鄂西会战，中国不仅出动了陆军、出动了让广大官兵一看见就欢喜得在阵地上狂蹦乱跳直掉眼泪的空军，连海军也出动了！

海军！中国海军的最后一艘军舰不是早就已经自沉于长江了吗？哪里还有什么海军？

说来令后人蒙羞，当每个中国男人后脑勺上还吊着一根长长的猪尾巴时，中国海军便是亚洲第一，世界第六，排名远在日本之前。

可甲午一战，中国强大的海军居然被日本人给灭得干干净净，只留下一个笃定会流传千古的悲剧英雄邓世昌，留下所有中国人迄今也未能治愈的痛！

史料载，全面侵华战争爆发之前，在英国驻华大使馆举办的一个酒会上，日本大使馆武官端着一杯色彩绚丽的鸡尾酒，主动凑到中国海军总司令陈绍宽上将跟前，神态轻松得如同聊天气似的，聊起了未来可能爆发的中日战争。

武官挺有礼貌地说：“阁下，到时候如果你们海军不参战，日舰不会主动攻击；如果海军参战，三天之内就将你们全部击沉。”

陈绍宽同样礼貌地向对方扬扬酒杯，微笑着回答：“我也是一名军人，我知道祖国需要我时，作为军人应当怎么做。”

陈绍宽将军的回答虽然最低程度维护了国家尊严，但他其实心里很空虚。

他清楚，他这貌似不卑不亢的回答倘换成一种通俗说法，那就是“光脚的不怕穿鞋的”。

在他强做笑脸与日本武官说话时，作为海军总司令的他不会不清楚，中国海军有两万五千官兵，仅为日海军十二点七万人的六分之一。中国海军连登陆艇加在一起，总共只有六十六艘舰艇，总排水量六点八万吨，而日本海军的总排水量达一百二十万余吨，在数量上中国海军只相当于日本海军的百分之五。在质量上，那就更不具可比性了——这么说吧，日本目前正有两艘航空母舰躺在船坞里，而中国军舰上的每一颗螺丝钉，都是用外汇买来的。

中国海军总司令的回答不仅无可挑剔，而且还颇显人格魅力。

可叹的是，战场毕竟不是酒会，不会这么温良恭谦让。

不久，中日全面战争爆发，陈绍宽明知道是以卵击石，仍然毫不犹豫地选择了战斗。

中国海军那点可怜的家底没法单独和日本强大的海军对抗，只得退缩回长江，依靠炮台要塞既彼此防御保护，也彼此协同抵抗敌人的进攻。

中国人原本也是有一些机会的。

淞沪会战前，骄横无比的日本海军有七十多艘军舰和七千多人的海军陆战队员游弋在长江航线，向中国军民示威。他们沿着长江上溯，一直到达武汉。

中国海军落后的军舰无法与精良的日本海军抗衡，但是，陈绍宽总司令用沉船的方式，兑现了他在鸡尾酒会上，对前来挑衅的日本武官做出的庄重承诺。

长江流归大海，必经江阴，江阴江面狭窄，易守难攻，史称江阴要塞。江阴以下，江面宽阔，再无险可守。所以，江阴又有“江河门户”，“镇航要塞”之称，自古为军事要地。远在春秋时期，吴国就在江阴江岸修筑烽火台；南宋时，韩世忠、辛弃疾等名将曾在此地驻防御敌。明清两代，这里一直是江防要塞，重兵把守。现在，国军就要在这里阻击日军。

一九三七年七月二十八日，蒋介石在南京中山陵孝庐主持最高国防会议，研究和决定对日作战的国策和战略。

参加这次会议的除了行政院院长兼国防委员会副主席汪精卫，军委会总参谋长何应钦、副总参谋长白崇禧外，连各大战区的主官和军委会委员都未参加。

会议决定对日本实行“以快制快”和“制胜机先”的策略，即趁日军主力集中于华北之时，我军率先歼灭其在上海的海军陆战队。同时选定长江下游江面最狭窄的江阴水域，在江中沉船，堵塞航道，再利用海军舰艇和两岸炮火，将长江航路截断。

目的是：一方面阻止日本军舰由上海沿江西上进攻我国首都南京；一方面截获当时正在长江中下游南京、九江、武汉、宜昌等各口岸的日本军舰与商船，收先声夺人之效。

毫无疑问，这是最为重要的国防军事机密，也是以蒋介石为首的中国最高统帅部拟定的一次极具魄力的重大军事行动。一旦成功，必将震惊世界，振奋全国军心民气。

具体的作战方案是，将自己的舰艇在江阴凿沉，封锁江阴江面，然后在江岸两边要塞上布置重炮，等到日军军舰从长江中上游游弋回来，来到江阴，将无法继续前驰。如敌舰投降则罢，若不投降，两岸重炮齐发，将日舰全部击沉。

这种战法叫作“关门打狗”。

淞沪会战八月十三日打响，蒋介石算准了游弋在长江的日本军舰会在淞沪会战打响时回援，就提前一天，在十二日下令沉船封锁江面。

于是，中国海军官兵将自己的八艘舰艇阀门打开，接连沉入江底，用来阻挡日本的舰艇。

陈绍宽担心这些舰艇无法达到预期效果，还向船舶公司购买了二十艘大轮船，也全部沉入长江。

可是，船舶全部沉入江底后，才得知，日本舰艇已于头一天夜里悄然驶过了江阴炮台，进入了黄浦江。

“关门打狗”战法很精妙，可惜，一个不小心，让狗全跑光了。

就在蒋介石的命令刚刚下达到陈绍宽总司令手上时，在宜昌、汉口、九江、南京等长江各口岸的日本军舰和商船却都好像得到了紧急通知，全部沿江顺流而下，向长江下游飞逃，速度快的已经冲过了江阴要塞。

