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回头再谈前边提及的一桩奇案——杨朴写给汤萍生那封“落井下石”的信中所提到的“周晏”之事。
那是余宏文与邹云芳成功地施行的一次“反间计”。
在1931年初，刘湘为了在其防区内普遍清查中共地下组织，下令二十一军特委会加强对防区内各重要县属范围的清共工作，“使逆党分子，不能漏网”。于是，特委会便将涪陵、万县、邻水、綦江、忠（县）丰（都）、合州、铜梁划为七个地区，分派侦缉员数人一组，“驰赴”各地，在当地军事长官及县长指挥下“实施清共工作”。
一天，余宏文通过邹云芳探知，有两个新到特委会当上侦缉员的叛徒周俊、晏雅儒，要被派到邻水去。
周俊原为共青团四川省委委员，中共四川省委和共青团四川省委联合派出清理川东各县党、团组织的巡视员。1930年中共四川省委在重庆的九七书店等几个活动据点被破坏后，他奉派与妻子熊曼西先后在新城区枣子岚垭和大溪沟建立了新的活动据点。不久，熊曼西因参加领导菜园坝天福南丝厂工人示威游行被捕，经保释出狱后，身份已经暴露，被调往垫江加强基层工作，周俊则奉派打入江北火神庙二十一军枪械修理所开展工人运动。谁知去了不到一个月，就被查夜的士兵怀疑其不像工人，抓了起来。关了一个多星期后，因无任何证据，也无人告发，通过活动关系取保释放。出狱后，周俊失去了同党、团组织的联系。
他按照原先团省委书记方明的约定，每星期四上午9时到中央公园长亭茶馆附近碰头，但去了几次都扑了空——他不知道因发生了宋毓萍叛变之事，方明已经改变了接头地点，不敢再跑到近在特委会眼皮底下的长亭茶馆附近来了——长亭茶馆一侧的岩坡堡坎上，就是二十一军特委会所在地。
一天，他又去中央公园等了两三个钟头，沮丧地离去之时，走在大梁子街上，突然从二十一军军部门口跑出来一个便衣特务将他逮住，那个年轻人是认得他的共青团叛徒游洪钧。
游洪钧将他扭送到军部，但不知道他此时在中共党内的身份，只知道他曾到长寿县去清理过党、团组织，便给他编派了一个“长寿县委书记”的职称，以此领得了300元奖金。
周俊被捕后，本来还想蒙混过关，拒不承认是共产党，但特委会从破获一处地下省委机关时缴获的文件中夹的一张字条内见到了他的名字，认定他是共产党，否决了其兄保释他的请求。
听说要判处徒刑，周俊就动摇了。
他别的不怕，只怕与心爱的妻子长期分离。
他的妻子熊曼西年轻漂亮，聪明能干，是当时四川共产党人中为数不多的几个著名女杰之一。他俩一年多以前在成都共青团四川省委机关相识，由团省委负责人何少文介绍订婚，1930年元宵节前在丰都结婚，婚后才六天，周俊就被紧急调往重庆。这一分手就是三个多月，周俊多次去信通知熊曼西到重庆，熊曼西都认为他的信不能代表组织，不能因夫妻感情而影响革命工作，置之不理，只将满腔热情投于紧张艰苦的地下斗争之中，直到农历五月初熊曼西收到省委发来的正式通知，才回到重庆，与周俊一起建立地下联络机关，这对小夫妻才得以鸳梦重温。
但两个月后，熊曼西又被调去垫江县，周俊虽口里不说，心里却十分怅然……
婚后那三个多月的分离已是十分难捱的了，而这次被判刑坐牢，那漫长的黑牢岁月岂不更加痛苦！于是，周俊为能免除牢狱之灾，决定暂且委曲求全，以违心的“悔过”来敷衍敌人。他数次呈交悔过书，恳求出狱以工作表现其“反共诚意”。刘湘此时因屡破共案，正志得意满，对共产党人向他屈膝投降当然是十分高兴的，便在周俊的一份悔过书上欣然批示：
“特许自新免除所定刑期，以开共党自拔来归之先路。”
