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上的事情往往是这样奇怪：外表强大的，实际上却虚弱不堪；外表弱小的，实际上却充满信心和力量。

当中共在重庆地区的地下组织被摧残殆尽，共产党人们或是被杀，或是被关进了反省院之后，二十一军特委会的叛徒们本该感到轻松愉快了吧？

事实却并非如此。

大概是激烈的厮杀平息之后，叛徒们那本来就空虚的灵魂更加感到了空虚。大叛徒宋毓萍在解放后的交代中承认：

我这时期中，精神异常苦闷，总在每天午后吃酒打牌，或是玩妓女，在这种极浪漫的生活中去寻找刺激。每月的薪水，有九十五元，除了有一半给了我父兄作为家庭生活补助外，其余的钱全将它浪费。因为在精神上想找些安慰，我也曾参加过朋友们（钟梦侠、屈梅痴，是些老早与党脱离了关系的自由职业者）的文艺剧团，伙着他们一块儿去玩。后来又同他们组织过西南影片公司，开了许多次会，因为经费不够，后来也就无形停止了……（以后）玩妓女的兴趣也没有了，但是好赌的天性还是不能戒，有时竟整夜打牌……

宋毓萍可以算是叛徒中的一个典型。一方面，他是个穷凶极恶的反共特务，另一方面，他又是一个爱好文艺的青年。“在血盆里抓饭吃”的罪恶生涯，使他不可能让自己在文艺上的兴趣爱好得到满足和发挥。他无法从这种人性扭曲所造成的内心冲突中解脱出来，其精神上的苦闷当然会比一般只知吃喝玩乐的特务更强烈得多。

不过，尽管宋毓萍参加组建的西南影片公司没有成为现实，但是另一个机会却使他圆了一次“电影梦”。

1933年5月的一天，重庆城东濒临长江的道门口附近荒坡上，忽然变得热闹起来。在警察拦出的圈子里，一台老式电影摄影机在轧轧响着。围观的人们议论纷纷：

“那是啥子东西？……不是说枪毙人么？”

一小队士兵簇拥着一辆黄包车跑进场来，车上躺着一个五花大绑的囚犯。车子在场中停下了，两个士兵把囚犯拖了下来，扔到地上，让他面对长江跪下，眼尖的围观者可以辨认出囚犯背上插的斩标上写有“共产党……”字样。一个士兵在囚犯背后举起枪比画了一下，旁边一个人喊了一声：“倒！”那囚犯就往前倒了下去。另一个人提着颜料桶跑上去，往那囚犯背上洒了一些红颜料……

“原来是假场合！”围观者中有人失望地叫道。

“你娃懂啥子？这叫拍电影！”有人教训道。

这是二十一军特委会发起拍摄的一部电影故事片。这也是在重庆拍摄的第一部电影故事片。

电影在当时的重庆城里，还是个稀罕玩意儿。民国初年，有外国人带来早期电影短片到重庆放映，人们才知道了什么叫作电影。1918年后，正式的电影放映场所陆续在重庆出现。重庆第一次拍摄电影是在北伐革命时期。1926年，留法学生、重庆商业场环球电影院创办人吴特生与留法学生、重庆打铜街新华电影院创办人卢丕漠相率在重庆拍摄了夫子池革命阵亡将士追悼会、庆祝北伐胜利纪念会及学生示威游行等新闻短片。

这一次，不知是因宋毓萍热心鼓吹，还是因军阀刘湘忽发奇想，二十一军特委会决定拍摄一部电影来进行反共宣传。为此，刘湘特地拨款500元，并从第四师师长范绍增处借得电影摄影机与胶片，聘请了上海“一·二八”事变后流落到重庆的几个专业电影工作者参加摄制工作，以树木葱茏的李家花园（今鹅岭公园）、川东师范学校（今劳动人民文化宫）等地为外景场地，开始了拍摄。

这部反共影片片名为《歧途》，内容大致是：几个青年因“受人**，误入歧途”参加了共产党，后来有的被杀，有的“幡然悔悟”，走上了“光明之路”。

对电影一窍不通的特务委员会主任、军法官徐幼安，这时也穿着笔挺的西服，手拿“司提克”（手杖），兴致勃勃地亲临现场指手画脚。他命令特委会编译股负责拍摄事务，指派宋毓萍作“剧务审核”，经管摄制过程中的经费开支、材料供给等事项，并号召特委会的叛徒们“凡有兴趣者均可参加作群众演员”。这部影片的主要演员，有不同说法。宋毓萍在解放后的交代中说，男主角是一位上海电影工作者，而据另一特务的交代，男主角则是一个被捕后加入了特委会的共青团叛徒吴导；对女主角的说法是一致的，都说是找的一个妓女。

反共影片《歧途》经过一个多月的拍摄，拍成了五本，刘湘下令组织各界民众免费观看，以进行反共宣传。影片的剧照曾陈列在都邮街国货介绍所（今解放碑群林商场附近）橱窗内，有四五张，其中一张是一个留中分头的青年，一手平举指向前方，大约是为“误入歧途”者指出“光明之路”吧？

然而，这样一场闹剧，并未引起什么反响，当年被组织去免费观看影片的人们，没有几个还记得有些什么内容，就连对电影有爱好的人士也无人记得这部所谓的电影故事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