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破坏并未到此为止。灾祸的雪球还在向前滚动，越滚越大……
在这次大破坏中，除去叛徒的出卖以外，共产党人的年轻幼稚和党内正在推行的王明左倾路线，也是造成危害的重要原因。
当时正值“九·一八”之后，全民抗日情绪高涨，共产党人上街宣传抗日救亡受到群众欢迎，中共地下组织在市内散发抗日传单也无人追究，新城区七星岗上黄家垭口有名的西笑豆浆店还派店员挑着担子送豆浆上街慰劳讲演的学生，刘湘的军警也看着学生讲演不加干涉。中共地下组织发动的又新丝厂工人大罢工，因为矛头是对准日本资本家的，当时报纸还做了大肆报道……这些都给共产党人造成了一个形势大好的错觉。
同时，贯彻王明左倾路线的中共六届四中全会精神此时也已经传达到基层，一般党团员都知道以前的做法右了，连分明是“左”的“立三路线”也是右了，要趁“九·一八”以后的大好形势大干。于是，地下工作越来越左，党组织甚至要求连什么是“苏联五年计划”都不知道的党、团员去向群众宣传苏联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成就，重庆艺专的共产党人甚至在学生刊物上生搬硬套列宁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提出的口号，荒谬地号召“以国内战争消灭帝国主义战争”，吓得一些本来支持抗日宣传的人也不敢再支持了。党、团员之间的秘密工作纪律也被忽略了，大量发生横的关系，正如共青团四川省委给江巴中心县委的回信中所指责的：
江巴之斗争精神，固然使我们非常满意的，但其组织之松懈，却实所以资敌而将毁坏他的一切的成功。例如党的特务队会认识刘复初，刘复初一人能知道你们几处组织，及普通同志也晓得青兵（作者注：当时共青团在二十一军枪械修理所的地下支部称青兵支部）工作同志，这很能说明你们横的关系之厉害了。
正是因为这样的问题，便造成了党的叛徒会出卖团组织，团的叛徒会出卖党组织的可悲状况。这样，一旦发生事变，就引起了雪崩似的灾难。
据李晓南女士回忆，她在1932年新年后被亲属保释出狱：
我放出来后仍回省女职校读书，等组织来和我联系。有一天，谢孟樵（作者注：共青团江巴中心县委书记）的老婆陈世英（二女师的学生，我们同一个支部）和另外两个人来到我寝室，我们彼此没有打招呼，她同那两个人出去后一个人又折回来，慌慌张张告诉我：“出事了，孟樵被捕，情况不好，你不要和我说话……”说完就走了。
过几天，巴蜀日报的主笔邹文奎也被捕了，他的爱人胡家秀来找我，说邹文奎被捕了，生活困难，问我怎么办。这时我才知道情况严重，不只是我们几个人被抓，重庆党、团组织领导机关都遭到了破坏，未被抓的也打散了……
谢孟樵的被捕，又是因为刘复初的出卖——刘复初是共青团江巴中心县委总交通。
在谢孟樵被捕之前，形势就已经十分危急。现存的共青团历史资料中有这样一份共青团江巴中心县委给共青团四川省委的报告，报告的第一句就说：“这天的报告是在江巴县一年来空前未有的大破坏的第二天写的。”报告中说：
这次的破坏开始因为有两个（作者注：此说有误，应为一个）姓胡的特务工人同志反叛了，在二十九日的十点钟就把团的总交通朋友书店刘复初捕获。此人不能为阶级作最后的牺牲，立马就叛了，当天晚上就把街道支钟△、刘△△拉去，刘△△立马也叛了，第二天早上就同复初把反帝同盟的各部长陈△△和反帝鞋业小组同志拉去了五六人，接续又把民生校支书拉去。刘复初又供出监狱支全部。这时我们知道了刘复初被捕的消息，立刻通知各支部，可是到处都会不到人，直到孟樵同志到民生校支部，几乎被该校送军部，才知道了大破坏。当时的常委……只有孟樵一人，而且因为被捕的同志和群众反叛的七八人都认识孟，所以应提出来朱△△来作孟的候补，在那天朱又被捕了，同时又把青兵干事和群众拉去，又立刻叛变，破坏了党的兵士组织，一直到现在还在继续捕人。
