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胡嘉祥自首叛变而引起的大破坏，因不断又有新的叛变而变得后果越来越严重。
据当时担任共青团四川女子职业学校、民生女子职业学校和重庆第二女子师范学校三校联合支部书记及重庆反帝联盟工作人员的李晓南女士回忆：
1931年底，我被皮鞋匠刘元盛出卖也抓了起来。刘也是反帝联盟的工作人员，在反联机关见到过我，但不知我叫什么名字，只知我是省女职校的学生，因当时我穿着女职校的制服和带有女职校的校章，故知我是省女职的学生。他带起特务把省女职包围起来，把学生赶到操场按名册点名，点一个站起来一个，点到我时，就说：“就是她，就是她！”见到这个情景，我已明白叛徒不知道我的名字，不然用不着这个方法抓人。
……（到了特委会）当即有特务来把我关进一间屋子，进去一看，又新丝厂的陈国英、曲姐姐（党员，但不知名）已在里面，她们说：“接到组织上叫撤退的通知，正准备撤退到江津去，走到江边赶船就被抓来了。”……当天下午，与我们同时被审问的还有郑佑之，审问时特务对他的情况都了解，指着桌上摆的一支枪问：“枪是不是你的？”只简单地问了他几句就不问他了。问到我，我坚决不承认我认得刘元盛，我反问他：“你说你认得我，你说我叫什么名字？”刘元盛结结巴巴地说：“你……你在反联！”说不出名字来。我说：“啥子是反联？我不晓得，”大骂他，“你乱说，你是流氓，你诬赖好人！”那两个女工也坚决不承认自己是共产党，说她们是工人，准备回江津去的，结果什么都没有审出来，后来把我们分别关入男、女监。郑佑之同志很快就被枪毙了。我后来见到李坤杰，她才告诉我，老郑是怎么被捕的。郑佑之同志是叛徒袁世勋出卖的，他已把重庆的工作交待了，要回川南去搞农民运动，头天晚上，邹云芳才给他送来了一支手枪，是从侦缉队搞出来的，当时还没有得到袁世勋叛变的消息。
郑佑之牺牲后刚过十天，中共在重庆的地下组织又遭惨祸：接替杨仁杰担任中共江巴中心县委组织部长的徐永弟和接替李家俊担任军支书记的李惠康同时被捕！
那天是旧历腊月初三。三天前重庆下了这年入冬后的第一场雪，报载气温降至华氏40度（约相当于4摄氏度）。长江上吹来刺骨的寒风，从城里也看得见南岸真武山群峰上覆盖着白雪，一片肃杀气象。
黄昏时分，徐永弟和李惠康在城南边的南纪门附近凤凰台街上一家茶馆里接头，商讨应付事变的紧急工作。两人正用冻僵的手捧着茶碗在密谈时，正在进行大搜捕的二十一军特委会侦缉队闯了进来。
特务中有人认出茶客中那个瘦小个子、戴高度近视眼镜的年轻人是曾任共青团江巴县委书记和团省委委员的徐永弟，虽不知道他的名字，但知道他的外号叫“曼陀和尚”。于是当场将他逮捕。特务们同时也抓住坐在他一旁的李惠康，厉声问：
“你是干啥子的？”
徐永弟见特务们不认得李惠康，便灵机一动，马上把手里拿着的一个手电筒塞给李惠康，对特务们解释说：
“电棒是这位先生的。我认不到他，是想买他的电棒，在找他还价……”他转脸又对李惠康抱怨地说，“这下好了嘛，你先生硬要拗价钱，这下生意做不成了！”
徐永弟想要掩护李惠康脱险。
那手电筒本是徐永弟的。
因为他高度近视，天色一暗，他就很难看清道路——那时重庆城内只有几条主要街道安装了由烛川电灯公司供电的路灯，两年前又因为火灾烧坏电灯公司部分电机，电力严重不足，灯光十分微弱——就在两天前，《新蜀报》上还专门刊登了这样一条消息：《电灯不明亮，市府令饬公司改良》。平时夜间一般街巷都全靠店铺挂在屋檐下的字号灯或住户门板缝内漏出的灯光来照明。而徐永弟的工作又是经常要跑路跑到很夜深的，因此随身携带一个手电筒就成了他的习惯……
但是特务们决不会放走一个嫌疑分子，仍不由分说将李惠康同他一起带回了二十一军军部。
从《新蜀报》1932年1月12日的这条报道可以看出徐永弟被捕后的英雄气概：
共党县委曼陀和尚被捕
二十一军特委会在凤凰台捕获
被捕后极顽强 犹高唱国际歌
（青年社）二十一军部特委会侦缉员，近来缉捕共党尚称努力，除已缉捕该党重要分子，先后讯明处决外，顷又于昨（十号）夜六钟时在本市凤凰台地方，捕获巴县县委曼陀和尚一名。此人年约十八九岁，在该党中颇著声誉，当押往军部时，其态度极为镇静，沿街高唱共党国际歌，大有不畏一切之气味云。
