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此之前，重庆刚发生了中共江巴中心县委领导的中日合资又新丝厂工人大罢工，这次罢工因为是在“九·一八”后民众抗日情绪高涨的形势下发动的，因而得到社会上广泛的同情和支持，取得了一定程度的胜利。但厂里的几个共产党员在组织罢工中表现突出，“搞红（暴露）了”，她们正在联系准备转移时，重庆市政府社会局叫工人代表去谈话，把去的九个代表全都抓了起来，罪名是“煽动罢工，带头闹事”——又新丝厂不仅是日资，还有中方资本，而中方资本家与官府是串通一气的。

中心县委正在设法营救被捕同志，更大的灾难又降临了。

事情又出在内部人员的叛变上。

原来，薛彦夫去涪陵之前，把他直接联系的罗曼生、周世杰等良心会成员的关系交给了郑佑之。郑佑之当然不会直接与他们联系，而是派了一个地下特务队员胡嘉祥（又被叫作胡元、胡云）担任他与罗曼生等人之间的联络员。

俗话说：“不怕虎生三只眼，只怕人起二样心。”谁也没有料到，这个专门负责制裁叛徒、保卫组织的地下特务队员胡嘉祥，竟然叛变了！

12月26日夜里，胡嘉祥跑到二十一军特委会军法官王璋的公馆去，交枪自首，并供出了罗曼生、周世杰等良心会成员。

胡嘉祥为什么要这样做？据薛彦夫事后听特委会中人谈起，是胡嘉祥与罗曼生拿枪去抢了人，因分赃不均，为了独吞抢来的钱财，胡嘉祥起了黑心……

胡嘉祥显然不会自称是因分赃不均而去自首告密的。这一说法，或是罗曼生被捕后所供，或是特务们私下分析出来的。不过，从特务们这一说法及周世杰自杀前留下的遗书（其中说他不知道胡嘉祥是抢匪）来看，确有“抢人”之事发生。为什么罗曼生会与胡嘉祥在这时候去抢人？按当时薛彦夫听到的特务们的说法，是罗曼生赌博输了钱，叫胡嘉祥与他一起去抢人。若按这种说法，罗曼生是为了钱财而不惜铤而走险之徒，但这与他被捕后始终不暴露革命机密的坚强表现又不相吻合。况且，若他真是为了钱财，只需把胡嘉祥这个地下党组织派来的联络员交给特委会，“卖了”，或者更进一步，设法把郑佑之也骗来“卖了”，岂不是一样会得到大笔奖金？何必去干冒险抢劫之事？

从周世杰自杀前写下的遗书看，罗曼生他们所用的枪中还有一支是周世杰找张月星借来又转借给罗曼生的。抢劫发生的地点，据说就在临江门附近的大井巷，离周世杰家不远。由此推断，有可能罗曼生他们是在去约周世杰的路上或是去找周世杰未遇后出来的路上进行的抢劫。莫非周世杰也与这次抢劫有某种关系？

分析起来，极大可能是：当时郑佑之为地下组织买枪的钱款一时筹集不到，而此事又不能拖得太久——夜长梦多，恐生变故。罗曼生等人便想出了抢劫有钱人的办法来解决燃眉之急。

据曾在大革命失败后担任过中共四川省委组织部长的刘披云回忆，在20年代末期，一些地下党组织曾在白色恐怖空前严重，活动经费万分困难的情况下，采取过“绑票”一类行动（在1930年5月中共四川省委代表牛大鸣向中央的报告中也提到“甚至省委住机关的同志要求去绑票”）。当时年轻的革命者们有一个名正言顺的说法，叫作“剥夺剥削者”——列宁的《国家与革命》书中曾有过“剥夺剥夺者”的提法，指的是革命者必须剥夺反动阶级对生产资料的占有权，这个提法传入中国后，大概有些拗口，被中国的革命者们改成了“剥夺剥削者”，再通俗一些，就叫“打土豪”。而“剥夺”则被一些人简单地理解成了“抢夺”、“抢劫”。刘披云在任中共川西特委书记时就曾亲自组织过一次这样的绑票行动：在四川江防军第七混成旅旅长邝继勋（中共党员）的大力支持下，行动进行得比较顺利，眼看要成功了，地下党派出两个同志（都是邝部军官）去约定地点取赎“票”钱款，结果被捕，经过严刑拷打，两人坚强不屈，没有招供，最后被杀害了。刘披云在半个世纪后回忆此事时，不胜感慨地说：

我们做了蠢事，牺牲了两位好同志。每念及此，深感不安！

罗曼生抢劫案的原因是否如此？这只是一种分析。但是不管怎样，罗曼生在被捕后未暴露任何有关革命的机密，最后被杀害时表现也十分坚强，则是事实。

令人深思的是，胡嘉祥作为一个专门制裁叛徒的地下特务队员，应该说是深知叛变会有什么后果的，怎么还会这样容易就成了叛徒？

本来，信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共产党人，是反对采取个人恐怖行动的。地下特务队，只是在20年代末、30年代初的严酷的白色恐怖环境中，中共地下组织为了保护自己而被迫建立的自卫机关。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写的《周恩来传》中即有如下记载：

