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蜀筠在万县大搜捕之后，带上三师军法处的报告，回重庆领赏并欢度春节去了。然而，中共下川东特委遭到的大破坏这才只是撕开了一道口子，更大的破坏紧跟着就来了。

更大的破坏又是由内部的叛徒造成的。

据当时担任中共下川东特委书记的项鼎回忆：

因当时接连不断的兵变和农暴，下东（以至全川也是如此）各县党团组织破坏殆尽。例如万县，我们去后，就在当地找不到一个党团员和有组织的群众，所以特委的人都是省委从外面调派去的，故一点社会关系也没有，租房子，建机关都非常困难。

下川东特委的干部是陆续到位的。

1930年秋冬之际，一对年轻夫妇来到万县城东二马路北头，靠近苎溪河上的万安桥（俗称万州大桥）一家兼作栈房的小杂货店“兴盛和”，佃了房间住下。男子登记的姓名是刘寿琪，身材魁梧，气宇轩昂，自称是宣汉大地主，在下川东一带做鸦片生意，要杂货店老板今后帮忙收转信件——他就是中共四川省委常委、下川东特委书记项鼎，党内化名张玉华。那年轻女子是一年前由中共川东特委创办的红色学校重庆高中里有名的学生领袖杨锡蓉，这时本已在梁山县以教师身份从事地下工作。为了建立下川东特委机关，项鼎夫人黄梦谷在省委秘书处一时走不了，省委便将杨锡蓉调来与项鼎假扮夫妻。

不久，一对老实巴交的年轻夫妻带着个小兄弟在另一条街佃了一家私房住下。这也是假扮的一家人。扮作丈夫的是中共下川东特委组织委员冯庆兴，又名冯吉熙，外号马二，原为重庆一个裁缝，秘密从事工人运动，曾任中共重庆市委书记，在“立三路线”时期被提拔为中共四川省行委副主席。扮作小舅子的是共青团下川东特委书记李忠义，原是重庆川东师范学校团支部负责人，到下川东特委后不久又被任命为新组建的中共万县县委书记。那个扮妻子的是万县城外驷马桥火柴厂的女工“张大姐”。

在一马路一家裁缝店楼上，住进了一个矮壮汉子。他是中共下川东特委兵委委员兼交通站长吴季霞。

作为中共下川东特委宣传委员的熊曼西，在“丈夫”陈劲言被捕牺牲后，就转移到城外驷马桥火柴厂去当了女工，脱下假扮陈劲言“太太”时穿的夹大衣，换上“张大姐”给她拿来的高领子海昌蓝布衫，住到了工人的窝棚里。

还有两个下川东特委干部，则同那些下苦力的工人混在一起，住进了长江边上的简陋棚屋，他们是诸友勋和苏乃平，原来都是重庆新文化通信社印刷工人，中共江巴县委干部，调到万县参加下川东特委工作，从事工人运动，万县县委建立后分别任县委组织委员和工运委员……

在陈劲言被捕牺牲后，共青团四川省委特派员余治平（余国桢）又带着项鼎的妻子、原在中共四川省委秘书处工作的黄梦谷来到万县，余治平参加下川东特委领导工作，黄梦谷担任万县县委秘书。项鼎夫妇和余治平以及小交通员王牛儿又扮作一家人，在城内四方井街上另租了一家鸦片商人的房子作为特委机关——杨锡蓉则由省委另调了工作，后来同丈夫曾莱一起在梁山领导革命斗争，先后牺牲。

致使中共下川东特委“全军覆没”的大破坏，是由于吴济霞叛变引起的。

吴济霞为何叛变？这得从下川东特委的共产党人们当时的生活谈起。据项鼎回忆：

这时我们生活困难到了极点，我的手表衣服都当光了，只剩下一床被子，一张床单，都快过年了还穿两件单衣。余治平来时，他穿的夹袍，于是我出街就穿他的，他则坐在**披盖被子看文件，写工作计划，写报告和给各县的指示……而且顿顿吃稀的，四个人买两三斤芋头，掺半斤米或面，煮一锅糊糊，洒点盐，不但没菜，关到门吃，怕房东看见，还不准喝得响，以免房东听见生疑。我们夜间工作，睡得很晚，常常饿得肚子叫，睡不着，又长期没吃油水，晚上总是没吃饱。因为饭少，就互相推让，我爱人和牛儿（小交通员）照顾我们两个男人工作多，要在外面跑，就说已吃饱了，我们也照顾他们是女同志和小孩子，也就抢先放碗，假装吃饱了，其实大家都是假装的，所以一到晚上十一二点就饿得厉害。

其他几位干部生活也一样的艰难。特别是诸友勋和苏乃平，一则因为没有家眷，二则因特委拿不出那么多押佃钱，只得到江边鸡毛店去住宿。据项鼎回忆：

那是一种用竹子搭的临时性棚棚，涨大水时可以拆走，白天卖饭，晚间宿客，住的都是一些下苦力的：船夫、拉纤的、拉车的，还有跑江湖的、卖艺的、算命的、卜卦的，三教九流都有，也有做小生意的，过往的船客。我们住在这里也有个好处，一是价钱便宜，几个铜子住一晚；二是没有门牌号数，晚上不登记不查号（一般旅店都要查）。

诸友勋、苏乃平等人还得每天白天出去拉黄包车挣钱吃饭，同时在拉车中结识工人朋友，秘密开展工人运动。小交通员王牛儿刚来时没接上头，也住在这种鸡毛店里，靠卖纸烟度日。

下川东特委的女干部熊曼西，到驷马桥火柴厂后，先是同两个女工住在一起。后来那两个女工经她宣传鼓动，参加了共青团，但因不堪忍受丈夫虐待，要求组织将她们安排去重庆作工。她们走后，熊曼西不敢一人独住，就只得搬到另一女工家里去借住，那女工丈夫是卖鸡鸭的，熊曼西就住在堆满鸡鸭笼子的那间偏屋里。这个23岁的年轻漂亮女子，就这样心甘情愿地与臭烘烘、闹嚷嚷的鸡鸭笼子为伴。后来她被捕时，抓她的士兵搜她的住处，发现她吃的只是清汤寡水的稀饭，也忍不住感叹说：

“你做啥子要到这里来丧德（受罪）哟！”

其实，下川东特委并不是完全没有钱。当时中共四川省委建立下川东特委的一个目的，就是要通过他们筹措经费。钱从哪里来？原来长期坚持在川东领导农民武装斗争的王维舟，不时会通过“打土豪”的方式从地主豪绅手里收缴一些鸦片、银耳之类（当时称作黑、白二金），拿到万县找人变卖成钱，资助省委。就在陈劲言牺牲后，项鼎还派吴济霞去了一趟重庆，一是为了汇报陈劲言牺牲情况，请求另派军委书记来，二就是给省委送一笔钱去。这些钱，说好是给省委的，他们就一个铜板也不会动用，宁可自己受穷——这就是当时共产党干部的克己奉公精神。

下川东特委，是四川省委的派出机关，其干部算得上是大官了。但这些干部却过着这样的苦日子，这是今天的人们难以设想的。若无坚定的信念和坚强的意志，显然不可能坚持干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