从凤凰台到大梁子二十一军军部，沿途要经过好几条街巷，大约要走一二十分钟的路程。在冬日的薄暮中，在凛冽的寒风中，在持枪特务们的簇拥下，也许身后还跟着一些看热闹的人，瘦小个子的徐永弟，独自旁若无人、不畏一切地放声高唱着《国际歌》，那场面是何等悲壮！
报纸报道中说徐永弟“年约十八九岁”，这是记者凭印象作出的错误推断。实际上，还有两个多月就是徐永弟的28岁生日了。只因为个子十分瘦小，他显得像只有十八九岁。
这个出生于大竹县一个诗礼人家的青年，早在20岁那年，就怀着义无返顾的革命豪情，写下了《亡友徐君永弟》《自祭文》等“悼念”自己的文章，表明了为干革命已将生死置之度外的决心。
徐永弟在灾难突然袭来之时想要救下李惠康，并非出于一时冲动。他从小就羡慕那些行侠仗义的“侠客”，小时候，一次因偷偷读武侠小说被父亲斥责时，他振振有词地说：
“父亲常教儿作好人，我见书中之人行侠仗义，心辄向往，此非好人耶？”
本来为他读“闲书”而生气的父亲，听了他这话竟转怒为喜，不再责骂他了。
后来，他在地下工作中也为自己起了个化名“侠客”。不过，大概因为这个化名与他那不到一米六高的瘦小身材太不相称，所以地下组织的同志们不大爱用这个化名称呼他，而更爱叫他另一个古怪的化名：“曼陀”，或是叫曼陀和尚、馒头和尚。那时重庆地区的许多革命者虽然不知道徐永弟这个名字，但却都知道年轻的革命领导人“曼陀”。
在他身上很有“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侠义之风。当初马如龙就是利用这一点，向他提出要把被郑佑之派人送走的手枪追回来，今后用于城市暴动，他二话不说便立即去追。他虽然不如郑佑之更有斗争经验，不免显得幼稚，但他对革命的忠诚和无私无畏的精神却是人所共知的。在杨仁杰、李家俊二烈士牺牲后，他曾提出要在重庆城里重新组织飞行集会，向敌人显示力量。明知这样的集会危险很大，但是他一点不怕，自告奋勇由他去组织群众，由他去登台讲演。在他被捕前不久发生的重庆又新丝厂工人大罢工，就是他以一个女工的三弟的身份冒险深入厂内去发动的……
据徐永弟的哥哥徐仁甫回忆，有一次徐永弟去到他成都家中，衣衫破烂，鞋底磨穿，头发胡子长长的，邻居还以为来人是徐仁甫的哥哥。徐永弟在他家居住期间：
昼则深居简出，夜则通宵不归，归饿常索残羹冷炙作食。吾妻李顺清尝谓：“叔何自苦如此？恐志未酬而身先毁！”君欣然曰：“纵是铁钉，我也要咬断。我为人类谋幸福，虽砍头喋血，也心甘情愿！……”
当时正在筹办中共江巴中心县委机关刊物《江巴红旗》的《巴蜀日报》主笔邹文奎先生，是江巴中心县委直属支部的成员，他在半个世纪后回忆：
1月8日下午，曼陀还来领导我们开了最后一次会（已经不是原支部的那些人了），对大家进行气节教育，专题讨论被捕后怎么办？大家在会上表了决心。第二天，1月9日清晨，我就被捕了（因为叛徒袁世勋知道我住的“机关”有一部“钟灵印字机”，以为抄获了又可以立一大功），关在特委会的禁闭室。上午，经过一次所谓审讯后，下午就关进巴县分监。过了一天，就听说，曼陀与我同一天下午被捕，也关在上午我关过的那间禁闭室。
徐永弟被关进特委会禁闭室的时候，里边先已关着的一个青年悄悄对他说：
“上午有一个邹文奎也关在这里，那个胖娃儿袁世勋来劝他一路出去拉人，他警告袁世勋：你娃娃小心点，莫再去拉人，你再去拉人的话，谨防没得好下场！”
徐永弟听后，高度近视的眼睛从眼镜片后放出光芒，欣慰地说：
“我们才开会讲过的。”
徐永弟没有背叛自己在直属支部会上所讲的关于坚持革命气节的话，在严刑逼供面前他坚不吐实。审讯官们想不通他那身高不到一米六的瘦小身躯中哪来如此坚强的意志。
第二天，徐永弟惨遭杀害。在绑赴刑场的路上，为防止他喊口号，徐永弟被堵了嘴，但他一路上拼命用脚猛踢刑轿，那狂怒的踢踹声，是他对黑暗社会的最后的抗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