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取得胜利的狱中斗争，是为改善伙食而进行的绝食斗争。

反省院起初也同巴县大监一样，每天只给犯人吃一顿饭，每人只有一小团，而且米质低劣，加上一点干茶叶状、嚼不烂的干盐菜渣渣，既难以下咽，又不能吃饱。在贺竞华、吴宜之等人领导下，难友们团结一致“闹伙食”，纷纷宣布绝食。吴宜之还暗中告诉难友们：要外冷内热，切忌表现突出，如果当局要喊站出来讲话，都不要开腔，让叛徒出面作代表（因叛徒也想改善伙食）。

反省院管理主任蒋宇周被这突如其来的绝食搞得手足无措，他这才见识到了共产党人的厉害。他当然不愿让事情闹大，因为这会影响他的名声，被上司认为“治理无方”，有碍他的升迁。他决定向犯人们妥协。

于是，从此以后，反省院伙食有了改善，饭任由犯人们吃饱，每餐加两样新鲜蔬菜，每过十天半月“打牙祭”一次，每次每人半斤鲜肉，还要让犯人自己过秤，有的犯人在过秤时还要先剔去骨头，只秤净肉，若分量不够，便要求添加。后来还在走廊上让犯人搭了十几个小柴灶，允许犯人用亲友接济的钱交由公差兵帮忙买菜，自己做菜“改善生活”。吴宜之利用关系在外边找到一个为某学校改国文卷子的差事，每星期可得两三块钱报酬，他常用这些钱买回菜来，烧成红烧豆腐请难友们吃——后来就为这红烧豆腐，他被当局转押巴县大监，折磨而死，此乃后话。

反省院的宗旨据称是要以“三民主义”来感化犯人。然而这不过是欺人之谈，上至军阀刘湘，下至训育主任贺守朴，有谁是三民主义的忠实信徒？谁又真正懂得三民主义？

刚好那时重庆来了一个声名赫赫的高僧太虚法师。太虚本是到重庆宣讲佛学，听说刘湘正通知各县派僧人入藏学习藏文和藏传佛教（实为其巩固边防和扩大势力范围作先导），便建议刘湘就地开办汉藏教理学院，刘湘欣然采纳，并聘太虚为院长，于1932年8月在重庆北碚缙云寺创办了中国第一所高等佛教院校——世界佛学苑汉藏教理院。

刘湘在与太虚的一次接谈中，忽发奇想，决定请太虚法师到反省院讲经说法——既然佛法能普度众生，岂有不能感化这些囚犯之理？

太虚法师何许人也？他是中国现代著名“政治和尚”。

他曾提出教理革命、教产革命、教制革命三大口号，鼓吹佛教复兴运动。他创办了佛学杂志《海潮音》月刊，在武昌创办了佛学院，在南京创办了中国佛学会，并曾赴英、法、德、荷、比、美等国宣讲佛学，在巴黎筹组世界佛学苑，为中国僧人去欧美传播佛教之始……因他与国民党上层人士关系十分密切，曾多次为蒋介石讲经，深得蒋介石赏识，并受到国民党要员们的鼓吹，因而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有记者向他尖锐地提问：

“现在有人称你为政治和尚，不知你有什么看法？”

太虚神态从容地反问记者：

“什么叫政治，你知道吗？”

“孙中山先生说过，政，就是众人的事；治，就是管理。管理众人的事，就叫政治。”记者不假思索地回答。

太虚莞尔一笑道：

“佛家为了普度众生，就是要管众人的事嘛。有人说我是政治和尚，从这个意义来说，这种称呼并没有什么不对。”

这样的大法师到小小反省院来讲经，实在是有些“大材小用”了。

然而，刘湘却根本想不到，尽管太虚大师周游列国，备受尊敬，中国政界的头面人物，从蒋介石到阎锡山、冯玉祥、白崇禧等，对太虚无不待若上宾，而重庆反省院中这些桀骜不驯的共产党囚徒们，却居然不把这位大师看在眼里。

这天，太虚法师在反省院管理主任蒋宇周带领下，来到三楼那间大屋子里宣讲佛学，犯人们都早已聚集在那里。人们并非是来听他讲什么“苦海无边回头是岸”的，而是来看热闹的——在与世隔绝的反省院里，忽然来了这么一个世界级的著名人物，谁不想看看稀奇，听听新鲜？

在四十出头的太虚眼里，这些犯人都是些不懂事的年轻娃娃。他怀着悲天悯人的心情，口若悬河，滔滔不绝地从佛教的起源开始讲了起来。犯人们虽然一个个都像戴上了紧箍咒的孙猴儿似的，规规矩矩坐着，但是时间一长，新奇劲头一过，就有不少人开始坐立不安，交头接耳了。要不是有训育主任贺守朴阴沉着脸守在一旁，恐怕讲堂里早已“大闹天宫”了……

