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月初八傍晚，项鼎喝过热气腾腾的稀粥，趁着那股热劲，裹上余治平那件夹袍，顶着凛冽的寒风，沿着靠万州大桥里边的后街走到兴盛和杂货店。

没料到他刚走进门，才向店老板问了一句“有我的信没得”，就听门外猛然传来一阵噼噼啪啪的脚步声——从街对面冲来两个便衣特务，两把冷冰冰的手枪对准了他。

项鼎这时才发现店老板的脸色十分难看，老板气呼呼地对他说：

“就是给你先生转信，昨晚上我的后门都遭打烂了！”

项鼎立刻明白，这里昨晚就出事了，住在楼上的几个人大概都已经被捕了。

为了不惊动周围居民，以便在此地继续抓捕前来接头的共产党人，两个特务押着项鼎，在杂货店里一直待到夜深人静了，才悄悄沿小路将他送往设在城西太白岩下白岩书院内的三师司令部。这条小路刚好从项鼎住宿的四方井三号后墙外通过，隔着高高的土墙，看不到墙那边的灯火，也听不到一点声息。

项鼎不知道，正在这个时候，余治平因见他夜深未归，有些担心，已从前门出去，到兴盛和杂货店外面侦察动静去了。两人刚好前后错过！

当天夜里，项鼎被用绳索捆着两条上臂，蜷曲在屋角睡了一夜，他久久难眠，醒着时一直在想，到底是怎么回事，是哪里出了问题？

第二天上午，项鼎被押出屋外等候审讯时，在走廊上看到了被抓来的诸友勋、苏乃平等人，又看到吴济霞和李忠义在三师司令部里自由进出，这才明白，是吴、李二人叛变了。

次日早上，项鼎被押着上厕所时，又见到了也被士兵押着的冯庆兴，这位在“立三路线”时期被提拔起来的工人代表，当时领导全省大暴动的中共四川省行委副主席，此时却吓得脸青面黑，哭声哭气地对项鼎说：

“啷个办呢？”

诸友勋、苏乃平也向敌人供认了自己的身份，诸友勋还带着士兵去抓到了在城外驷马桥火柴厂做女工运动的下川东特委宣传委员兼万县县委妇女委员熊曼西。

由于叛徒们的出卖，敌人还抓到了在县长家做家庭教师的新县委宣传委员赵鹤仙、在万县做学生工作的前一届县委委员陈良、省委刚派来的小交通员刘健……

与此同时，中共四川省委派到万县来担任下川东特委秘书长的梁佐华，也一头撞进了敌人在兴盛和杂货店布下的陷阱……

梁佐华在半个世纪后回忆了这段经历：

由重庆到万县，本来有长江水路，但我不能坐船，因为码头上有侦缉员检查。我只有坐木船到长寿，上岸再步行。当时没有公路，交通工具只有马和滑竿，但没有钱，坐不起，只有走路。天冷风大，下雨路滑。走过垫江，感冒风寒，生病了。走到梁山，实在走不动了，雪满梁山路，我衣服又少，又只穿双草鞋走路，不得已，只好在一家鸡毛小店里住下。正是大年夜，老板娘为我烧了红糖姜开水，让我发汗。卧病数日，风雨凄凉，发高烧，无医无药，也无钱看病。然后勉强起身走到万县。到了万县，我在南津街一个旅馆住下，马不停蹄就去接头，那地方是万州大桥过来一个小店，我走去走来看到没得异状，就进去了，我问：“大姨妈在吗？”对方问我叫什么名字，我说叫王树林，是来找大姨妈学生意的。这是接头暗号。对方说：“你才来呀？我们等你多天了，项鼎项大哥上午才来问过，说你早该来了。”我很高兴，接头接上了。我从行囊中取出一个白糖包包，交给对方，说介绍信、省委文件都在里面。那人很高兴，叫我快回去把一脚的泥巴洗了。他就是吴济霞，我不认识，也不知道他叛变了。他要我晚上电灯亮时到栈房旁边那个茶馆去等，他通知项鼎来接我。我按时去了，吴济霞来了，我问他项大哥呢，他说马上就来，他把手一挥，周围便衣手枪就围上来了，有些是装扮的茶客，先已在茶馆里等着的。十几杆枪把我指着，吴济霞叫把我捆起来，我这才知道他叛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