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明时节雨纷纷。
当二十一军特委会清共小组在清明节前到达邻水县城之后，这里就不仅仅是“路上行人欲断魂”了。
这个县城位于重庆东北方向一百多公里处。在近年来的军阀混战中，当地人民已饱受战乱之苦。这时驻邻水的军阀部队是原属杨森二十军，后来又倒戈投向刘湘二十一军，被编为第四师的范绍增部。清共小组来到后，第四师立即在全城戒严，封锁交通，盘查行人，包围学校……一时间，邻水城乡人心惶惶，鸡犬不宁。
二十一军特委会清共小组共有五人。
组长胡宗荣，曾在破获中共江北特区机关时“立功”；
副组长刘伯皋，曾在地下党内担任支部书记。也是同胡宗荣一样寡廉鲜耻的叛徒。
组员三人。除薛彦夫外，另有一个黄埔四期生，叫罗曼生，是綦江县叛徒。对于这个人，有必要多说几句。
这年3月中旬“寮叶巷事件”（即中共四川省委秘书处交通机关被破坏）发生的同时，在重庆綦江县，也发生了一件大事。
事情的起因是綦江县的国民党新旧两届党务指导委员会成员间闹矛盾，闹到不可开交的时候，便都想抓住把柄将对方整垮。刚好在这年3月12日的“总理（孙中山）逝世纪念日”，城内外出现了一些共产党标语。本来这种事在那年头常有发生，警察们也都腻烦了，不大认真追查。但这次出在国民党新旧指委矛盾斗争之时，就不一样了。旧指委中有人左看右看，看出其中有的标语笔迹是新指委干事熊山丈的，如获至宝，便报告上去。熊山丈遂被捕。
本来此事被当作国民党新旧指委间的勾心斗角，起初还有当地以至外地的国民党官员为之喊冤，甚至省里的“指委”也发来了公函，要求放人。可惜的是，被捕的熊山丈等人不争气，经过审讯，自己已承认了是共产党。再一经拷问，熊山丈又供出了几个共产党人，其中便有罗曼生。
罗曼生，又名罗绍贤，原是在大革命时期由綦江县党组织选送到黄埔军校去的共青团员。在现存的1926年1月4日共青团綦江特支致团中央的报告中，有一段特别提到罗曼生（罗少贤）的话：
有位同学罗少贤，今年八月曾由此地前任书记邹进贤君介绍过沪到广入黄埔军校，希望兄台接介绍后即加以指导。现他在广来信，说他到沪时曾将介绍信交与重庆来的一位同学罗世文转兄台（因为他莫有找着他认识得的楚女），候兄台有所接洽。一直到了他已经考上了黄埔校了，仍未见兄台去接洽。他又去会罗世文君两次，也没有会着。无法了，只得上船去了。他说他又怕没有兄台的信，到粤不能得着本校训练，又写了一信寄罗君转兄台，请兄台给他一介绍书。不知兄台究竟接到此项信没有？这位同学是一个勇敢而明了无产阶级革命的真意者。他现在黄埔校内，既因兄台没有给他介绍，不能得着本校的训练，又见该校的右派空气很甚，来函请示綦支，将有归川工作之意。我们认定他是一个有为的革命分子，无论如何都须在广训练。
信中的“兄台”即指团中央，“本校”指共青团组织（当时革命者暗语中称共产党为“大学”，共青团为“中学”），“同学”即党、团内同志。从信中可以看出那时的罗曼生是一个革命热情很高的热血青年。
从黄埔军校第四期入伍生步科第一团毕业后，罗曼生回到了綦江，担任由中共地下组织掌握的县团练干部学校军事教官。大革命失败后转入地下，从事农民运动和士兵运动。
但是，被熊山丈出卖，落到敌人手中后，罗曼生却熬不过刑罚，也叛变了，供出了中共綦江县委书记张龙泉等人。张龙泉等人被捕后也马上叛变，供出了全县其他共产党人名单。
于是，中共綦江县地下组织被一网打尽。罗曼生这次便作为反共有功特务，被派入赴邻水清共小组。
然而，邻水之行却成了罗曼生的又一次人生转折。他与薛彦夫一起干了一件大事，向共产党表示立功赎罪，从此成为特委会中为中共地下组织所掌握的“良心会”骨干成员，最后并与地下党负责人郑佑之一起慷慨赴义，以鲜血洗清了自己的罪过。
赴邻水清共小组组员中的另一人，就是出卖薛彦夫的李松。
李松其实并非共产党人，只不过在当学生时参加过一些共青团的革命活动。从上海回重庆后，他也不想找份正经差事干，听一个在特委会中当侦缉员的同乡、同学韩昌吹嘘，“只要拉一个共产党，就可以到特委会当官，一个月五十块大洋”。这使他很是心痒。他本来没有可出卖的对象，但他想起在上海时，曾听借宿处那位四川同乡吹嘘过薛彦夫是参加过广汉兵变的“大家伙”。于是他跑去特委会作了举报，以此为由头混进特委会，当了个并非共产党的冒牌“叛徒”。
当清共小组在特委会军法室集中交待任务时，李松一看居然有薛彦夫，大为尴尬。薛彦夫则同罗曼生拉起“黄埔同学”关系，称兄道弟，十分亲热。一路上，两人还不时一唱一和，对李松冷嘲热讽，使李松抬不起头。
薛彦夫原打算出狱后趁机外逃，但他一方面担心逃出去仍然找不到党组织，另一方面又很想随清共小组到邻水去为处于危难中的共产党人帮忙。临行前，他去向郭昌明辞行时，打听到了清共小组此行的目的：共产党的要人苏爱吾（即项鼎），在万县被捕后脱逃，估计会逃回邻水老家，清共小组主要就是去布置对其进行缉拿。
弄清去邻水的目的后，薛彦夫便打消了逃跑的念头，决定参与这次行动，以便伺机从中进行干扰破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