报告“坚决请求省委另调一人来江巴工作，因为现在的常委同志失掉了活动能力，特别是孟樵同志的环境更坏”。团省委的回信同意“立即调动被叛徒所认识的同志离开他原有工作到另一种群众中去”。
但是回信送达重庆时已经迟了。
那是距徐永弟和李惠康被捕半月之后的1月25日。已经当上特委会侦缉员的刘复初，带着侦缉队在夜色里闯到重庆下半城望龙门一处民房中，破获了共青团江巴中心县委机关，当场抓捕谢孟樵、陈世英、郑雨生三人。
叛徒的心理有时是很微妙的。刘复初叛变之初，只出卖了同他关系不很亲密的几个党、团同志，并未出卖与他经常在一起的团中心县委书记谢孟樵、住机关的谢孟樵夫人陈世英和宣传委员郑雨生——大概因为这几个人与他太熟，熟得像一家人，一时下不起手……待他在特务窝里泡了将近一个月，一颗心完全泡黑了，最后一点人性、亲情和良知都全部湮灭了，他便开始无所顾忌地大肆出卖了……
谢孟樵等人被捕后，经过刑讯，也都叛变了。
2月初，共青团四川省委致团中央的报告谈到了这一严重情况：
重庆近又遭两次破坏，同志全数被捕，群众亦被捕数十人，反叛的同志近十人，群众不详。书记谢孟乔（现省委委员）反叛，将党的支部全数破获……其他在江巴领导之下各县，全因江巴中心县之破获而与省委断绝关系……
谢孟樵叛变后，除了出卖他的下属组织外，还告发了已从二十一军特委会逃离的邹笃生（邹云芳）和余复生（余宏文）同中共地下组织有联系的情况——本来在邹、余二人（还包括邹妻杨剑寒）逃走后，特委会对他们的情况并未了解多少，胡嘉祥告密时也说不出他们的名字，只留下了一桩疑案，这一下终于得到了证实。于是，刘湘下令向各地发出了一份迟发的通缉令：
为通缉事，查本部侦缉队长邹笃生，侦缉员余佛生等，名为反共人员，实则对于缉捕工作毫不努力，每多敷衍推诿，致工作无由进展。该邹笃生等复通共党，在部组织消息局，与逆党暗通消息，并自告奋勇，与郑佑之、周世杰、罗曼生等，成立特务队，谋杀反共人员，为求媚逆党之交换条件。自周罗等被捕伏法后，该邹笃生等畏罪潜逃，复据最近反共人谢孟樵报称，邹笃生等现已拖枪七八支，逃回川南一带，组织暴动。似此不法之徒，实属罪无可逭。为此令仰该□□即便转饬所属一体查缉，务获究办，以靖地方，而遏乱谋为要。
这次被捕叛变的郑雨生（又称为郑余生、喻生），有一点特别引起人们注意的是，他是已经牺牲的郑佑之烈士的堂侄。当时有关他们被捕叛变的报纸报道中也特别说明：“喻生系县委秘书，乃卡尔之侄”。
郑佑之没有儿子，因而把郑雨生当成儿子一样培养，一手把他引上了革命道路。没想到这个不争气的年轻人却轻易就滑进了叛变的泥潭。“卡尔之侄”变成了特务！
由于郑雨生的出卖，不仅团组织遭到大破坏，还因为他是郑佑之烈士的侄子，因而同一些党组织有过横的关系，所以又有一些党组织遭到破坏，其中特别严重的是领导重庆磁器口地区华康、天福、谦吉、同孚四家丝厂工人运动的中共磁器口支部遭到了破坏。那天支部书记闵一涵正同其他几位同志在地下联络站以“做生”名义聚会，他们只听说城里出了事，但还不知道问题的严重，准备商量办法。正当此时郑雨生突然带领特务闯入，闵一涵及支委、工运骨干闵能厚、陈启贤、黄士英等当场被捕，邓兰君等被迫撤离。中共在这几家工厂中好不容易发展起来的工人运动，就这样夭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