项鼎被捕后的第二天上午，吴济霞就恬不知耻地以官方代表身份来找他谈话。这个叛徒得意洋洋地拿出一个小本子，念给项鼎听，上边记的全是下川东各县交通站及党、团组织负责人的姓名、职业！

项鼎听得心中焦虑万分，又急又气，但他为了了解更多的情况，便不露神色，让这个叛徒说下去。吴济霞见项鼎没什么表示，以为他有些动摇了，便以开导的口吻叫着项鼎的本姓说：

“苏大哥，老实跟你说，我们希望你跟我们合作，并非只是为了下川东的组织，而是因为你当过川东特委书记，又是省委常委……我们希望你来帮忙破坏全川的组织，这是立大功哟！可以做大官呢！……我们正准备派人到川东各县去，来他个一网打尽。只有宣、达、城、万四县是刘存厚防区，我们不能直接派人前往，只好通过重庆军部和他交涉……”

这个无耻的叛徒开口一个“我们”，闭口一个“我们”，似乎他已成了二十一军军部的化身了，直听得项鼎作呕。最后，吴济霞临走时还俨然以长官口吻说：

“你好生想想嘛。你要是答应了，万县成立川东清共委员会，由你来负责。”

吴济霞走后，项鼎陷入了紧张的思索中。他最揪心的是，辛辛苦苦恢复起来的下川东组织，这一下就完了，这将对革命造成何等重大的损失！当初派他来万县时，省委给他交代的建立下川东特委的重要目的，现在一个也不能实现了！

项鼎这天急得中饭和晚饭都没有吃，一直苦苦思索着怎么办，怎么办，怎样才能挫败叛徒的阴谋，使革命减少损失。

想来想去，想了一天一夜，他终于作出决定：以假投降来争取时间，争取条件，以便向各地党组织报警。

项鼎，原名苏爱吾，又名苏幼农，出生于四川邻水县一个经济上衰落的地主家庭，因母亲有文化，爱读书，他也受到影响，从小熟读《三国演义》《水浒》《七侠五义》《七剑十三侠》等小说，并受到很深的影响。十三四岁时，他就曾因受到这些小说的影响，偷跑离家，想去华蓥山拜师学武功，当除暴安良的剑侠，被家中人发现后中途捉回。第二年，他又用从书中学到的计谋，再次逃出家庭，跑到成都去读“洋学校”，接受了新思潮，从此由闹学潮到加入共青团，逐步走上了革命道路。半个世纪后，在回忆万县被捕后为何会作出假投降决定时，他写道：

这些《三国演义》中的“黄盖献苦肉计”，《七侠五义》中的“黑妖狐智破军山”，对我有很大的启发，因为我从小就佩服智化（作者注：智化，《七侠五义》中人物，七侠之一，即黑妖狐）的假投降，及“盗九龙冠”等的聪明才智，所以紧急时就应用上了……我们那时并没有受到过什么马列主义教育，入党前只读过薄薄的一本油印的小册子《共产主义ABC》，就全凭热情工作，及在工作、斗争实践中逐渐受到的政治思想及阶级教育，和对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必然胜利的信心。

假投降后怎样挫败敌人的阴谋呢？项鼎的打算是：

他答应“叛变”，与叛徒们合作，但要告诉他们，为了长远之计，要他们不忙派人到各县去，而由他出面通知各县党、团组织负责人来万县开会，这样才好一网打尽，也不致走漏消息，影响破坏全川的工作。这样，他便可以用缓兵之计争取时间，只要能赢得几天时间，余治平和黄梦谷见他没回去，肯定他出了事，必然会采取紧急措施通知各地。同时，他还可以在发往各地的通知中做手脚，以明修栈道、暗渡陈仓之计暗示各地负责人：特委出了问题。

后来的事情的发展果然如项鼎所设想的那样。

在他被捕当晚，余治平见他没回去，曾到交通站（兴盛和杂货店）附近侦察。因狡猾的敌人事先已作好了设下陷阱继续捕人的考虑，没有在抓项鼎时弄得鸡飞狗跳，因而余治平在那周围转来转去好半天也没看出什么名堂，毫无结果。但次日见项鼎仍未回家，仍然断定他已经出了问题，于是，余治平忍痛将身上唯一值钱的与女友订婚的金戒指和手表卖了，用卖得的钱给省委和下川东各县打了电报，写了信，及时发出了报警通知。然后，一贫如洗的余治平和项鼎夫人黄梦谷、小交通员王牛儿一起，把仅有的锅碗瓢勺抵押给一个船老板，才得以搭乘小船撤离万县。

余治平又名余国桢，因幼时额头被摔碎的饭碗割破了一道月牙形伤口，因而外号被叫作“月亮”。他是四川共青团领导中的得力干部，长期从事共青团组织工作。宋毓萍叛变后，他在重庆的处境十分危险，但仍然坚持工作，只以不断改变住处和注意穿街过巷时的路线来防止被叛徒撞上。这样工作当然十分艰难。于是在中共下川东特委建立后，省委便将他调到了万县。不料到万县还不到一个月，他又被迫撤回重庆。

在这时还发生了一个惊险而又有趣的插曲。

余治平一行搭船到丰都上岸后，一路步行赶往重庆，路途中突然遇到土匪抢劫。但土匪搜遍他们全身，没捞到一点油水，恼恨之下，土匪们抓走了黄梦谷，企图加以**。

余治平和王牛儿人少力弱，手无寸铁，眼睁睁看着黄梦谷被土匪掳走，情急之中，想出一个营救的办法。

他们追赶上去，向土匪明说他们是共产党，正被政府追捕之中。土匪一听大惊，生怕沾上“共案”的边，那在当时是比杀人越货还重的大罪！

土匪们赶紧把黄梦谷放了，像逃避瘟疫一样唯恐避之不及地逃走了。

这件“片言退匪救战友”的轶事，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当年共产党人的处境之险恶。

项鼎为了实行假投降计划，作了周密的考虑，设想了敌人可能会问的各种问题和回答的内容，力求既不使革命受到损失，又能让敌人相信。但是，要让敌人相信他是真心投降，就必须使这假投降假得“真”，而这样必然会有很大的风险。项鼎后来在回忆中说：

这样做我当时还有两点顾虑，一是怕他们逼我公开登报反党，就提出绝对保密，以便抓住下东各县后立即前往重庆破坏省委，抓住省委破坏全川；二是我还害怕省委听说我叛变，不明真相，开除我党籍。后来一想，这是没有办法，不能两全的事，只要破坏了敌人的计划，报了仇，解了恨，保全了下东组织及革命，死也心甘。革命成功后，事情的真相终会大白于天下的。

后来事情的发展正如项鼎所担心的那样：中共四川省委得知他叛变的消息后，马上开除了他的党籍并上报了中共中央。他逃回重庆后，要求省委调查，但那时省委在严酷的白色恐怖环境中，正忙于从重庆搬往成都，无法进行调查，只同意将他的情况上报中央，与他保持联系，等待以后再作处理。

项鼎自从参加革命后便断绝了以往的各种家庭、社会关系，离开了组织便无法生活，只能在余治平、苏雁秋（即张春帆，他的族弟，中共四川省委委员）等相信他的同志资助下勉强生活，吃尽千辛万苦，在局外人难以想象的艰难情况下矢志不渝地追随革命，自觉为革命工作，总算在多年后回到了革命队伍，重新加入中国共产党——但仍然失去了他视若生命的十几年党龄。直到他于80年代末去世之时，上级党组织才批准在《讣告》中写上了他是“中国共产党早期党员”的话，正式承认了他的前期党籍。此乃后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