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拍摄反共电影的这段时间里，宋毓萍和特委会编译股几个较有文化水平的叛徒还创办了一份反共报纸《权舆日报》。

刘湘虽然是个军阀，但他并非是一个只知道崇尚武力的赳赳武夫，他还是知道文化宣传的重要性的——当年他刚就任二十一军军长时，就曾异想天开地要国民政府把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秘书长、著名诗人郭沫若派来给他作党代表）。

正因为如此，在二十一军特务委员会建立起来之后，他就指示在特委会中设置了侦缉队和编译股两个部门，而且由第一任编译股股长游曼谷办了一份反共刊物《光明之路》。这份刊物只出了两期，就因为游曼谷被中共四川省委特务队制裁而停刊了。以后，特委会又办了一份反共月刊《路灯》，办了不久，也因为经费困难而停刊了。

1932年后，随着反共势力的扩大，二十一军特委会正式建立起清共巡视员制度。大批特务被派赴各县巡视清共工作。留在重庆的原侦缉一二队合并为一个队，由贺蜀筠任队长。宋毓萍被调任编译股股长。

宋毓萍是个不甘寂寞的角色。当了这个编译股股长，不能再每天上街去到处盘查行人，敲诈店铺，抓捕嫌疑分子，怎样才能做出成绩来讨得上司欢心？因为共案犯日益减少，也没有多少反共启事可供他们审阅，几位特务编辑每天除了轮流派二人到邮局检查信件外，都是无所事事，只靠打麻将混日子，也不是个办法。

宋毓萍想来想去，决定办一份报纸。报告上去，果然批准。

1933年2月，由特委会出面租下市中心杨柳街32号地屋两间，作为报社地址，反共报纸《权舆日报》正式开张了。

特委会此时的主任汪显庸向刘湘请准每月拨款二百元为报社基金，特委会的两个常务委员，重庆卫戍司令李根固和军法官王璋兼任社长，汪显庸兼任副社长，宋毓萍被派兼任总编辑。

《权舆日报》这个名字，不知是刘湘的哪个高级幕僚所取，总之不会是宋毓萍之流能想得出来的。权舆，古语中为起始之义。据西汉戴德所删之《礼记》（后人称《大戴礼》）载：

夏之历，正建于孟春，于时冰泮发蛰，百草权舆。

这样一份反共特务报纸，居然想要像初春的百草那样蓬勃生长，真是滑天下之大稽！

这份报纸的编辑有些什么人呢？从反省院出来的叛徒张嘉铭、向鉴荣当了社论主笔，叛徒游洪钧既是报社副经理，又参加主编国内时事，曾遭中共地下组织刺杀未死的叛徒陈寄零主编副刊……

这份报纸的篇幅最初为四开一小张，后来扩大为对开两大张，1934年又改为八版。它与当时其他报纸不同之处在于，报上几乎通篇都是“剿赤”“反共”消息。每天此报的头版头条都是一篇社论，只需看看这些社论标题就可以大致了解其内容：

《剿匪期中的党员责任》

《徐向前致败有因》

《拥护蒋令没收川人汇款》

《下川东剿匪兵力统计》

《剿匪期中各县县长之责任》

这份报纸的主要内容有一个特色，就是刊登叛徒们的自首书、反共声明之类文字。该报二、三版重要消息位置，大量刊登脱离共产党的《紧要启事》，四版副刊《忏悔》，也出了许多期《反共宣言专号》，专门刊登叛徒的自白书、自首书、反共宣言等。

可以想见，这样一份报纸，会有怎样的销路。最初《权舆日报》只能销到400份，而且大部分是派人送到各监狱和反省院，作为对共案犯“攻心”的武器。后来，二十一军军部采取强迫措施，饬令各县县长及各机关、社团、部队、学校、各级清共委员会，都必须订阅，这份报纸的销量才勉强增至1000份。

1935年国民党中央势力入川后，蒋介石与刘湘的矛盾日益激化。在蒋介石的压力下，刘湘的特委会被迫撤销，《权舆日报》也被迫在1935年10月停刊。

这份原想如春草一般蓬勃生长的反共特务报纸，只生长了两年零十个月，就在秋风中凋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