太虚终于结束了冗长的讲学，临走前，他给犯人们散发了一篇他以佛教教义批驳马克思主义唯物主义的文章，要他们下去后细细研读。

这时，有几个假装虔诚的囚徒走上前去，向太虚提出愿意受戒信佛，作他的弟子——其实他们只是为了装出表现良好的样子来骗取反省院当局好感，以便早日出狱。太虚见多识广，当然心中明白，但他仍然高兴——因为这至少在表面上是他到反省院第一次讲学取得的成果，虽然人数不多……他马上给这几个新弟子分别取了法名，有的叫普善，有的叫普宝，还有普明、普净等等。

当一个“弟子”下来向难友们嘻嘻笑着像讲笑话般报告太虚给他取名“普真”时，曾做过红军团长的易文斐故作惊讶地戏谑道：

“糟了，他给你取了个妹儿名字——普珍儿！”

周围的犯人们全都笑起来。

这时吴宜之从后边站起来一本正经道：

“我也给法师回敬一个法名……”

“叫个啥子？”有人急着问。

“普骗！”

“普遍？啊，普骗，骗人的骗！”人们明白了，哈哈大笑起来。

太虚也许没有听见，也许听见了而佯作不知。他眼帘低垂，双手合十，默默离开了讲堂。

太虚离去后，犯人们议论纷纷，大多数只把那些“空即是色”、“色即是空”的训诫当成笑谈，相互取笑为乐。傍晚开过饭后，不知由谁起头，从三楼上忽然响起了一阵歌唱声，唱的是川剧《尼姑思凡》：

奴把这袈裟扯破，

埋了藏经，弃了木鱼，丢了铙钹，

……

从今后把钟鼓佛殿远离却，

下山去寻得一个年少哥哥，

凭他打我、骂我、说我、笑我，

一心不愿成佛，不念弥陀般若波罗！

下得山来真快活，

但愿寻着情哥哥……

唱的人越来越多，被捕前是江巴县委兵运干部的张培堪，甚至把红色被面裹在身上手舞足蹈起来……

继太虚之后，反省院又请了大用、能海等大法师来轮流为犯人讲学，可惜这些犯人们没有几个愿意成佛，听讲的人越来越少，最后不得不每次由贺守朴一间间囚室去喊人，像赶鸭子一样把犯人们往讲堂里赶。

反省院当局还给犯人们发放了佛教团体捐赠的灰色三峡布僧袍。对于发下来的僧袍要不要穿，年轻的共产党人中曾发生过有趣的争论。梁佐华回忆了两位忠诚于革命事业的难友对待僧袍的不同态度：

万敬修坚决不读菩萨书和上帝书，也不穿和尚服（棉衣）。他一年四季，基本上都只穿他自己那件陈旧的深色长衫。他说，穿上和尚服，再给你照个相，就上了敌人的当，表示接受了敌人的感化，我们就佛化了，软化了。因此，万敬修硬是不穿和尚服。寒冬腊月，把他所有的单衣夹衣，一齐穿在身上（他自己没有棉衣），仍不能御寒，冷得打抖，他就躺在**，盖上薄薄的灰棉被（也是反动当局发的），下半夜很冷，他也把和尚棉衣搭在上面。别人问他，他说，晚上太冷，搭在身上，敌人看不见，也不会来照相，不会给敌人利用。……穿不穿和尚服问题，引起不同意见。很多政治犯，因地下工作，断了家庭关系，没有外来接济，自己没有棉衣，冬天不能过。若完全不穿反动当局发的衣服，牢中多年，就没有衣服穿。而且革命与反革命也不以穿什么衣服来判定。有人问他，地下同志为了掩护，有人穿洋服（西装），难道就是洋人吗？他笑而不语，但讲一句，你们穿，我不反对就是了。……事实上，重庆反省院百余政治犯，绝大多数人都穿和尚服，只有极少数人，经济状况较好，家里送棉衣来。有些人不但穿和尚衣，而且手里还拿一串佛珠，口里念念有词：“阿弥陀佛”，而心里却在想留得青山在，出狱后找党，再为党工作。任廉儒手里也拿佛珠，但出狱后，他就到了延安。万敬修和任廉儒有时“抬扛子”，也讲讲笑话，任廉儒说，我们穿和尚衣，手拿佛珠，麻痹敌人，以后出去，与你不穿和尚服的人同样为党工作，我们是共产党人，都不要菩萨、上帝保佑。

当然，也有几个叛徒，为表明自己诚心反省，以期早日出狱，装模作样地成天打坐念佛，他们则被难友们讥讽为“六根未净的花和尚”。反省院当局便抓住这几个“典型”大做文章，在工作总结报告书中吹嘘：

各反省人于无形中，大生觉悟，纷纷报请受戒，计先后皈依大用法师者肆拾余人，皈依伦海法师者廿余人……

报告中所谓皈依法师的人数，不过是连反省院当局自己也不会相信的神仙数字而已。在《新蜀报》1931年10月13日的一则报道中，这个数字更得到夸大，该报道称：“反省院共犯百余人大半皈依佛法”。实际上，就连反省院工作报告中提到的姓名的几个典型人物，也并未真正信佛。他们出狱后非但没有“跳出三界外”，反而跑到二十一军特委会去当了特务侦缉员或编辑员，干起了抓捕共产党人、诋毁革命运动的罪恶勾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