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务们不知道文强此时在共产党内的身份，只知道他在川东参加过李家俊领导的农民起义，是个共产党军事干部。而李家俊起义的地区又是另一军阀——川陕边防督办刘存厚的防区，不属刘湘的二十一军管辖范围，因此特务们对文强的情况不可能有什么了解。

文强也清楚这一情况，便一口咬定自从川东农民起义失败后，他就脱党了。这次是来重庆另谋职业的，与共产党组织已中断联系一年多。为了敷衍敌人，他讲了一些在川东打游击的“龙门阵”，也像李鸣珂那样编了一套假话，“交待”了他来重庆后准备与地下党组织联系的方式。他说，一是到大梁子邮局投递一封“存局待领”的信，写明自己已到重庆，住于何处，二是在朝天门码头城墙上画一个大鼻子，这样就自会有地下党的人来会他。特委会照此办理，当然是一无所获。

但是，不交出一个具体地址，显然是说不过去的。于是，他装作很不情愿地说出了一个“地下交通机关”——陕西街广源银楼。其实，这家银楼原本只是替地下党人收转信件的地方，况且自寮叶巷事件时被宋毓萍带人去查抄后，抓走了两个嫌疑犯，银楼也再不敢替人转信了，地下党人当然也再不会以这里为联系地点了。但特务们仍然把文强的交代当作重要情况汇报上去，刘湘便叫公安局去查封了这家银楼。

文强被捕的消息，是邹云芳告诉了余宏文，余宏文又报告郑佑之的。郑佑之一面让余宏文安排邹云芳伺机给文强传递了字条，告诉文强坚持原有口供不变，虚与委蛇应付敌人，等待时机配合营救，并通过邹云芳随时了解敌情动向和伺机营救；另一方面，郑佑之又通知了薛彦夫，要他也设法营救——因为薛彦夫在特委会中身份特殊，又在军部参谋处、副官处都有不少关系，活动起来较为方便。

薛彦夫从潘家沟墙洞里得到郑佑之通知时，文强已被转押到巴县大监。

对于巴县大监，文强在回忆录《新生之路》中有一段具体记叙：

这是一座完全旧式的监牢，真是暗无天日。我读过清代著名散文家方苞所写的《狱中杂记》，算是有了亲身体会了。……我被押进巴县监狱时，身上只藏有一块银元。“囚头”（也是犯人）伸手要钱，我没有给他，便被他拳打脚踢，抓住头发向牢房里的尿缸里按。

因为不知道文强有“现行”活动，以为他已脱党，捞不到什么油水，特委会便没有继续追问他组织情况。关了约半月后，特务们又将他提回特委会进行劝降。

这就为文强越狱创造了条件。

至于文强是如何越狱成功的，目前有两种说法。

文强本人在1986年所写的一部回忆录手稿中是这样说的：

到达特委会后，一大群叛徒特务围着我进入一间布置好了的房间，桌上摆着麻将牌，另一桌摆着茶点之类东西。他们当中的指挥者，就是宋毓萍，耀武扬威的便是自称黄埔同学的贺蜀筠。宋毓萍未落座即出，不到半个小时回来了，他心事重重地向我说：李根固处长原打算宴请你，共同拍照留念，也准备与你作长谈，他代表刘甫公（指军阀刘湘）的。因为你的态度有些强硬，便改为以后再谈。今天派小弟来招待你，开怀畅饮三杯，作雀战之戏，下下棋也可。我准备奉陪一周，但请你千万不要走出卫门，否则就会发生误会，挽救来不及……群奸包围我问东问西，也有向我献殷勤，赠以鸭舌帽的。其中有一位显然是打入内层的地下工作同志，他老是靠近我，如有所言而不言，有时则故意说几句搪塞威胁的话，似乎是专为监视我招待茶烟。这位机智的青年同志趁其他人不注意时悄悄对我说：“你放心，会有人打救的。”这样温暖的话，向我说过三次以上。

酒宴之后，又打麻将，文强回忆：

四圈过后，乃申言小便，宋毓萍指一青年伴送向厕所而行。正疾步中，青年忽塞一纸团入我手心……在厕所电灯下，展纸团审视，上书一跑字。我心惶惑，不知跑到何处始为生路。小解归来，狐疑难测，只好继续作雀牌之戏。再打四圈未竟，我的内心世界集中于跑字上，正凝思之际，前塞纸团之青年，以倒茶来接近我，以足来触动我，会意相视，便又要求小解，宋立即示意第一次监视我到厕所的青年陪伴我离座而出，到厕所塞一纸团，展示有“丝网已破”四字。敌之特委会背靠中央公园一面，是垒石为墙，布有铁丝网。“丝网已破”必然示意我铁丝网已破，乃我冒险逃走之唯一出路。向那青年手指方向抬头望去，见数梧桐树影婆娑，我飞步进入，到树影中俯望，见铁丝网之破洞足可穿墙而出，乃以头向公园探视，见石垒高墙二丈有多，纵能穿越，也无法落地。急中生智，乃脱下长衫撕成布条，接结为绳，扭在铁丝网上，连连暗呼鸣珂、愿庵助我。如有神助，飞身垂直而下。

