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反省院属于二十一军特务委员会的一个部门，但其主管官员管理主任蒋宇周却非特委会中人——因为反省院建立之初尚未隶属于特委会而是隶属于重庆市政府，主管官员当时是由市政府遴选的。后来隶属关系变更了，主管官员并未随之改变。蒋宇周本是川军军官，而军官们向来是瞧不起特委会那些靠“卖人肉”为生的叛徒们的，因此蒋宇周与特委会的关系就有些不伦不类。

特委会对反省院的管理，主要通过训育主任贺守朴来进行。

贺守朴从当年的中共川东特委组织部长叛变成为这个新式监狱的狱吏，既为管理主任蒋宇周所蔑视，又为犯人们所鄙弃，在这灰色高墙之中，虽然大权在手，他却显得“茕茕孑立，形影相吊”，再加上他本来性情就阴沉内向，日子自然是不大好过的。

看到陆续有犯人获释出狱，看到犯人们互道珍重，情深谊长的样子，看到文幼章把犯人一批批请到基督教青年会去聚餐告别，合影留念……贺守朴心中更加不是味道。蒋宇周把犯人的获释当成自己管理有方的成绩，当成今后升迁的本钱；而贺守朴却为这些犯人一批批跳出樊笼而感到不安。他比蒋宇周更了解这些犯人，他知道他们出去后大多是会重新寻找共产党组织，重新参加革命活动的。

于是，出于阴暗的心理，贺守朴制造了打击狱中共产党人的两起重大的“移监”事件。

一起是发生在1933年的张培堪移监事件。

张培堪是原中共川东特委创办的红色学校重庆高中培养出来的学生运动积极分子，后来成为职业革命家，被捕前是中共江巴县委兵运干部，在巴县农村对土匪进行改造工作——那时候农村的土匪，多半是被逼为匪的贫苦农民，因此当时地下党组织除了开展学运、兵运等工作之外，另一个重要工作就是开展“匪运”。

在一次进城定期接头时，张培堪在神仙口街天一茶社被宋毓萍、刘文达认捕。但他在刑讯之下死不承认是共产党，并通过乡下的亲戚搞来了联保主任出具的公文，证明他近年一直在乡间教书没有外出。最后他被当作嫌疑犯送进反省院服刑。据他后来回忆：

民国廿二年（1933年），我的刑期已满，本应出狱，但为院方（主要是贺守朴）认为太不反省，甚而怀疑有新的组织行动，于是由于我们（我与止戈）与外面的一封（与贞芸）友谊通信，将我再行提审，刑讯三堂，无供未决。时值川中二刘大战（刘湘、刘文辉），遂将我丢禁进大监……

他所说的止戈，即邓止戈，又名邓震东，是参加过四川多起暴动的中共军事干部，在反省院中他俩同住一室，十分亲密。

据先后在巴县大监和反省院与张培堪同牢的钟灵回忆：

在巴县监狱中，张培堪同志的立场和政治态度，都表现得很好，时常有对象的，以各种不同的方式对普通犯宣传共产主义，扩大党的政治影响。……（在反省院）对叛徒进行的不断的斗争中，在改善待遇的生活斗争中，在巩固容易动摇的同志的政治思想工作中，在自我学习中，张培堪同志都表现了积极、坚决、不妥协的精神和不屈不挠的战斗的顽强性。

张培堪被贺守朴叫人抓走后，刑讯折磨没有结果，先关进巴县大监，以后又被从巴县大监转送巴县分监，因带头闹伙食，典狱官十分头痛，又呈报上去，将他重新转回反省院。

他几经刑讯折磨，身受内伤，吐血不止，形销骨立，到反省院后即倒床不起。最后经难友们再三要求，并出具了中西医病危证明，当局才同意了让他保外就医。

在这之后不久，贺守朴制造了另一起“移监”事件，使反省院的共产党人们受到了一次重大损失——他们的狱中斗争领导核心贺竞华与吴宜之二人被重新送回了巴县大监，并且从此一去不回，被迫害致死。

