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秋末的一天上午，从重庆朝天门北侧嘉陵码头坡上的小河顺城街一所大院内，抬出几乘拱杆大轿。轿子前后跑着一些身背斗笠、腰挎手枪的弁兵。这些弁兵们腰间还引人注目地吊着一个当时被称为“洋瓷碗”的搪瓷碗，显然是要出远门的样子。

从嘉陵码头下面江中，传来一阵闷沉沉的汽笛声，两艘通体漆黑的大船，前桅顶上飘着绣有三道黄色水波纹的旗帜，已经升火待发。

弁兵们簇拥着的几乘拱杆大轿顺着嘉陵码头那322级石梯往河边下去。被驱赶到石梯两旁的力夫和行人们纷纷驻足观望，七嘴八舌地议论着。

这是军阀刘湘的“海军”——由三艘炮艇和一艘巡逻艇组成的川江公安舰队中的两艘“主力舰”《巴渝》号和《长江》号，正在出发参加刘湘统率的二十一军与刘文辉统率的二十四军之间争夺地盘的四川军阀间最后和最大的一场混战。

从1932年8月开始的这一场荼毒四川生灵的“二刘之战”，持续近一年，战线纵横千余里，双方投入数十万军队，死亡六万多人，终于在1933年10月以刘湘打垮他的嫡亲堂叔刘文辉而告结束。10月14日，由蒋介石派来的军事委员会委员长武汉行营主任何成浚作为中央代表监誓，刘湘在战火硝烟还未散尽的成都城里正式宣誓就任“四川剿匪总司令”一职。在就职讲话中，刘湘声嘶力竭地宣称：

“誓以至诚接受中央任命，团结全川军民，为剿灭共匪而努力到底！”

在混战还在进行的同时，刘湘便已将他的四川善后督办公署搬到了成都，随后，四川剿匪总司令部、四川善后督办公署特务委员会（或称二十一军特务委员会成都分会）也相继在成都建立起来。

随着刘湘势力范围的扩大，二十一军特务委员会的魔爪也伸得更远了。各县纷纷建立起了清共委员会。一些死心塌地疯狂反共的特务被派到各地担任清共巡视员或清共委员会主任。宋毓萍、吴济霞先后被派到巴县，游洪钧被派到合川，沈天泽到了华阳，曾学思到了仁寿，刘文达到了犍为，汤萍生到了乐山，熊山丈到了涪陵，谢孟樵到了梁山……

一时间，在四川各地县城、集镇，到处张贴起了内容大致相同的《清共委员会布告》：

为布告事 查本会奉令组织于×月×日成立，呈报军部在案。今当工作之始，本应按照清共条例实行清除，务使根株净绝，无令蔓延……若遽一切不问，概行缉拿，不免绝人自新之路。兹特先行布告，明示办法。其无形脱离分子，务须觅具妥保，来会登记；其有形脱离者，仍须自行来会声明登记；至各在共籍尚未自拔者，尤须觅具连环妥保，按照自首条例即行自首……

其反共清共声势之大，可以说是到了人人谈“共”色变的地步。

然而，除去个别叛徒外，真正主动去向清共委员会自首的共产党人，几乎找不到一个。那么，各地的所谓清共“成绩”，又是怎么得来的呢？曾在长寿县清共委员会做过宣传员的一个当年共青团叛徒，多年后回忆了其中内幕：

赵连璧（县清共委员会主任）是好面子的。他一面严厉其外言，一面又私谓××（县清共委员）等说，自首的人越多越好。只要是加入过的，最好都来自首。履行了这个手续，我可保证他们没问题。上峰见我等办事有功，我等也有好处的。当时有红色嫌疑的人，极易被人作为攻击借口。一般早已背叛革命的人，力求摘去红帽子的正式手续而不得，看见赵连璧这种做法，很是喜欢，于是来会自首者，不下数十人。据我当时观察，这数十人中，并无一个是还在干革命的，而皆已在学校、机关和乡镇为反动派效力了。所以这些自首分子，自动的居百分之九十九，被迫的我还记不起有哪一个，至于逾期不自首而被清共会拿获的，似乎没有。

1935年春，刘湘进一步将四川军阀田颂尧的二十九军剿赤青年团、李家钰的四川边防军铲共会等特务组织兼并，以二十一军特务委员会统一指挥全川清共委员会。到这时，据叛徒游洪钧解放后交代，成都、重庆两地的特委会正式特务有200余人，各县清共委员会的特务爪牙约1000人。

二十一军特务委员会似乎走到了凶焰炽烈的顶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