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个春光明媚的日子。头天夜里下过一场春雨，经过一上午和煦春风的吹拂，通远门外新近用碎石铺成的马路上，积水已经干了，路边一丛丛野草显得十分鲜嫩。刚刚修通不久的重庆新城区中区干道，从通远门外向西延伸，蜿蜒着翻过了观音岩那片高坡，路边已有几家新开设的店铺在营业，一些地段还在扩展道路，搭建房屋。叮叮当当的打石声，从观音岩山坡上传来，和着石工们悠扬粗犷的吆喝声，在晴朗的天空下飞得很远。

随着一阵清脆的车铃声，一辆自行车从观音岩方向往通远门这边飞驶下来。那时自行车还属于稀罕玩意儿，被叫作“洋马儿”，因此路上行人都纷纷向骑车人投去羡慕的目光。

骑车人是个瘦高个青年，两眼盯着不甚平整的路面，不时按响车铃。忽然路边一个年轻人快活地向他挥起一只手喊道：

“喂，薛彦夫！”

薛彦夫抬头一望，高兴地应了一声，随即把自行车刹到喊他的人面前，以一个潇洒的姿势跳下车来。路边那个喊他的青年打趣说：

“薛彦夫，你龟儿硬是春风得意呢！这阵在哪里发财哟？”

薛彦夫穿了身时髦的西装，他大拇指一翘，指着西服衣襟上别着的一个圆形蓝底金字珐琅质证章，感叹中又带有几分炫耀地说：

“嗨，发啥子财哟，在军部教导师混碗饭吃……哟，老同学，我们在中央军校分手，有好久不见了呢！……”

两人正谈笑间，忽然从路边新开不久的嘉尔登茶馆里冲出几个人来，几把手枪对着薛彦夫，一片声喝道：

“薛彦夫，不准动！”

薛彦夫一惊，一把抓起自行车把手，吓得车前方的那个拿枪人倒退了几步，但薛彦夫马上就镇定下来，嘴角露出嘲讽的笑，问道：

“你们青天白日想做啥子？”

“我们是二十一军特委会的，请你哥子跟我们到军部走一趟，有人把你告了，说你是共产党……”

“笑话！”薛彦夫恼怒地喝道，“哪个龟儿子敢咬到本大爷身上来了？也不称二两棉花纺（访）一纺（访）我薛某人是干啥子的……”

“我们也是公务在身……”

“好，好，不跟你们啰唆，到军部再说……”

薛彦夫让几个特务押着，先折回观音岩黄家垭口新开张不久的“三飞车行”去还了那辆租借来的飞利浦牌自行车，然后再掉头进城往二十一军军部走去。一路上，他不断冷嘲热讽地跟特务们开着玩笑，显得若无其事的样子，其实他心中却十分紧张。

他的确是共产党。

他是黄埔军校五期生，参加过北伐和广州暴动，在上海作过中共中央军委交通，不久前，他又奉中共四川省行委的指示，参加了中共在四川执行“立三路线”的最后一战——广汉兵变，并在起义军中担任总指挥部副官长。起义失败后，他失去组织关系，跑到上海去了一趟，想重新找到以前的军委交通人员接上关系，但上海正值东方旅社和中山旅社事件之后，一片白色恐怖，哪里去找党的关系！他只好又回到重庆来，这才回来没有几天。

他反复思索着，想不出究竟是谁告发了他。他自认与重庆的地方党组织没有发生过横的关系，不会有人知道他的党员身份，而他去参加广汉兵变，是向军部教导师请了回泸州探亲的假才走的，谁会知道他的去向？

到了二十一军军部，薛彦夫被关进了大门内左侧的副官处禁闭室。进屋的时候，他对几个特务吩咐道：

“拜托各位哥子帮忙给郭参谋长通报一声，就说我薛彦夫遭抓起来了！”

