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佑之仍然认为此行凶多吉少，为防不测，藏了一把快慢机手枪在身上。
天色将晓。时值旧历冬月，天亮得迟，白茫茫的寒雾弥漫大地。路上行人稀少，街边偶尔闪现一星灯火，是点着亮油壶在卖烧饼或“熨斗糕”的早点摊子。
湿漉漉、白茫茫的雾气包围着郑佑之，不时有一声声犬吠鸡啼冲破雾气的封锁传来。大多数世人还在睡梦中……
1923年，郑佑之将祖传的全部产业——收租四十二石的土地捐出，办起了宜宾古罗乡普岗寺平民学校。两年后，他又为这个学校创办了一个油印刊物《夜光新闻》。在整整六十年后的1985年，一位当年的农会领导人，八十高龄的老人，一字一句向当地党史工作者背诵出了郑佑之撰写的《夜光新闻》发刊词。这篇充满**的发刊词，很可以代表此时在夜雾中行进的郑佑之的心情，特摘引如下：
黑夜沉沉，笼罩着山河大地。
赤潮怒吼，惊醒了革命健儿。
关门闭锁的巴蜀，涌来了巨浪洪涛。
险要崎岖的戎城，找不出平坦大道。
夜深，人们静悄悄睡着不醒。
可恼啊，真使我们烦闷，烦闷！
天畔巨鸿，长征不断，
梦中人们赶快醒转！
你看，黑沉沉的夜里，出现了锦绣河山，
宇宙人间，变成了新的世界。
可爱！可爱！灿烂的星辰，天空中不住的闪耀。
皎白的云裳，东方上出现了光明。
真美丽呀！真美丽呀！
照得那黑夜通红，
催促人们革命前进！
……
袁世勋家住在上半城桂花街周家祠堂（又称五世同堂）巷内一处大杂院里。郑佑之从他住宿的城南半坡上那条阶梯小巷马蹄街出来，爬坡上坎，穿街过巷，走到这里，已出了一身微汗。
袁世勋住在大杂院内一幢破旧的小楼上，楼梯又窄又陡，光线昏暗。郑佑之侧耳听了听楼上的动静，但是大院内被他惊起的犬吠声响成一片，还夹杂着声嘶力竭的鸡啼声和老人的咳喘声，使他什么也听不见。
他拧亮了手电，撩起长棉袍下摆，踩着吱呀作响的楼板一步步爬上楼去。
快爬到楼口时，忽然有一种不祥的感觉袭来，他猛然用手电往上一晃，大吃一惊——
楼梯口处鬼影幢幢，一群人正虎视眈眈地居高临下盯着他。
郑佑之暗叫一声“不好”，急忙掏枪，但已经晚了。几道强烈的手电光射得他睁不开眼睛，袁世勋事先带来等候他的二十一军特委会特务们猛扑下来，死死抓住了他的双手……
楼板咚咚响着，郑佑之被连拉带推地抓上了楼梯口，几个特务紧张地喘息着，一边对他搜身，一边把他五花大绑起来。有人惊叫道：
“他身上有枪！”
郑佑之眯起近视的眼睛，在人堆后面找到了袁世勋那张畏怯的面孔，慨叹道：
“袁世勋呀袁世勋，想不到你这教书匠也改行干起卖人肉的营生了！”
袁世勋嗫嚅道：
“老郑，我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共产党已经成不了气候了，识时务者为俊杰，你还是也过来吧！”
郑佑之冷笑一声，看了看身边这一个个年纪轻轻，论年龄几乎可以作他儿子的叛徒们，讥讽道：
“唉，你们都年轻，可以作再醮妇；我老了，不能作再醮妇了……”
再醮者，再嫁也。郑佑之在这里是借用“烈女不嫁二夫”的古训来斥责叛徒们的变节和表明自己坚贞不屈的意志。
据钟灵先生回忆：
袁世勋是 29日凌晨3时许被捕的。袁当时是牛皮凼小学教师。是何人出卖的？是胡云，刘复初，还是刘元盛？我不清楚。特委会大门左侧是候审室，当时，张歧呜同志，黄自成和我三人都关在候审室里。袁世勋被捕进特委会，不久，叛变随军警出特委会，以及天明后，逮捕了郑佑之同志进特委会，我们都看见的。郑佑之被捕进特委会，引起一阵轰动，一些叛徒和军警叫叫嚷嚷说“抓着一个大家伙！”嗣后一个军警还眉飞色舞地告诉我们如何逮捕郑佑之的惊险经过，因为郑佑之带有手枪，而且是当时较为先进的二十发快慢机手枪，使他们大吃一惊。
郑佑之是早就作好了为革命献身的准备的。早在1923年，他在写给被他引上革命道路的小姨妹李坤泰的信中就说过：
