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嘉祥叛变后，郑佑之并未马上落入敌手，因为胡嘉祥同他是不定期接头，并不知道他的住址和活动规律。郑佑之的被捕，是由于胡嘉祥所引出的“连锁叛变”。

据当时参加重庆反帝联盟（亦称反帝大同盟）秘密工作的重庆艺术专门学校学生、共青团干部钟灵先生回忆：

1931年12月28日，胡云带一支手枪向刘湘的特务委员会自首。下午，逮捕了朋友书店的刘复初，刘复初叛变后，当夜逮捕了刘元盛和我。同时还逮捕了在牛皮凼小学教书的袁世勋。袁世勋叛变后，逮捕了重庆党的负责人郑佑之……

这几个接连被捕叛变的叛徒，刘复初是共青团江巴中心县委总交通，刘元盛是重庆反帝联盟负责人和共青团城区街支部委员，袁世勋是中共江巴中心县委交通站负责人。

如果仅仅有这一连串的叛变，郑佑之也还有可能逃脱敌手。不幸的是，他同时又遇到了来自党内的恶意刁难。

刁难他的便是中共江巴中心县委书记马如龙。

当敌人大逮捕开始后，中共江巴中心县委已经陆续得到消息，也适时作出了让郑佑之立即转移离开重庆的决定。但是，马如龙内心里对郑佑之的撤离是很不甘心的。因为郑佑之曾多次提出请求调离重庆，到他熟悉情况的川南去开展农村武装斗争，都被马如龙粗暴地拒绝了，同时马如龙还给郑佑之扣上了“农民意识”“右倾逃跑主义”等帽子。这一次郑佑之终于能够如愿以偿了，马如龙对此深感恼火，当成是自己的领导权威受到了损害，因此他想方设法要在郑佑之临走之前再耍一下权威，再给这位“四川卡尔”穿一穿小鞋。

对马如龙这类人，重庆人有一句虽然尖刻但却形象的俗语：小人得志，犹如癞狗长毛。

后来历史的风雨终于冲掉了马如龙脸上被人为涂上的革命脂粉。在这次江巴党、团组织大破坏事件发生后，马如龙吓得交出了书记职位，跑到成都，因其“根红苗正本质好”，仍被执行王明路线的省委领导安排为成华（成都、华阳地区）县委书记。1933年春，马如龙又被当作培养苗子调到开办于中央革命根据地江西瑞金的党校高级班学习“深造”，次年6月被中共中央派回四川，化名冯伯谦，就任中共四川省委常委、组织委员（即部长）。据同他一起奉派回川的省委书记刘道生（后叛变投敌）解放后交代：

（我们）1934年5月动身（从瑞金）出发，临行时组织局和军委都布置任务：当时四川党员组织秘密性不够，县间党员彼此往来有违白区工作的原则，应即大量调动党员干部……中共四川省委在成都的有代理省委书记史伯康，秘书刘克云，军委戴孝先，军委干事叶柏岗，宣传干事代理宣委殷志强，共青团省委书记唐有德等人。我和冯伯谦抵成都后，住在刘克云家中，当时中央巡视员徐平也恰好在成都。我先向徐平及史伯康传达了中央指示，并决定通知戴孝先、殷志强、唐有德、刘克云举行省委会议传达中央指示，讨论后做出决定。但当天省委组织委员、代书记史伯康即准备把省委工作移交给我，同时私自安顿他的家眷以便转移。在这时，史伯康到他亲戚家去，途中遭捕于布后街。当晚史伯康即叛变，出卖了殷志强领导的市委机关。恰好他日晨，为市委的定期会议，因而市委会议出席人全部被捕，殷志强也在这次被捕叛变。由殷志强的关系，出卖了共青团省委组织委员杨某，再由杨叛变出卖了团省委书记唐有德。省委会议未及召开即面临大破坏的危机。我和徐平、刘克云、戴孝先、叶柏岗等决定大迁移，而在这过程中，冯伯谦拐公款潜逃……

上任伊始，马如龙（冯伯谦）便被白色恐怖局面吓破了胆，竟然偷去中央交给的调动干部经费651元和组织费200元，潜逃回乡，买地建房，心安理得地当起了地主。而大量身份已经暴露的地下党人却因他这一可耻行径失去了调动的机会，面临落入敌手的危险……

这个窃踞革命领导岗位、后来从中共高级干部堕落成土老财的卑鄙小人，在1931年即将结束的这个寒冷的日子里，就为了自己那一点点可怜的心理满足，将杰出的共产党人，“川南农王”、“四川卡尔”郑佑之逼上了死地。

他要郑佑之临走前最后一次到袁世勋住处去进行原先约定但此时已无必要的接头联系。

郑佑之不知道袁世勋已经叛变。

由于特委会中的良心会遭到大破坏，郑佑之煞费苦心在那叛徒窝中埋下的两条内线全部报销，他再也无法得到内部消息。

但是，他从接踵而至的人员被捕消息分析，即使袁世勋未遭逮捕，那个联络点也已处于危险之中。

他提出取消这次接头。

本来在这种形势下，也完全应该取消这样的接头，但马如龙坚决不答应。为了充分显示他那点可怜的权力，他甚至谎称该联络点有重要文件需要收回，逼着郑佑之非去不可。

郑佑之就这样极不情愿地一步步走向了危险的陷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