原来，二十一军参谋长郭昌明，与薛彦夫是同乡，而且是“瓜葛亲”（两家族间有人通婚），薛彦夫称他为“姨父”。就是靠他的关系，薛彦夫才混进二十一军教导师当上参谋的。

从关进禁闭室起，就不断有人到禁闭室门上的小窗口来探头探脑，薛彦夫知道这是特委会的叛徒们在对他进行侦认，但他自认为那些叛徒中无人认识他，因此心中一点不慌，还故意跟两个先已关在禁闭室的美专校学生谈笑风生，摆起样子让他们给自己画像。

将近黄昏时，忽然有人在小窗口轻声叫他：

“老薛，薛大哥！”

他疑惑地走过去，那人看看两边，悄声对他说：

“我也是广汉回来的，我还在广汉听过你的讲演——你放心，我不得卖你，卖你的是李松，他也没得啥子证据……好了，有啥子情况我又来给你说……”

那人匆匆走了。薛彦夫又惊又喜，惊的是他没想到特委会中居然也有了参加过广汉兵变的人，喜的是出卖他的不过是李松那小子。

李松是重庆中营街一家草纸店老板的儿子，在成都读过一阵“野鸡大学”（未获官方承认，以营利为目的的非正规大学），“野鸡大学”被查封后，李松跑到上海去玩了一阵，在借住的重庆同乡家里认识了薛彦夫，两人同船回的重庆。薛彦夫相信李松不会有他什么证据，心头更踏实了。

第二天，郭昌明参谋长的儿子郭大中来禁闭室看望薛彦夫。这位郭大少爷因羡慕薛彦夫走南闯北、见多识广，所以对他十分恭敬，视为兄长，平时就喜欢约上他一起吹牛谈天，打牌听戏。郭参谋长也认为薛彦夫这个年轻人少年老成，深谙世事，愿意让自己的宝贝儿子跟着长见识。

“哎呀大少爷，你这阵才来呀，我薛某人都差点成了烈士了！”薛彦夫嚷道。

“薛大哥，委屈你了，我喊副官处给你开军官伙食……”

“还是早点想法把我弄出去哟，你看这里哪是人住的地方！”

“这你放心，我晓得去跟老头子说……”

于是，有了郭大少爷的关照，看守和特务们对薛彦夫也都另眼相看了，特委会也没人来提审他。他成了一个特殊犯人，成天西装革履，派头十足，甚至可以由郭大少爷打个招呼，“请个假”，在郭大少爷陪同下上街去擦皮鞋、洗澡、吃饭、听戏，晚上再回禁闭室睡觉。似乎关禁闭室成了歇栈房（住旅馆）。

一天，郭大中对薛彦夫说：

“老头子要你写个声明登报脱离共产党，好放你出去……”

“登报？”薛彦夫鼓起了眼睛，“你老汉昏了哟！我又不是共产党，做啥子要登报？那不成了抓屎糊脸了？”

“大哥息怒！你不想登就算了，老头子那里我去说……”

就这样又关了几天，终于有一天看守把他带到了参谋长室。

原来，因为余宏文的“反间计”，二十一军特委会原定派往邻水清共的周俊和晏雅儒被抓起来了，只得另外派人。在签发派出人员例行公文时，参谋长郭昌明忽然想到薛彦夫一案，大少爷在他面前已不知说过多少回，他一直没想出什么办法放人。提起毛笔，看着眼前的清共小组名单，他灵机一动，把薛彦夫的名字添了上去。随即叫人把薛彦夫带来。

薛彦夫一听是要他去邻水范师（范绍增师）参加“清共”，马上叫起来：

“我不去！冤枉关我一阵，事情还没有跟我说清楚……”

“少废话！”郭昌明板着面孔训斥道，“你娃娃不识好歹。放你出去给军长效力，去了回来再说！”

薛彦夫这才意识到郭昌明此举是在设法开脱他。他转念一想，能出去也好，出去了再寻脱身之计。

于是，一个“共案犯”，转眼间就变成了清共小组的特务员。被抓之人变成了抓人之人。

郭参谋长再也不可能想到，他的这一“开后门”之举，将会导致二十一军特委会有史以来的一场大血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