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大的打击接踵而至。

1月17日晚，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公布了当局以国民政府军委会名义发布的《通令》和“军委会发言人”谈话，诬蔑新四军“抗命叛变”，悍然宣布撤销新四军番号，并声称要将新四军军长叶挺革职交军法审判……

在得知消息后，周恩来从曾家岩50号给何应钦打去电话，怒斥道：

“你们的行为，使亲者痛，仇者快，你们做了日寇想做而做不到的事。你何应钦是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

打过电话，周恩来又驱车去到国民党谈判代表张冲住处，当面提出质问和抗议。

周恩来回到红岩嘴时，已是深夜了。

南方局和八路军办事处机关的全体共产党员，除了担任警戒和电台值班的外，都聚集在办公楼二楼的过道里等着他。

周恩来来到过道中间，在同志们焦急的凝视下，沉默了片刻，向大家报告了有关情况。他在讲完有关事变的各种消息后，压抑着满腔的悲愤，分析了形势发展的几种可能，然后坚定地说：

“我们应从最坏的可能准备，争取最好的结果。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如果国民党对我们突然袭击，我们争取时间把机密文件毁完了，就准备被捕，坐牢，砍头。要是把我们抓起来了，要坚持不泄露党的机密。男同志都承认是共产党员，女同志承认是家属。因为我们是公开的共产党机关，要问你们党的组织情况，就说党中央在延安，主席是毛泽东。我们红岩和曾家岩是一个党支部，支委是周恩来、董必武、邓颖超，支部书记是周恩来。问别的，你们一概说不知道，叫他们问支部书记，问我周恩来！”

“问我周恩来！”周恩来那因几天没有好好休息而显得有些沙哑的声音在过道上震响。

“周副主席，请放心！”

“我们一定沉着应变！”

人们纷纷表示着决心，过道里群情激昂……

周恩来炯炯的目光扫视着这些朝夕相处的战友们，语调沉重而又刚毅：

“我是蒋介石、国民党请来的，如果出现这种情况，我一定要向蒋介石交涉，尽可能争取让蒋介石把我们送回延安，争取全师而归……但也要作好最坏的准备，准备牺牲。”

他的声音再一次掀起人们心中**的风暴：

“要牺牲，我们一起牺牲！”

随后，周恩来给大家讲了一个故事。

他讲的是两个年轻的共产党人，周文雍和陈铁军，在十多年前的壮烈牺牲。

周文雍那时是中共广州市委组织部长兼工运书记，广州起义时的工人赤卫队总指挥；陈铁军是中共两广区委妇委委员。广州起义失败后，他俩本已安全撤离，但为了革命的需要，又被地下党组织派回广州，假扮夫妻，建立秘密机关。两人在艰苦的地下工作中朝夕相处，并肩战斗，产生了真挚的爱情，但是他俩都全身心投入到紧张的工作中，一心为劳苦大众谋求解放，顾不上考虑个人的恋爱和婚姻。直到他俩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押赴刑场杀害的时候，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他俩才豪迈地宣布举行婚礼，让反动派的枪声作为他们婚礼的礼炮……

对这两个年轻人，周恩来都很熟悉。北伐战争开始前，他在广州就与他俩认识了。在大革命失败，广州发生“四·一五”反革命政变时，邓颖超刚生下了儿子（儿子不幸夭折了），正住在医院里养病，不知道外面发生的事。是陈铁军冒险化装到医院去，向邓颖超报告了局势的变化，通知她转移……

讲完周文雍和陈铁军“刑场上的婚礼”的故事后，周恩来又给大家念了叶剑英写的纪念方志敏的诗，号召大家向烈士学习，在任何情况下保持共产党人的革命气节。

会后，周恩来正在同几个干部研究加强保密工作的问题，《新华日报》社来了几个走得气喘吁吁的工作人员，报告了一个紧急情况。

《新华日报》将在第二天发表的有关皖南事变的报道和评论，全部被国民党新闻检查官检扣，而且，平时坐等报社送稿上门检查的新闻检查官，这天竟一反常态，带了一班人，赶到报社来坐等，一定要审查了将在第二天出版的报纸的大样才走。

周恩来思索片刻，斩钉截铁地说：

“这次我们必须跟顽固派斗智抗检，寸步不让！”

他吩咐报社来的同志回去告诉总编辑章汉夫，先把报版上被检扣后空出的两块地方用别的消息补上，印好几张报纸送检，把新闻检查官应付走。他要另写东西放在那两处，不送检。

然后，周恩来将满腔悲愤凝于笔端，挥笔写下了两篇著名的题词：

“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

“为江南死国难者志哀”

这时已是18日凌晨了。再过两天就是农历大寒。屋外夜雾弥漫，隆冬的寒气透过门窗、墙壁，渗入红岩嘴这幢简朴的办公楼里。周恩来搓了搓冻僵的手指，把题词装进信封，写上“立送汉夫同志亲收”，叫童小鹏把副官岳仁和叫起来，让他带一个警卫，从对面翻山过去，把信送交《新华日报》社，要章汉夫立即安排制版，大量印发。并组织发行力量，抢在次日各大报发行之前送到广大读者手中。

黎明前，当国民党的新闻检查官已经回到家里放心睡大觉时，印有周恩来题词的《新华日报》已经开始送往读者手中。等到国民党方面发现，已经晚了，这一期“违检”的《新华日报》已经传遍了陪都重庆的大街小巷，周恩来这短短25字的题词产生了震撼人心的巨大力量，揭穿了皖南事变的真相，表达了对国民党顽固派的最强烈抗议。

据当时出版的《解放》周刊1941年第129期上的《山城杂色》一文报道，这天的《新华日报》因遭到查禁反面被人们视为至宝，“黑市价”涨到了30块钱一张，“甚至某个英国人要看当天的《新华日报》，竟出到80块钱才买到一张。据说还费了九牛二虎之力。”

就在这一天，周恩来又组织了另一次有力的反击。在曾家岩50号，由叶剑英主持，南方局军事组起草了《新四军皖南部队惨被围歼真相》，逐条批驳了军委会通令和军委会发言人谈话。周恩来审定后，指示印成传单，大量散发到各界人士及各国驻华使节、记者手中，产生了极大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