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蜀报》1931年12月31日刊载青年社报道，题为《昨日枪决三共党 周世杰罗曼生郑佑之图谋不轨》，文中称：

周、罗两人已判处死刑，于昨日午前枪决矣。又共党省委郑佑之，在共党中原有第二马克思之称，被二十一军部派队在桂花街五世同堂院内捕获，判处死刑，亦同时执行云。

这是一个寒冷的日子。重庆城上空彤云密布，行刑队呜咽的号音在寒风中颤抖着，惊起了罗家湾刑场荒坡上的一群寒鸦。

这是两个月前杨仁杰、李家俊二烈士牺牲的地方。

这次没有响起口号声，因为郑佑之和罗曼生、周世杰三人都已被敌人上了俗称咬牙棒的“锁口符”，即以布条塞进口中并用木棍卡住，木棍两头用绳索勒至颈后捆紧，使口、舌不能动弹。

忽然，监斩官和士兵们都听到了一个奇怪的声音。

这是从犯人喉头吼出的歌声。

最先“吼”歌的是郑佑之。

周世杰和罗曼生听到这歌声，精神为之一振。这是他们都很熟悉的《国际歌》，尽管他们已经很久没有唱过这支歌了，但那悲壮激昂的旋律和充满号召力的歌词却是永远不会忘记的。他们也跟着拼尽全力吼了起来。虽然不能唱出字句，但他们都知道自己唱的是什么。

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

起来，全世界的罪人！

满腔的热血已经沸腾，

要为真理而斗争！

……

郑佑之以他最后的生命力纵情吼唱着，他满面蓬乱的胡须在这最后的吼声中颤抖着，他那往常因近视而显得无神的眼睛此时变得格外明亮。

平时总爱佝偻着背脊的高个子的罗曼生，这时也挺直了身躯，昂起了头。

周世杰脖子上自杀时留下的伤口在用力吼唱时迸裂开了，一缕缕鲜血沁了出来……

无字的歌声在强劲的寒风中飞向远方。

风从长江吹来……

风从嘉陵江吹来……

半个世纪之后，周世杰的妻弟陈家国回忆了现场情景：

……元旦之前，大监里提出所谓“罪大恶极”的三个“共匪”，捆绑在刑轿（无顶）上，插标子，吹杀人号，反动军警押送游街示众……在刑场上（今文化宫大门上面，上罗家湾马路边宽旷地，即今之中二路防空洞邻近马路边，当时无房屋，荒野地）周世杰又作最后挣扎，被打中四枪，见尸体还在蠕动，反动兵再向周世杰头部补开一枪，血溅肉飞，周才断气，一只眼被打烂，含恨死亡。当时川东师范校址就是今之文化宫，上千的同学都跑去观看……家属们哭声一片，尤其是我姐，扑在姐夫尸身上，哀恸已极……

郑佑之烈士胞弟郑瑞符于腊月初八日才得到重庆友人来信，得知了其兄遇难的噩耗，第二天找来《新蜀报》看了，确证了此事，这时已是郑佑之牺牲半个月之后了。郑瑞符急忙束装起程，经五天路途劳顿赶到重庆。这时重庆城仍在大搜捕中，戒备森严，到处是军警盘查。他人地两生，到哪里去寻找兄长的墓地？

正在一筹莫展间，突然遇到一个同乡族人，那人告诉郑瑞符，在郑佑之遇害当天，他曾托一工人跟踪至埋葬之处，记住了烈士的墓地。另一位同乡好友事后还曾寻到墓地去插了竹棍作为标记。

于是，第二天他们由那工人带领，去长江南岸铜元局后面善堂所捐的公墓地带找到了那个墓地。但是因为已相隔半月之久，每天增加的新坟累累，连作标记的竹棍也已被埋入土内了。他们又东寻西找，好不容易才找到那竹棍，判定了地方，开冢启棺，终于找出了郑佑之烈士的遗体，面目、胡须尚可辨认。众人强忍悲痛，将烈士遗体抬到长江边上，请人摄影取像，另行购买衣棺装殓。

这时，竟出了一件奇事。据郑瑞符回忆：

此距殉难时已二十日，又系腊雪纷飞，水寒冰冻，我抚其尸，而伤口鲜血直流，人咸目睹，噫亦奇矣！

同案中另一“要犯”，正在涪陵担任清共巡视员的薛彦夫，被二十一军军部派船到涪陵抓回。谁知返程时遇上冬季长江大雾，轮船在洛碛沙滩上搁浅，耽误了时间。抵达重庆时已是新年前夜，到处响着鞭炮声，军部官员们已经放假。

军部大门口的卫兵正用一张小桌摆了酒菜在猜拳行令，见到押了犯人来，满面不悦地抱怨：

“啷个这阵才来？军部等不及了，那三个昨天中午都拖出去杀了！……”

卫兵一边叫人到对面瞰江旅馆去喊在那里赌钱的守监卫兵过来收犯人入监，一边又好心地叫薛彦夫坐下来将就吃点，并告诉他，杀他的斩标都是写好了的，他来晚了，算他命大。军部要节日后才上班，不管啥子大案，只要搁冷了就好办……

新年后，薛彦夫通过他那在军法官李靖伯（特委会负责人李根固的叔父）家中做家庭教师的妻子找军部的各方面关系上下活动，利用被称为“刘湘的灵魂”的二十一军参谋长郭昌明的关系，终于侥幸捡回一条性命，不久，被转入反省院关押服刑。

同案中另外两个被捕的良心会成员张月星、王介藩，被关进巴县大监后，张月星被转到反省院服刑，于1932年4月与薛彦夫同时获释。王介藩在巴县大监中曾带头发起签名上书，要求上前线参加抗日，当时报上曾有过《坐监不忘救国，王介藩等请戴罪杀敌》的报道……

但事情并未到此为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