财的运输，以不妨碍干部的撤退为原则……

1月25日，毛泽东再次致电周恩来，指出：我们是只有和蒋介石对立一途，没有别的路走，你们应迅即回延。

短短几天之内，中央数次电示：立即设法借故离重庆返延安；于最短时间离开重庆；迅即回延……口气越来越急迫。

——更何况，前面已经有了中共中央东南局书记项英不听从中央的再三电示，迟迟不下决心让新四军北移，以致招致惨祸的前车之鉴！

周恩来是一向以遵守组织纪律、服从上级决定著称的。

然而，在这严峻的时刻，甚至是有关他个人生死安危的关头，他却没有简单地表示服从中央决定，离开这个危险之地。

他在他的房间里召开了几个主要领导干部的紧急会议，商讨去留问题。经过仔细分析，大家认为时局的发展仍然存在两种可能：一是国共关系完全破裂，全面内战爆发；二是国民党尚有顾虑，还不敢贸然全面反共，国共仍维持抗日合作关系。从周恩来等人在数日奔走中所掌握的情况看，出现第二种局面还是有可能的。

最后大家一致认为，此时难以离开。周恩来断然说：

“我要坚持到最后！”

要坚持到最后，就意味着要准备牺牲。

当年有一个在周恩来单线领导下从事上层统战工作的共产党员陈乃昌，十分担忧中共领导人，特别是周恩来在重庆的处境，一次，他向周恩来汇报工作时，周恩来提到在1933年就被德国法西斯当局逮捕了的德国共产党领袖台尔曼，说台尔曼随时有可能被杀害。陈乃昌就汇报了他从国民党上层人士口中获知的一些威胁周恩来安全的传言，十分忧虑地说：

“台尔曼的遭遇应引为我们党万分的警惕。”

周恩来听了，缓缓说道：

“我们更需要的是许许多多台尔曼式人物的继起呀！”

周恩来已经把个人生死完全置之度外。

为了留在重庆坚持战斗，周恩来向中央进行了反复陈说。

《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一书中说：毛泽东“在皖南事变发生后，出于对蒋介石血腥屠杀新四军的无比愤慨，一度对政治形势的分析又只强调了坏转的一面，认为国共的全面破裂已经开始，中共与蒋之合作已经完结……”几天后才“放弃了一度产生的偏激认识”。

但是，胡乔木只提到刘少奇的建议使毛泽东改变了想法。实际上，周恩来的反复陈说，据理力争，显然应该是促使毛泽东改变想法的一个重要原因。

1月27日，毛泽东致电周恩来，同意他的“逐步撤退”的办法。

1月29日，毛泽东、朱德致电重庆办事处全体工作人员，希望他们努力奋斗。并鼓励他们说：光明就在前面，黑暗总会过去，全国全世界人民都是援助我们的。

历史证明，周恩来坚持不撤离重庆的决策是十分正确的。

在当时，要作出这样的决定，不仅需要有不怕坐牢、不怕杀头的大无畏气概，而且需要有为整个抗日大局着想的胸襟和对复杂局势的审视和驾驭的能力。

周恩来坚持留在重庆，具有极其重要的历史意义。这一决策保存了中共在国统区的指挥中心，保存了国共联系的主渠道，也保住了团结抗战的局面和中共在国统区的合法战斗阵地，对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起了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