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年年底，二十一军向防区内各地派出清共巡视员，力图扩大清共成果。郑佑之指示薛彦夫借机打入，通过参谋长郭昌明的关系捞到了一个涪陵县清共巡视员的职务。郑佑之要薛彦夫到涪陵后，对当地曾有过农民武装斗争传统的鹤游坪山乡一带情况进行了解，为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做准备。

另一方面，郑佑之又通过余宏文和邹云芳，从二十一军军部手枪连买通关系，搞到一批手枪。当时担任中心县委委员的陈震（陈必新）在回忆中曾谈到此事：

中心县委曾通过党员打入二十一军军部的活动，取得了十支快慢机手枪，这是当时最新式的武器。在进行活动中，郑佑之同志要他的弟弟寄来了一笔款作为活动费用。后来这十支手枪有三支留在机关，其余七支由余宏文同志转移走了……当时徐永弟同志赶到江津要追回这些武器，据徐说转移未经中心县委同意。这件事情，从实际上来看，余宏文同志自己无权作主转移，他是受郑佑之同志指挥的，目的是在于转移到川南，作为进行农村工作使用的。这与郑佑之同志当时对党组织工作向农村转移的主张是一致的。转移枪支与他在党内提出和坚持转移到农村工作的意见都是他的主导思想的表现。

徐永弟是杨仁杰牺牲后的中心县委组织部长，郑佑之当时是中心县委秘书长。为什么徐永弟要去追回郑佑之安排送走的枪？这里涉及郑佑之与中心县委书记马如龙的矛盾。

杨仁杰牺牲后，马如龙成了中心县委名副其实的书记。

马如龙究竟是怎样的一条“龙”，有必要作一些了解。此人原名马永成，是杨仁杰西充乡下家中的杂役，拿烟、烧茶、扫地、抹屋，手脚勤快，头脑灵活。杨仁杰同他虽是地主少爷与仆人的关系，但却从不把他当下人看待。杨仁杰一心要解放劳苦大众，身边这位雇工当然也被他视为解放对象。杨仁杰在家乡发动贫苦农民组织“农民亲善会”时，便动员马永成参加了进去，有意识地对其进行培养。当杨仁杰被调到成都开展革命工作时，他又带上了马永成。他先让马永成在地下组织开办的印刷厂铸字房当学徒，然后安排他在地下组织开设的成都书店作店员，同时为地下党跑交通。这时，他给马永成改名马如龙，并发展他成了共产党员。不久，马如龙被派到东门兵工厂作职工运动，担任了城区支部书记。杨仁杰被调到重庆时，他又带上了马如龙，仍然让马如龙在他领导下负责职工运动。

在杨仁杰的苦心培养下，马如龙从一个只会侍候主人的奴仆，逐渐成长为有一定阶级觉悟和工作能力的中共干部。本来如果他能在革命斗争中一步一个脚印地前进，无论对他还是对革命事业都会更好一些，但是左倾路线却改变了这一切。马如龙的雇工成分成了一块金字招牌，在形而上学的“阶级路线”影响下，在建立中共江巴中心县委时，马如龙被破格提拔为中心县委书记。杨仁杰则成了他领导下的组织部长。

马如龙当上这个书记，不是凭思想水平和工作能力。杨仁杰在世时，遇事有杨仁杰想办法，拿主意，杨仁杰不在了，马如龙只有对上级指示照本宣科，并且以对下级更为严厉的斥责来掩饰自己的无能。

这样，马如龙与郑佑之的矛盾进一步加深了。

郑佑之是当时四川的共产党人中最早觉察到中央（王明）路线有问题的一个。凭着他长期对马列主义理论的学习研究，凭着他多年从事基层农民运动的实践经验，他越来越发现那时以城市为中心的左倾路线不符合社会实际。他向马如龙提出注重农村工作，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建议，但是遭到马如龙的批驳。

马如龙并非认为他的建议在理论上或策略上有什么不对，而只是认为提出不同看法就是对他领导权威的冒犯，就是不能容忍的事。

马如龙手中的武器不是理论而是“帽子”。他给请求去农村工作的郑佑之扣上“右倾逃跑主义”“农民意识”的帽子，并在中心县委其他一些年轻气盛、感情上易受左倾路线影响的成员中挑起对郑佑之的不满——一般说来，外斗外行的人，往往是内斗中的内行。

陈震回忆说：

郑佑之同志当时对于重庆党组织的工作方向有他自己的一些看法和主张，他认为省外好多地方都在农村建立了革命根据地，组成苏区，开展游击战争，但四川还没有一个根据地；他对于把党组织的中心工作放在城市，老是着重搞贴标语、散传单、组织飞行集会等一套工作，认为是适应不了形势发展的。当时在一个地方突击组织宣传一、二十分钟，又转移到另一处继续进行宣传，这样大大地暴露了自己，以致组织机关屡遭破坏，在大城市敌人势力集中的地方，地下工作这样很难获得成功。他主张把党组织的主要力量转移到农村，深入做农村工作，组织游击战斗。他的意见和主张当时在党内居于少数地位，多数人不同意他的意见。他感到有些苦闷，其他的同志也认为他有些别扭。

尽管如此，郑佑之仍然千方百计为开展农村武装斗争作了一些准备。在这方面，他充分利用了他所掌握的二十一军特委会良心会的力量，继余宏文，邹云芳搞到一批手枪后，他又通过周世杰、罗曼生联系了另一批手枪。

据郑佑之胞弟郑瑞符回忆：

（吾兄）虽处二十一军积**、威、暴铁蹄之下，仍大肆活动，不稍懈怠。为党人自卫计，筹谋经费，购买武器以备用。适二十一军部特委会侦缉员周世杰、罗曼生等，曾透出库中存枪六支……先是吾兄来函谓需款甚急，弟能措办五百元否？余复信照办，即进行挪充。尚未就绪，催函速至，先赴井（作者注：自流井，即自贡）兑三百元，续兑二百元，前后都交由重庆千厮门中行街民生公司经理李建邦先生转张荣三（作者注：郑佑之化名）收。旋得复，收到无异。不数日，而噩耗飞来矣。

这突然飞来的噩耗，就是郑佑之的被捕与牺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