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嘉祥的叛变，直接导致了良心会及重庆地区党、团组织的大破坏和郑佑之等领导干部的被捕牺牲。

据宋毓萍解放后交待：

党派出之联络助手胡嘉祥自动向特委会委员王邵芸公馆自首告密，先说明邻水杀害案与钟思吉被杀之真相，全系罗曼生、周世杰、薛彦夫三人所为，又说出还有二人有通共阴谋（因周云芳、余复生曾一次与胡嘉祥接头，未用真名，故胡告密时说不出真名）。刘湘当时极为震怒，于深夜派弁兵将罗曼生、周世杰二人逮捕，又电涪陵驻军将薛彦夫押解回渝。周云芳、余复生二人见机于次日中午秘密逃跑。……胡嘉祥被委为二等侦缉员，并得奖金一百元。

王璋，字邵芸，是二十一军特委会常务负责人之一。得到胡嘉祥自首告密后，他马上派人去抓了罗曼生，从罗曼生家中搜出的枪和胡嘉祥交出的枪，与军械科登记的发给胡宗荣、刘伯皋二人的枪正是同一号码！

二十一军军部大院这天夜里灯火通明，荷枪实弹的士兵们跑进跑出，灯笼、马灯、手电光到处晃动，气氛十分紧张……

第二天，惊人的消息传开了：除去罗曼生、周世杰之外，二十一军特委会还有另外两个侦缉员（良心会成员）张月星、王介藩受牵连而同时被捕。加上还在涪陵已派专船前去逮捕的薛彦夫，特委会一下子就有五个侦缉员成了共案犯！

刘湘对这一案件确实是“极为震怒”，因为他精心炮制起来对付共产党的特务委员会，居然又被共产党“拉出去，打进来”，在他心腹之地插下了钉子！

《新蜀报》1931年12月29日以醒目的大字标题报道了这个惊人消息：

反共分子又谋捣乱 四侦缉员被禁巴监

无法辨白冤屈 周世杰乘人不备

欲自杀？夺刀猛刺咽喉！

禁子头儿眼明手快——未致毙命

两封遗书真写得哀惋动人

（青年社）二十一军特务委员会最近查获该会侦缉员中尚有秘密与共产党徒暗通消息图谋不轨者，当将带有重大嫌疑之侦缉员罗曼生、周世杰、张月星、王介藩等四名发交巴监寄禁，俟侦查明确，再行判决。殊昨（二十七）日午后五钟，巴监收封时，周世杰突乘众犯人不备，暗将草鞋科之尖剪刀一柄，夺持手里，迎喉猛刺。幸看守头目手眼敏速，未待其伤及致命处，即行夺转，然察其颔下已伤痕累累矣……

周世杰的自杀，是他精心考虑后采取的一个保守中共地下组织机密的重大行动。

在采取自杀行动之前，周世杰写了两封遗书，一封写给妻子陈家玉，另一封写给特委会负责人李根固和王璋。在后一封遗书中，他完全否认胡嘉祥自首中交代的有关他们与中共地下组织暗通联系，有关他“秘密谋害同事”等问题，大呼冤枉。他说，因为胡嘉祥肯定要咬他，他无法申辩，为了不受人讥笑，只有自裁——他想以自己的死来堵住被胡嘉祥撕开的缺口，给敌人留下解不开的谜团。

他给特委会负责人的遗书通篇是“以假乱真”，给妻子陈家玉的遗书才是真情流露，被报纸称为“哀婉动人”的，正是这一封遗书：

我最亲爱的玉妹，我这封信真是最不忍心写，但是我又不得不写，我现在同你永别了！我心灵惨痛，但我有千万的话，都不知要向你怎样说法才好，现在我只能够最简单说几句在下面。我死了之后，请你切不要因悲伤我而损坏了你的身体，至于你的幸福，你可尽量去寻求吧。我俩的孩子，请你要费心哺养和教育，这真是对不起你，致使送掉你半身的幸福，妹妹！……我亲爱的妹妹……我的肠已断了……一切一切……我都不能够说了……最后祝你保重你的玉体，寻你无穷的幸福。你的世杰最后的绝笔 十二月二十七日午后五钟

罗曼生被捕后，自知难逃一死，也十分镇定，只字未吐有关中共地下组织和良心会的机密，只承认自己是因赌博输了钱才起心抢人的。胡嘉祥是因与他分赃不平而进行诬告。

他们都在竭力保护中共地下组织，保护地下组织直接领导他们的“四川卡尔”郑佑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