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徐永弟和李惠康被捕十天后的1932年1月20日，中共江巴中心县委宣传部长、重庆反帝联盟党组书记黄克诚也在大搜捕中被捕，不久也自首叛变，参加了二十一军特委会。

值得注意的是，黄克诚的叛变与其他人的叛变有所不同——他答应反共，但没有作出破坏中共组织的具体行动，而且，他知道中共在二十一军特委会中建立良心会和良心会已遭破坏的情况，便决定重建良心会。时任中心县委书记的陈必新先生多年后对这一情况作了这样的回忆：

黄克诚被捕后，不久就向敌人表示叛党投降，但他对敌人采取了两面手法。一方面表示在政治上叛党投降，而在破坏党组织的行动上，则采取敷衍的态度。同时，他辗转通过一定的社会关系，请求党宽恕他，并表示愿意长期潜伏在敌人内部作收集情报和分化瓦解工作，找机会镇压一些死心塌地的叛徒。党曾研究过他提出的问题，并与他有过间接联系，打算经过一段时间的考验后再决定是否让他作敌人内部的工作。后因负责这项工作的负责人陈必新被捕，这一工作也就中断了。

当年二十一军特委会良心会成员李人茀也曾在回忆录中谈到：

……1932年黄克诚（解放后在珙县病故）恢复了良心会组织，继续与叛徒特务斗争，那时是由江巴中心县委组织部长闵建勋（作者注：此说有误，闵建勋是宣传部长，组织部长由书记陈必新兼）领导的……

正当黄克诚重建良心会的时候，前一届良心会的领导成员薛彦夫通过二十一军参谋长郭昌明的关系，从反省院获得“评判开释”，出狱回到了特委会。于是，薛彦夫又参加了黄克诚暗中组建良心会的活动。两人在特委会见面时只是一般招呼，装作没有深交的样子，需要商谈良心会工作时都是到老街27号黄克诚住处去密谈。

对黄克诚重建良心会的举动，不能仅仅看作是他想两面讨好，苟且偷生的表现，因为在二十一军特委会中建立良心会，是要冒极大风险的，一旦被敌人察觉，也可能像罗曼生、周世杰那样引来杀身之祸。因此，在罗曼生、周世杰尸骨未寒之时便敢于采取这样的举动，乃是需要有相当大的决心和勇气的。

黄克诚的表现可以说明，由郑佑之开创的分化瓦解叛徒的工作，是确有成效的，其影响持续到了郑佑之牺牲，第一届良心会被破坏之后。这应算是共产党人与二十一军特委会斗争中一个不可忽视的成就。

可惜，黄克诚建立的良心会寿命极短，还没有作出什么表现，就夭折了。事情又坏在内部人员的出卖上。

此人是黄克诚的堂弟黄靖南（又作黄庆南）。

黄靖南随同黄克诚从川南珙县来到重庆后，被安排在地下组织内跑交通。黄克诚被捕后，黄靖南失去组织关系，惶惶不可终日。这时见黄克诚到特委会当了“官”，每月几十块大洋，生活滋润多了，很是羡慕。

黄克诚重新建立起良心会后，他本人不便与地下党领导人陈必新接头，便安排黄靖南作联络员，以为这将十分可靠，然而他想错了。

黄靖南属于当时鲁迅所说的那种青年：

今之青年，似乎比我们青年时代的青年精明，而有些也更重目前之益，为了一点小利，而反噬构陷，真有大出于意料之外者……

黄靖南就是为了一点小利，大出于黄克诚意料之外，在8月里的一天，将二十一军特委会侦缉队带到预约的接头地点嘉陵码头守候，把前来同他接头的中共江巴中心县委书记兼组织部长陈必新逮捕，换取了一笔赏钱，并参加了特委会，当上了侦缉员。

陈必新的被捕，使得第二届良心会失去了与中共地下组织的联系，同时，黄克诚又不得不防其弟黄靖南的叛卖，因而被迫停止了良心会的活动。

陈必新在半个世纪后还记得，在他被捕后遭受刑讯折磨的时候，有二十一军特委会中的良心会成员暗中教给他减轻痛苦和避免伤残的方法，并悄悄到牢房里给他送去药酒治伤。

陈必新被捕时，本已得到省委同意调离重庆，只因接替工作的人迟迟未到，以至被捕时他所掌握的许多基层党组织关系尚未移交出去，使得大批共产党人自此失去组织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