正如贺竞华说过的那样，对于地下斗争，贺守朴是“内行”。这个曾经以军官身份为掩护从事地下革命工作并担任过领导干部的叛徒，凭着其对地下党人的了解和狼犬般的嗅觉，早已看出贺竞华与吴宜之在反省院共产党人中的核心作用，早已把他俩盯上了。早就起心要收拾他俩了。

事情发生的导火线是太虚法师的又一次讲经。

那天贺守朴见三楼讲堂里听讲的人不多，便又到各个监舍去清赶。走到楼下犯人们做菜的小灶角落，发现贺竞华与吴宜之正在那里做红烧豆腐——那几天有一个难友病了，吴宜之拿钱托公差兵买了豆腐回来打算烧好了为那位难友改善一下生活，同时借机与贺竞华商量一些工作。贺守朴见他俩居然还在这里弄吃的，完全没把他刚才楼上楼下的吆喝当回事，心中已是老大不快。他板着面孔呵斥他俩赶快上去听讲，贺竞华瞪了他一眼，没好气地回答：

“你没看到锅头烧得有东西呀？”

“你……你们到底上不上去？”

“我们这阵有事！”两人扭过头去再也不理他。

贺守朴气得脸红筋胀，颤抖着手指点着他俩嚷道：

“你两个到底想干啥子？”

他猛地转身冲出了反省院。

当天晚上，贺竞华对同监舍的梁佐华说：

“今天我跟贺守朴那龟儿子斗了一盘，有点失着，他龟儿肯定要报复……”

果然不出所料，第二天，贺守朴就带了士兵来，宣布贺竞华与吴宜之二人因不服管教，移禁巴县大监。

临走前，贺竞华把一张写好的字条交给帮他收拾行李的梁佐华，上边写的是：

“把我们的意志装起甲来，对付敌人。”

最后分手时，他悄声对梁佐华说：

“坚持到底，坐穿牢底，后会有期！”

贺竞华出身于江津县城一个世代行医之家，他3岁丧母，6岁丧父，后由叔父收养。他叔父外号贺乌棒，是当地有名的医师和拳师，又是袍哥大爷，在当时社会上是很“吃得开”的人物（1930年江津兵变失败后，被派去担任起义军党代表和苏维埃主席的省行委委员项鼎，就是躲在贺家药铺，由贺竞华叔父出面掩护才得以免遭逮捕而死里逃生的）。叔父膝下无子，对贺竞华十分钟爱，既教他习武，又要他学文，还支持他上新式学堂，因而他从小便能文能武。凭他的条件，要追求个人的幸福是很容易的事，但他却跟那一代革命先驱者一样，把一切都无私地献给了劳苦大众的解放事业。

贺、吴移监，是对反省院中的共产党人们的一次重大打击。川北籍的共产党人，“老夫子”万敬修愤而提出了“绝食抗议”的主张，第二天，他就拒绝进食，坐在床边上，反复讲“绝食”、“抗议”。同室难友任廉儒、梁佐华、陈良等研究认为，为此事发动全体绝食，没有可能。少数人绝食不会有结果。他们向万敬修分析情况，恳切说服他进食，“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出去再为党工作。”万敬修这才停止了绝食。

不久，被移禁巴县大监的贺竞华与吴宜之，相继被迫害致死。据说，贺竞华是因患菌痢得不到治疗被折磨而死的。另据易文斐回忆，1934年他在安岳县刚同中共地下组织接上关系时，就看到报上登出消息，说是吴宜之因在反省院继续活动，被移押巴县大监，在狱中为抗议当局，用碎玻璃割破喉管而死。他俩的死因究竟如何，现已无法考证。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他俩都是在那黑暗年代里为了坚持与反动势力斗争而被迫害、折磨致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