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30年底，中共四川省行委给中共中央长江局的报告中就曾指出，二十一军在重庆“不仅捉党负责同志，而且如疯狂的一般乱捉。”

不少共产党人都是在这种疯狂乱捉的情况下落入敌人手中的。

曾任中共雅安代理特支书记、彭县特支书记，后来成为二十一军特委会“良心会”成员的李人茀，在五十年后，回忆了他的被捕经过。当时，他奉命参加广汉兵变，起义失败后，失去了组织关系：

1931年春，我打算到天津找五伯父栽培升学，由犍为起身，路经重庆。第二天上街找人，就被二十一军特委会侦缉员抓捕了，他是宜宾叛徒黄宛芗，我们在成都会过一面。他两面吹嘘，说他是西南高中的进步学生，说我是雅安师范的积极分子，但也只是使双方都猜出是党团员而已。因此，我在审讯时，始终没有暴露身份，只说在成都参加过文艺团体“明朝社”的口供来蒙混过关。坐牢一月，敌人来狱中劝我写书面材料，才能开释。我只照口供叙述了参加文艺团体的经过。数日之后，便听说登了报。托人买了一份《巴蜀日报》，发现把我的原文删改了头尾，外加一个大标题：“共产党李人反共”七个大字（“文革”时期有造反派在重庆旧报中抄到一份《嘉陵日报》来雅安，说是我的反共宣言，我曾请他们看标题和内容是否一致，并且我本人根本没有出来登过报，来人说敌人作反宣传，重庆各报都登了）。当时我悔恨上了敌人的当，只计脱离虎口后再登报申明。敌人的第二个手段是把我交给侦缉队押着上街抓人。某日，押着走到大阳沟时，看见我的领导杨仁杰同志迎面走来，我当机立断，赶忙掉开头，吸引押我的人去看鱼市上摆的各种鲜鱼，掩护仁杰同志脱离了危险。事后，伪装投敌当了特委会一等编辑员的余复生同志（作者注：即余宏文）在暗中告诉我，仁杰同志叫我将计就计，留在敌内搞反间谍工作，参加“良心会”，主要任务是，将探听的敌特活动经常汇报。

除去李人茀这种因本未叛变而不愿指认共产党人的情况外，也还有个别叛徒出于种种原因故意网开一面放走共产党人的事。

曾任共青团四川省委干部的梁佐华回忆：

我记得江巴县委石萍，当了侦缉员后，在都邮街碰上团省委书记方明，方明想躲避也来不及，石萍却嘴一歪，头一转，悄悄走开了。方明回来对我说，今天好险，遇上石萍，差点不能回来了。

这个石萍，就是前文提到过的被周显则保释出狱参加特委会工作，后来逃走了的那个叛徒。他原是重庆艺术专门学校共青团负责人，是被宋毓萍出卖被捕后叛变的。然而，他的叛变，与宋毓萍之流又有所不同，他并不甘心为虎作伥，对昔日同志也还不愿翻脸不认人。周显则大约就是看中了这一点，才将他保释出来，后来又授意他逃走的。

当年在江津从事地下革命工作的黄宇齐，在一篇回忆中谈到他1930年12月在巴县遇到石萍的情况：

……在街上见到石萍，有两个人跟着，他用眼示意叫我走开。第二天在街上，又碰到了石萍，见无人盯梢，我们才一块到茶馆喝茶。他告诉我说，他已被捕过，并参加了特务委员会，才一个多月。我叫他赶快脱离，他也说他准备走，并说，党组织破坏大，革命起码要推迟五年。我反驳说，至多推迟两年。当时他还骂一些叛变了的人，说某某人最坏。

石萍不是良心会成员（良心会建立时他已逃离特委会）。但从他的表现亦可看出，特委会的叛徒并非只有一种类型——由此可见，郑佑之关于在叛徒窝中建立为我控制的良心会这一大胆计划，是十分英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