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复生真名叫余宏文，原是中共宜宾县委委员，宜宾地区农民运动领导者之一。他怎么会变成了特委会的编辑员？说来话长。

不久前，因宜宾地区农民暴动失败，中共地下组织遭到大破坏。为保存力量，余宏文被调到重庆。他的老师和革命引路人，正在重庆领导地下斗争的中共四川省委委员郑佑之安排他利用关系，打入二十一军军部手枪连去当兵，以加强对士兵的工作。

没想到那天他到军部去找了人出来，竟碰上了当年在宜宾一起领导农民运动的叛徒邹云芳。

余宏文没想到在敌人的军部大门口遇到了这个叛徒，心中出现的第一个念头就是：“糟了！”

但他更没想到，邹云芳此时的思想已经比一年前大为不同。

邹云芳在出卖穆青之后，曾得知地下省委作出过对他进行制裁的决定，当时就吓得他魂不附体，赶紧同妻子一起搬进中营街重庆公安局附近的中南旅馆里去住。后来在旅馆查夜时抓了一个城防司令部的谍查，据说是地下省委派到旅馆来侦察他行踪的省兵委委员，他又如惊弓之鸟一般再次搬家，住进了二十一军军部大门对面的瞰江旅馆……以后，他因时时畏惧制裁，惶惶不可终日，再不敢大力反共，因工作不力，被撤掉了侦缉队长职务，他不但不感到委屈，反而暗自庆幸可以少担责任，少惹是非。在一次同宋毓萍一起看完夜戏回家路上遇到枪击后，虽然他没有中弹，却又感到了一次严重警告。从此他对特务工作更加消极，并且已开始打起主意：设法为共产党做点事情，将功折罪，以求得宽恕。

这天他一见到余宏文，心中又惊又喜——惊的是不知余宏文到这里来做什么，会不会又是来打探他的情况，要对他进行制裁；喜的是他同余宏文曾在宜宾朝夕相处，尚有旧情可叙，有可能通过余宏文去向中共地下组织“拿言语”（说好话）。于是，他赶紧满脸堆笑迎上去，急迫地问：

“你也来重庆啦？来做啥子？”

“我是来找工作的，”余宏文憨厚地笑道，“我有个亲戚在军部手枪连，想找他帮忙找个差事……”

“你不怕遭军部当共产党抓起来呀？”

“我早就不在共产党了，你还不晓得么，宜宾那边的组织早都垮完了……”

邹云芳脑子里紧张地转动着，他不相信余宏文是来找工作的，也不相信他已经不是共产党了——他俩曾在一起从事革命工作，余宏文的信仰比他坚定，这是他所深知的。搭讪了一阵，邹云芳忽然灵机一动，热情地说：

“哎，我们两个不是外人，我倒有个主意，你去当兵有啥子好？不如到特委会来，外面说起也是在军部当官，钱也多些……你说呢？”

余宏文没想到邹云芳会提出这样的建议，迟疑了一阵，委婉地说：

“好倒是好，不过听说进特委会要拉了人才得行，要我去拉人，我怕下不了那个手，再说，我在重庆也认不到哪个共产党……”那时都把叛徒出卖同志叫作“拉人”，是从民间“拉人垫背”（死人不甘心死，拉一个活人到棺材里为之垫背殉葬）一语转化而来的。

“唉呀，你太老实了！现在的事情，真也真得，假也假得……我负责帮你介绍，保证得行！你不晓得，特委会现在正在进人……特委会也不是都要去拉人，里面有侦缉队，是专门出去拉人的，还有编译股，是坐在屋头做文章的。你文墨好，进去到编译股当编辑员，不需要你上街拉人……”

邹云芳如此急切地劝说余宏文，一是想在特委会中多一个信得过的同乡老友，二是想通过余宏文争取与共产党重新接上关系。

余宏文没有表示回绝，答应先想一想再答复他。

同邹云芳分手后的当晚，余宏文去了储奇门码头附近一家茶馆，在那里同一个年轻人碰了头——那是地下省委特务队的队员江银和，专门负责余宏文与省委领导人间的联系的。

余宏文要江银和尽快通知张荣山与他会面，有要事相告。

第二天傍晚，余宏文来到上半城西南角那片若干条街巷汇集处的平坝——较场坝，这里是重庆城内一处交通枢纽，又是下层市民和江湖艺人、黑道人物活动的场所，到了夜间，警察也不大敢在此地露面。那些白天里到处认捕共产党人的特务们当然更不敢来这里活动——他们怕遭“黑整”。

余宏文来到较场坝旁边一处叫做黄土坡的阶梯小巷，走进巷口一家茶馆，在明晃晃的保险洋油灯灯光下，他一眼就看见一张茶桌旁边那个蓄着连鬓胡须的熟悉的面孔——那就是他急于要见的张荣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