我自料我还活十来年就该死（不遭人杀死，便该累死）……
但是郑佑之反对作无意义的牺牲。在另一封给妹夫肖简青的信中他说：
我的生命已决定为国民，为无产阶级牺牲，不过逃得脱死的时候，我还是要逃（不找死罢了），不能束手待毙的。
因此他对他的这次被捕，是十分不甘心的。在写给弟弟的遗书中，郑佑之悲愤地写明了自己被捕的原因：
你哥哥这回是在袁家被捕的，事前你哥哥坚决不到袁家，而老人再三强迫你哥哥去，这是你哥哥死不甘心的。请你把我这个意见传播与一般人知道，以待将来的公论。
弟弟，你不要因为痛心你哥哥之死就起心报复，这仍不是你哥哥的意见，假如你们要这样做，就害你哥哥死后落个反动之名，我只希望你宣传出去，使他们心痛，使他们受舆论的制裁，反对你们有报复行动。
信中所说的“老人”，本来在四川民间多指一家之长，在这里则成了党的负责人的代称。在生命的最后时刻，“死不甘心”的郑佑之在极度悲愤之中仍严格分清了导致他被捕的直接责任人与他所献身的革命事业间的界限，明确反对报复行动，只希望说明事实，“以待将来的公论”。
郑佑之这封信是写给弟弟的，但是这些话却显然不是写给他弟弟的——因为他弟弟既不是共产党人，也不在重庆谋生，根本不可能明白谁是“老人”，也不可能打听到“老人”住在何处——连几个中共叛徒都不知道“老人”马如龙的住处（否则这一次马如龙也就一起被捕了），一个外来百姓又能到哪里去找到中共地下组织的“老人”呢？人都找不到，当然也就谈不上什么报复了。
那么，郑佑之遗书中的这些话是写给谁的呢？
显然，这些话是写给与他朝夕相处，患难与共，在重庆以“夫妻”身份同住机关的亲密战友李坤杰的。
李坤杰是郑佑之的姨妹，在李家姊妹中排行第二。郑佑之于民国二年（即1913年）与李坤杰的大姐李坤俞结婚。五年后，郑佑之27岁时，妻子病故。次年，郑佑之遵从妻子的遗愿，续娶五姨妹李坤舆为妻。三年后，李坤舆又因难产病故。从此郑佑之没有再娶，而全身心投入到革命斗争中去。他在1923年4月写给小姨妹李坤泰的一封信中谈及他当年续娶五姨妹之事时说：
我往年所以要说（作者注：指说亲）五妹，因为我未受新思潮洗礼，我不能不要一个家……现在呢，我的家具多已送人，我的地方（作者注：指地产）已决意待我死后捐入平民校（捐地方的遗嘱是去年子写好的，现在我已向朋友们说出来了）；我自料我还活十来年就该死（不遭人杀死，便该累死），所以抱独身主义来实行社会革命……
郑佑之在舍生忘死的革命活动中，还把几个姨妹都引上了革命道路，其中小姨妹李坤泰经过他的精心培养，后来成长为著名的女革命家，即名震白山黑水的抗日民族英雄赵一曼。
李坤杰也成为宜宾地区最早的中共党员之一，后来长期跟随郑佑之奔走革命。她先是被调到重庆以“家庭主妇”身份掩护团省委机关，后来又掩护被调到省委和省行委工作的郑佑之；郑佑之被派到合川领导兵变和处理兵变失败后的善后工作，她又随同去到合川协助工作；郑佑之被调回重庆参加川东特委工作，她又来到重庆住机关。两人相敬如宾，配合默契，郑佑之仍按后妻去世前的习惯称她“二姐”，地下组织中的同志们则称郑佑之“大哥”，称李坤杰“大嫂”。
尽管郑佑之不会将党的领导层内的分歧告诉李坤杰，但郑佑之在党内受到打击的情况，李坤杰是不会没有觉察的。以她与郑佑之间的深厚感情和她为革命出生入死在所不辞的性格，郑佑之担心她会因一时愤激而做出报复之类举动，因此特别写了这样一些话。
以后的事实证明郑佑之的苦心没有白费。李坤杰没有辜负郑佑之的期望，她将悲痛埋在心中，以革命大局为重，继续郑佑之的未竟事业，在不久后江巴党、团组织遭到大破坏，最后一任中共江巴中心县委书记陈必新被捕后，她还一度挑起了临时负责领导江巴党、团组织的担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