对这次越狱行动，薛彦夫在1981年所作的回忆有所不同，可作为参考：

……我又到特委会去想打听文强关押何处，到特委会后只见冷冷清清，只有一书记官在收发室内**吃醉了打瞌睡。我到禁闭室一看，只见里面关着一个高个子，瘦长脸，高鼻梁，穿着灰布长衫，我问：“你是文强吗？”他回答是。我看只有两个卫兵看守，机会难得，便马上当机立断决定放走文强。我摸出两块钱，写了张菜单，对一个卫兵说：“快到金台饭店去给我端点菜来，快去快回！”等这个兵走后不久，我又摸出一块钱叫另一个卫兵去买酒，他望着禁闭室不敢离开，我说：“这里有我，怕什么？你搞快点就是了！”等这个兵走后，我就打开门叫文强出来，文强不知所措地盯着我，我学着湖南口音对他说：“还不走，等么子啦？”他惶然走出来。禁闭室外就是长亭堡坎，堡坎边有一道不高的铁丝网，我用手杖挑起铁丝网，催他快走，他就从这里倒着钻出，拉着我手杖另一头，爬着梭下堡坎，我问他要不要带点钱，他也没回答，便急匆匆地逃走了。目送他的背影消失了，前后共约十来分钟，我便转身来到山王庙路上，提着手枪等候两个卫兵，预防万一卫兵不听招呼就当场打死灭口，两个兵先后回来了，都被我分别训斥、吓唬一顿，怪罪他们行动迟缓，使得犯人逃跑了，然后分别给他们每人五块钱（高于他们的月薪），叫他们赶快出城另谋生路。他们先是惊恐万状，后又感激不尽。把他们打发走后，我把他们的枪和子弹扔进禁闭室，从容离去。后来文强逃跑案就被定为“犯人买通看守同逃”。当时川军是重枪不重人，只要枪没带走，人跑了是不大追究的。

文强究竟如何越狱出逃，文强本人的说法应当是可靠的。不过，由于年代已相隔半个世纪之久，当事人的回忆难免会有记忆不清或混淆之处，薛彦夫的说法亦可作为参考。

若将两种说法结合起来分析，那么薛彦夫所说的支士兵去买酒买菜就应是为酒宴而买——一边支走了士兵，一边把宋毓萍、贺蜀筠等人注意力集中到麻将桌上，好让文强逃走；若按薛彦夫之说他是在酒宴后才去的，那么在酒宴上与文强暗取联系的就应是余宏文领导下的良心会成员，极可能是邹云芳（因他曾任侦缉队长，与宋、贺等人关系不错）。只是因为郑佑之未让余宏文与薛彦夫之间发生横的关系，所以他们相互都不知道，也就谈不上彼此配合，而是各自根据自己所遇到的情况随机采取了行动。

这是中共在同二十一军特委会的较量中取得的一次重大胜利。

遗憾的是，这一胜利的价值很快便被王明“左”倾路线抵消了。

文强越狱后，经中共川东特委研究决定，因他已经为特委会的叛徒们广为熟识，难以继续留重庆工作，应迅速撤离重庆。他由赖兆年护送连夜出城，转移到江津县白沙镇乡下周敦琬老家，随后大病了一场。周敦琬把秘书机关工作交待给了郑佑之，赶回老家照顾文强养病，稍愈后便陪他赴成都向省委汇报。但是当时刚开始执行王明路线的省委领导，根据汇报武断认定文强有变节行为（指文强为麻痹敌人拖延时间与敌周旋中的一些言行），坚持要给处分。文强辩解无效，一怒之下与周敦琬一起出川，欲到上海找周恩来申诉，但因上海正连续发生了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中共中央总书记向忠发叛变的重大事件，周恩来已被迫切断所有对外联络关系，潜伏等待赴中央苏区，因此他们按以往的联络方式根本不能找到党的关系，从此脱党。

三年后，文强投入国民党阵营，后在淮海战役中以国民党军徐州剿匪总司令部前进指挥部中将代参谋长之职被俘，成了国民党战犯。周敦琬则在抗战期中因做子宫瘤切除术时突遇日机轰炸，手术失败，不幸去世。在她临终时所留遗嘱中，仍以“未能到延安归队为终身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