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荣山即是余宏文的革命引路人郑佑之，原名郑自申，佑之是他的别号，而张荣山则是他的党内化名——这本是他外祖父的名字。因他从小受到外祖父为人要忠勇正直、不畏邪恶的教育影响很深，所以把外祖父的名字拿来作了自己的化名。郑佑之是川南宜宾地区著名平民教育家和农民运动领袖，曾任中共川南特委委员、自贡特支书记、合川县委书记，在组建第一届中共四川省委的临时省委扩大会议上，他当选为省委委员。

那次会议，在巴县铜罐驿乡间，临时省委秘书长周贡植家——一处地主宅院的右厢房里召开。郑佑之因路途较远，来迟到了，进入会场时就特别引人注意。坐在他对面的一位团省委代表，见郑佑之一脸长长的络腮胡须，双目炯炯有神，很有些像共产党革命的导师马克思画像上的样子。这个代表一时兴起，便在一张纸上随手画了一幅速写，画上这位“马克思”，头戴圆顶翻檐帽，脚蹬麻耳草鞋，土蓝布长衫的下摆挽起来掖在腰间，左肩上倒挂一把雨伞和一个棒槌状包袱，风尘仆仆中又显出神采奕奕。画上题名：

马克思来临！

那时的会议代表大多是20来岁的年轻人，生性活跃，无拘无束，这幅画便在代表中传阅起来。传到省委书记傅烈手中时，这位年仅29岁的中央代表也忍不住笑出声来。于是，全场大笑。

从此，“第二马克思”“四川卡尔”就成了四川地下党人熟知的郑佑之的外号。

在1930年贯彻“立三路线”时期，郑佑之作为领导全川大暴动的省行动委员会委员，被派到合川去领导那里的兵变，兵变失败后又留在那里负责清理组织。到年底，导致各地革命力量损失惨重的“立三路线”结束，曾在“立三路线”时期合并到行动委员会中的共产党与共青团省委各自恢复了工作，但这时中共四川省委领导有的调离，有的牺牲，有的外出巡视，在重庆只剩下了省委书记程子健和少数工作人员。1931年2月，中共四川省委与共青团四川省委联席会议决定：为加强省委工作，调张荣山到江巴。

郑佑之被调回重庆的时候，正是形势十分险恶的时候。在这年2月14日中共四川省委致中共中央长江局的报告中就作了这样的记叙：

叛徒猛烈进攻。江巴叛变先后共二十余起。在江巴及二十一军防地作了空前破获。如江巴几次捉人……因此省委与叛徒斗争成了中心问题。在这工作上妨碍了不少工作， 结果逼起党以枪杀对付叛徒游曼谷、宋毓萍（宋受伤未死），掀起了赤色恐怖。江巴白色环境始有一度松懈，但最近军阀刘湘力谋反攻，昨日开始全城大搜索（叛徒们一直在搜），增加特务委员会叛徒们薪水以收买叛徒，以稳定其动摇恐怖。

郑佑之刚到重庆不久，就发生了寮叶巷事件，中共四川省委被迫迁往成都。省委迁走时，在重庆另建了川东特委，以领导重庆及川东地区工作，郑佑之被留下来担任川东特委组织部长。这时他是四川地下党领导人中最年长者：40岁。

茶馆里闹哄哄的，从较场口方向传来江湖艺人们卖艺贩药的花鼓、铜锣声。郑佑之听了余宏文的汇报，微微眯起的近视眼睛里闪出了兴奋的光芒，他当机立断说：

“好！正是送上门来的好差事！我们正好借此机会打进去……”

于是，余宏文化名余复生，由邹云芳介绍到二十一军特务委员会当上了编辑员。

自从余宏文进入特委会后，邹云芳就千方百计向他表白自己想要“回头”的心思，再三恳求他帮忙牵线搭桥。经过反复考察了解，并通过郑佑之征得了地下省委的同意，余宏文向邹云芳转达了中共地下组织的意见：撤销对他制裁的决定，要他以实际行动来“回头”。随后，余宏文遵照郑佑之的指示，要邹云芳在叛徒中着手秘密组建“良心会”——将那些不愿或不敢继续作恶的叛徒团结起来，以“做事讲良心”为号召，促使其回头，从内部削弱特委会的力量。邹云芳以其特委会元老的身份，现身说法，确也在良心会的建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这天余宏文一看这封用注音字母写成的密信，就大吃一惊。

原来这是宜宾籍的女共产党员，以“妻子”名义掩护郑佑之工作的李坤杰写的。郑佑之调到重庆后，李坤杰没有马上跟他一起走，而是留在合川处理了一些善后工作，这时才来到重庆。她不知道已经发生了“寮叶巷事件”（郑佑之给她写去报警信时她已离开合川），因此她仍按照原先约定的方法，用注音字母写信到寮叶巷省委秘书处交通机关，请他们通知郑佑之，她已到达重庆，住于储奇门河边某旅馆，要郑佑之速将她接到新的秘密机关住地去。

余宏文在邹云芳协助下，找了一张与那封信相同的纸，用注音字母另写了一封假信，将原信销毁了。在侦缉队的特务们被骗到朝天门码头傻等的时候，接到余宏文通知的郑佑之已将李坤杰从旅馆安全接走了。

没过两天，二十一军特委会又在邮检中查获一封写到寮叶巷的信，是中共四川省委委员、合川中心县委书记曾海元写的。曾海元同样不知道省委秘书机关已被破坏，写信到那里报告他已来到重庆，要秘书机关通知“老板”次日午后某时在下半城绣壁街某茶馆会面，听他汇报“生意情况”。这封信是用一般密语写的，特务们一看便懂，特委会马上安排了几个侦缉员次日到那里去等候捉人。特务们深信，这次硬是“坛子里面捉乌龟——跑不脱了”。

邹云芳又将此事报告了余宏文。

余宏文和邹云芳都认识曾海元，知道他曾担任中共四川临时省委工委书记，三年前中共川南特委领导宜（宾）、南（溪）暴动时，曾海元是南溪暴动的领导人。

余宏文赶紧向郑佑之报告了这一紧急情况。郑佑之立即作了周密安排。

绣壁街在下半城金紫门码头一侧，属于繁华地段。第二天，约定时间到了，只见一个皮肤黝黑的汉子，穿件旧蓝布衫，脚蹬草鞋，肩上挎着个卖雪花膏的木箱，混在来往人群中不慌不忙地向那家茶馆走去。

快走近茶馆时，忽然从旁边闪出一人迎面走来，擦过他身边时对他轻声道：

“快往回走！茶馆有狗……”

卖雪花膏小贩略微一惊，马上停下脚步，从容转身掉头走开了……

这个卖雪花膏小贩就是曾海元。那个冒险守候在茶馆附近为他报信的是郑佑之派出的地下特务队负责人曾莱——中共下川东特委被破坏案发生后，吴济霞向三师师部告密，说云阳县警备大队有共产党蓝瑞卿在活动。三师师部发函到云阳县警备大队通知捕人，却被曾莱（即蓝瑞卿）收到，他急忙逃走，在路上碰到从万县逃出的项鼎，一起来到重庆，他被安排担任了地下特务队负责人……

眼看煮熟的鸭子又飞了，特务们垂头丧气，怨天尤人，但却弄不清楚是怎么回事。

就这样，由郑佑之派遣打入二十一军特委会的余宏文，在良心会成员邹云芳等配合下，使特务们接连两次扑空，使地下革命力量避免了重大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