如何在严重的白色恐怖下保证中共中央的安全，是放在党的面前的一个极其严峻的任务。一九二八年十一月十四日中央常委会议，决定成立由向忠发、周恩来、顾顺章组成的特别委员会，负责这一工作。为着这个目的，周恩来以不少心血来领导中央特科，从各方面加强了党的保卫工作。

中央特科，原是在大革命失败后中共中央军委（书记周恩来）建立起来的以情报工作为重点的特务工作科。在上海扩建后，增设了专门负责保卫工作和制裁叛徒行动的第三科。第三科的行动队又被称作红队，俗称打狗队。当时出卖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农委书记兼江苏省军委书记彭湃的叛徒白鑫，出卖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组织局主任罗亦农的叛徒何家兴夫妇，以及指挥逮捕中共中央领导干部罗登贤、邓中夏、陈赓等人的中统特务头目史济美等，都是被红队制裁的。曾在四川担任省军委秘书的李觉鸣，在1931年初因与省委领导发生意见分歧，便跑到上海去，参加了红队工作。

中共四川省委当时也在严峻的形势下被迫组建了特务队。

在牺牲惨重的浩池街事件之后，四川省军委1930年5月起草的《五月半至七月尾工作计划》中就明确提出：

建立特务工作。特务工作，尚在地下组织时代的本党，对于这一工作之建立极其重要。此次白色恐怖之到来，同志尤其是领袖同志之被捕和枪杀如此容易，党的特务工作没有是其重要原因。因此军委目前必须从速建立特务科工作，定出建立的具体详细计划，暂成立即一为谍报组……一为赤卫队，以对党忠实、积极而特别勇敢、会使用武器的工人和脱离生产不久的兵士分为十人至二十人组成，专门担任掩护开会，保护机关和领袖和枪杀反动派等一切赤卫工作。

当时在重庆担任地下特务队领导工作的，都是具有军事斗争经验的干部。

最早是省军委书记李鸣珂的助手李觉鸣。

易觉先叛变后，李觉鸣属于被易觉先重点缉捕的对象，行动不便，省委另调了在川东从事军事工作的黄埔军人任锦时，但工作尚未开展他就被易觉先认捕，被判处无期徒刑。

在随后一段时间里，因执行“立三路线”的暴动计划，军事干部分赴各地，地下特务队一度中断活动。

“立三路线”结束后重建的地下特务队由罗南辉负责，他成功地领导了制裁游曼谷、击伤宋毓萍的行动，后因下川东急需军事干部而被调去担任军委书记，一去就落入敌人陷阱。

罗南辉走后省委又调来了杨朴，可惜因在开展士兵工作中不慎暴露身份而被捕牺牲。

继后是曾莱，因武装斗争的需要而调离重庆。

省委迁成都后，在重庆领导地下特务队的是李惠康，他在胡嘉祥叛变所引起的这一次大破坏中被捕牺牲……

由于地下特务队的特殊工作性质，决定了对特务队员的要求，要勇敢，会使用武器，还要脱离生产——因为要有随时能采取行动的自由时间。而这就使得特务队员的成分中有相当部分属于毛泽东所说的“游民无产者”，即“失了土地的农民和失了工作机会的手工业工人。他们是人类生活中最不安定者。……这一批人很能勇敢奋斗，但有破坏性……”再加上地下工作环境的局限，不可能随时有严密的思想政治教育和严格的纪律约束，当然是很容易出问题的。

在这方面，蒋述法是一个典型。

在1930年底和1931年，地下特务队在重庆采取过几次重大行动：制裁叛徒游曼谷、宋毓萍（受伤未死）、牛正坤等。其中，负责开枪击毙游曼谷和牛正坤，击伤陈寄零的，都是地下特务队员蒋述法。

这个蒋述法是蓬溪人，出身贫苦，1928年入党，在地下工作中表现十分勇敢，后来被派回家乡组织农民暴动，因不服县委领导私自跑来重庆，于1935年被戴笠掌握的军委会委员长重庆行营第三科逮捕，随即叛变，以后参加了军统特务组织，干了不少坏事，最后升到保密局西南特区专员的位置，解放后还负隅顽抗，领导反革命叛乱，被人民政府逮捕后判处死刑。

胡嘉祥就属于蒋述法一类角色。

虽然他在叛变前后的影响都不如蒋述法大（后来他只是二十一军特委会中一个无人重视的小角色，甚至无人知道他以后的下落），但他这一次叛变却使重庆地区的共产党组织遭到了极其严重的大破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