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省院原定由重庆市政府和巴县县政府会同管理，由重庆市长潘文华兼任院长。但自犯人入院后，潘文华即辞去了院长一职，刘湘改委重庆市公安局长余司礼为院长，并将反省院改为隶属于二十一军特务委员会。1932年冬，刘湘又改派原二十一军副官长、特务委员会常务负责人、重庆警备司令李根固为反省院院长。
从此反省院成为中共与二十一军特务委员会斗争的一个重要战场。
按照反省院的训育计划，要达到以“三民主义的教育”来“纠正谬误思想指示正确的革命理论”，“唤醒迷误启发知能”的目的。囚犯们全被称作“反省人”。然而，被囚的共产党人们，除去几个本已变节，但未得到敌人信任而被关进来的叛徒如汤萍生之流外，没有谁愿意“反省”。有个别因共案罪被抓进来的小青年，缺乏政治头脑，想答应敌人的要求登个自首书争取早日出狱，也经过难友们言明利害，打消了这样的念头。
按照训育计划，“反省人”要每天写“反省日记”，为此，反省院当局特地给犯人们发了纸、笔、墨、砚。可是，每人每月发给的一本“十行纸”笺，大都被犯人们用来搓成纸捻儿点火吸烟，或是当作手纸用了。据易文斐先生回忆：
反动当局由于捞不到什么，以致发生这样荒诞的事：有某被捕者，本人毫无所知，反动当局竟一手包办代替，背着他在报上登了退出共产党的启事，并发表了反共宣言，至于他本人，是不是共产党都尚待查证。至于特务乱拉乱捕之事，也时有所闻。由于反动当局行径之荒诞，难怪在被囚禁人员中还出现了“呈为电棒（作者注：当时对手电筒的俗称）晃进，恳请放出事……”这样一类的奇文了。
刘湘采取“以毒攻毒”的手段，将二十一军特务委员会中的共产党叛徒贺守朴调来作反省院训育主任。
贺守朴曾在大革命前参加留法勤工俭学，还同朱德一起到德国留过学，在欧洲加入中国共产党，算是老资格的中共党员了。大革命中回国后，曾在川东涪陵一带从事地下工作，在政治上“左倾”的川军郭汝栋部以中校团副身份为掩护，1929年时担任过中共川东特委组织部长，奔走于重庆、涪陵之间，积极从事革命军事工作。1930年被捕后，经宋毓萍劝降，他叛变投敌，写了一篇《反共宣言》，以十分恶毒的语言咒骂共产党，表明他的反共决心。
由于贺守朴阴沉的目光时常在反省院内扫视，共产党人们特别提高了警惕。
当时反省院除晚上收风后各囚室要锁门外，白天允许犯人们自由来往，晚饭后还可以到院坝里散步。共产党人们就利用这个条件进行秘密串联。
一天，因中共下川东特委被破坏一案被捕的原共青团四川省委秘书长梁佐华，悄悄把原中共四川省军委秘书贺竞华找到一边，看看旁边无人，低声说：
“大哥，有个事要跟你说……”
贺竞华与梁佐华原是在地下工作中朝夕相处的战友，他俩曾在重庆旧城区铜鼓台新街1号同住机关。因贺竞华未婚，没有家眷，不好佃房子，便以“大哥”名义住到楼上，梁佐华夫妇住楼下，对外梁佐华称小弟，“老五”。两人站在一起，贺竞华高大，梁佐华瘦小，确也像是大哥与小弟。
贺竞华听了梁佐华的谈话，皱着眉头思索了一会儿，用他那沙哑的声音说：
“你把他喊来，我把吴宜之找来，这种事情不是儿戏……”
原来，梁佐华谈的事，是一个难友陈良提出了建立狱中地下支部的建议。
陈良是个十几岁的小青年，与梁佐华同案在万县被捕，当时梁佐华本是抱病赶往万县参加新建的中共下川东特委工作，没想到特委机关已被破坏，他一去就钻进了敌人的“口袋”里。被捕后，他病情加重，昏迷不醒，多亏陈良和另一个同时被捕的地下省委小交通员刘健精心照顾，他才转危为安。因此，陈良与他之间也是彼此信得过的。这天陈良同他谈到，应该在反省院建立地下支部领导大家进行斗争，并且一定要他去向贺大哥提出来。
贺竞华找来了吴宜之，对梁佐华和陈良谈了他的意见：
“这个问题，我也不是没有想过。但是现在情况不同，现在贺守朴是这里的训育主任，那龟儿子是‘内行’，要是搞了支部组织，很容易被他识破；再说，这里头‘堂子（情况）不清’，好人坏人一时分不清，大家来自四面八方，绝大多数在外面不相识，我们里头又还有本来就叛了的，也说不定还有叛了还没有暴露的，要是把支部搞起了，有坏人混进来，牺牲就大了。”
“在这里头，就莫再搞啥子形式了。”穿得破破烂烂，不修边幅的吴宜之，笑着指指贺竞华和梁佐华说，“你们省行委当初把我内定为巴县苏维埃主席，名字好听，光杆司令一个。那阵还要搞啥子五大军区，十二路红军……我们都是吃‘左’的亏，莫再搞那一套了。不搞支部，我们一样可以组织起来开展斗争……”
经过一番说服，陈良同意放弃建立监狱支部的主张。临分手时，贺竞华强调说：
“要是还有哪个坚持要成立支部，由他自己去搞，出了事情，他个人负责。”
虽然没有建立地下支部，但是在犯人中仍然形成了以贺竞华和吴宜之为首的领导核心。贺竞华曾先后在共青团和共产党的四川省委工作，吴宜之当过新闻记者，在中共重庆市委工作时，曾深入又新丝厂发动工人运动，都有较丰富的革命经验，政治上比较成熟。在他们的领导下，被囚的共产党人们团结斗争，挫败了反动当局的一个个阴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