晏雅儒，原在川军瞿联丞部当连长时加入共产党，奉派作兵运工作，参加过潼南县双江镇暴动，1930年9月在朝天门码头被一个曾在双江镇驻军当兵，暴动失败后跑到重庆来当了警察的青年将他认出逮捕。晏雅儒在狱中也多次上书乞降，称自己是在不明真相的情况下被拉入共产党的，入党后才被明白告之，“如不愿意，绝对处以死刑，无论何人叛党，均难脱逃，只能暗中退出。于冬月免职后，即脱离该党……今既被捕，惟有请求特准雅儒清军队之共党，另具详细报告，务使军队中共党不能立足……”刘湘见报告后也批示：
“特许出禁，提交侦缉队押外做反共工作，以资表现。”
这二人就这样来到二十一军特委会，当上了侦缉员。这次派他俩去邻水，就是要让他俩在反共方面有所表现。
周俊既非真心反共，出狱获得自由后，当然不打算真正作出反共表现。他每天被宋毓萍和游洪钧押着上街去认捕共产党人，转来转去，一无所获。并不是他没有认到一个共产党人，而是他根本就没打算卖友求荣。他之所以折节悔过，只不过是为了能与妻子团聚而采取的权宜之计。宋、游二人说他不老实，他就反驳说人都遭你们抓完了，哪里还找得到人？抓不到其他人，宋毓萍就要他交出妻子熊曼西，他只得暗自叫苦——他原想出狱后就去将熊曼西接来重庆一起生活，重建小家庭，在残酷的阶级斗争风雨中营造一个小小的避风港、安乐窝。但他没想到熊曼西听说了他自首出狱的事，已要求另调工作，与他断绝了联系！
一个共产党都不抓到，谁会相信他是真反共？于是宋毓萍便提出派他去邻水清共，因他曾在邻水工作过。到那里去再抓不到共产党人就说不过去了。
周俊正为到邻水后要如何才能既不作恶又混得过去而伤脑筋时，余宏文的一个行动给他解了围——但是把他重新送进了监狱。
余宏文为了削弱特委会派出的清共力量，从派出人员中选了叛变后刚参加特委会工作，还没有得到敌人充分信任的周俊、晏雅儒二人为目标，施行“反间计”。他伪造了一份地下省委文件，其中写道：
……前次通知叛徒周俊回邻的信收到否？并要你们消灭他，你们准备否？不过最近有点转变，特通知你们注意。周俊因见游曼谷被我们解决，胆怯动摇，同时又因他的爱人（熊曼西）见他叛变了不理他，因此，他各方找我们的人讲和，竟至遇见了过去认识他的同志，转来一信，他极力表示悔过，要我们不以最后手段对付他，他愿报告消息，并有进一步的办法。……省委已派人与之接洽。据他报告，不日即返邻，特通知你们派一个认识的去与之接头，探消息……
同周一道来的，还有晏雅儒，应系叛党徒，是畏我们的特务队而来请求恕罪的，在此亦效了些劳，现到邻亦愿表示一点事实与我们看，证明他的忠实。……不过应特别注意者，两人来找我们，都是特别秘密，彼此各有线索，互不知道。你们去接头，不要同时会两人。更不使未接洽之人，互相知道内中秘密，保存这一些秘密来考察，他两人中有无欺骗我们的事实？并且这一件事，只能让书记与之接洽知道，绝对禁止外传，恐断绝了我们探听消息的道路。
余宏文将编造的文件按特务们所知道的密写方法写进一本《东方》杂志，并像煞有介事地加上一个“省委八四三号通讯林字新编二号”的编号，写上寄往邻水一个敌人已经知道的原地下党收件人地址，交到了邮局。然后他叫邹云芳去邮局进行“邮检”，轻而易举地就“查获”了这份“密件”。
邹云芳将“密件”交给宋毓萍和游洪钧，这二人将“秘密文件”显影后，如获至宝，急忙上报军部。刘湘等人闻讯大怒，最后交军法处判定：
“综查周晏二人，既经反共在渝工作，仍复意志不坚，暗与共党切取联系，私通消息，似此怙恶不悛之小人，实难以感化，殊堪痛恨，业经依法惩办，加重其刑发监执行，以儆其余。”
周俊、晏雅儒又被加刑判处无期徒刑，重新送进巴县大监，不久转入反省院。晏雅儒经此打击，此后变得精神有些不大正常了，在反省院里成了人们都不愿接近的“神精病”。
余宏文的这一“反间计”，虽然未能阻止特委会派员赴邻水清共的计划（特委会不久后又另派了人员），但却为另一个共产党人打入特委会创造了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