蒋介石得知此情报后，震怒之余，立即采取补救措施，即在十三日晚，打电话给驻军扬州的空军第五大队，命令他们十四日凌晨起飞追击日本向黄浦江方向逃跑的舰船。

空军按命令执行了，但是已经晚了：除俘获了日本商船“岳阳号”和“大贞号”外，其他日本舰船均已逃入了黄浦江。

黄浦江虽然也是中国的江，但是，按照有关不平等条约规定，中国的黄浦江那时候是西方列强的自由航行区，中国军队是绝对不可以轰炸打击的，否则，便有可能再来一次八国联军闹中华了。

中国之败，败在内奸，内奸就是在最高国防会议上担任记录的行政院机要秘书黄浚。

日本人知道毕业于早稻田大学的黄浚是个出了名的好色之徒，便投其所好地替他安排了一次无法抗拒的艳遇。

南京是著名的六朝古都，好玩的地方多了去，可日本人却把引诱黄浚下水的地点选在了南京汤山温泉招待所。此地景致与享乐的条件设施，自然不同凡响。

想想，佳人、温泉、美食、好酒、豪华卧室，能让一个官员瞬间涌上“牡丹花下死，做鬼也风流”的勃勃豪情的要素全都具备了，并非柳下惠的黄浚，乖乖拜倒在了石榴裙下。

有了以上诸要素，黄浚中招的过程就非常简单了。

汤山位于南京南郊，风景如画再加上此处发现了温泉，于是被当局辟为禁区，大建楼堂馆所，很快便成为一个南京城里的党政军大员们趋之若鹜的地方。为了与这个高级招待所的规格、设施，以及周围绝佳的山林景致相匹配，招待所的女服务员们也都是花上选花来到这里的，一个个美若天仙，这里举办的酒会上，真个是鬓影摇曳，衣香溢人。

日本职业女间谍南造云子，就是其中之一。当然，她现在的名字叫作廖雅权，背景是“因家庭贫困失学的青年学生”。

南造云子其实是个日本侨民，一九〇九年出生在上海，也自小生活在上海。父亲南造次郎是一名老牌职业间谍，所以南造云子在少女时代就精通射击、骑马、歌舞等。十三岁时，南造云子才被父亲第一次送回国内，成为神户间谍学校的一名学生，射击、爆破、化装、投毒等特工技术全都是她每日必练的功课。其间，侵华间谍头目土肥原贤二对其相当赏识，并专门对她进行了特别训练。四年后，芳龄十七的南造云子毕业，并被派回中国。

回到中国的南造云子已经摇身一变，成了廖雅权。

三年后，年轻貌美的廖雅权成为汤山温泉招待所的一名女服务员。

廖雅权长得娇俏动人且很有交际手腕，一次周末舞会上，她结识了刚刚晋升为行政院主任秘书的黄浚。廖雅权没费什么力气便让这位早稻田大学毕业生拜倒在了自己的石榴裙下。黄浚还把自己的儿子——在外交部任副科长的黄晟也拉下了水。

这就使得南京政府的大量军事和政治情报源源不断地通过廖雅权送到了日本情报部。

这是当时一起震惊全国的泄密案，蒋介石严令南京宪兵司令谷正伦秘密调查高层内部，黄浚于是被查出。南京保卫战前夕，黄浚黄晟父子俩双双被押上刑场，公开枪决。黄浚黄晟的子孙后代，恐怕到现在也不好意思向人提到他们有这样两位老祖宗。

中国海军的末日很快就到来了。

中日海军对决，这容易让人想起一位小学生与泰森站在拳台上。

但是这位小学生并没有打算一招未出便举手投降。他知道自己打不过泰森，但即便倒地，也要狠狠咬泰森几口，就如同泰森被比他更厉害的霍利菲尔德打倒之前，也不忘把对手的耳朵咬掉半拉。

这是中国海军历史上比甲午海战更为惨烈的战斗，中国所有参战海军都抱着必死的决心，以简陋的武器，和有限的陈旧船只，与比自己强大几十倍甚至上百倍的日本海军决一死战。

但事实上，中国的六十多条大大小小的舰艇很少有和日本海军摆开阵势过招的机会——当然，对中国海军来说，那也是愚不可及的战法——始而马当、湖口，继而田家镇、江阴，仅仅是从停在上海附近海面的日军航空母舰上起飞的轰炸机，就让无处可藏的中国军舰接连不断地沉没在滚滚长江里。

不过，小学生也真的咬了泰森几口，而且出手相当狠，直踹日军命门。

一九三七年八月十四日，淞沪抗战爆发后的第二天，江阴防区司令欧阳格派胡敬端、刘功提两艇长驾驶一〇二与一七一两艘鱼雷艇，伪装成民船，从江阴出发，一路躲躲闪闪，经无锡、太湖、苏州、松江，抵达上海黄浦江，其间险象环生。

一七一艇因出了机械故障未能跟上，两天后即八月十六日晚，一〇二号艇全体官兵抱着必死之念，单枪匹马，偷袭了泊于外滩的日本侵华第三舰队司令谷川清中将的旗舰“出云”号。

一颗鱼雷击中了“出云”号的尾部，“出云”号遭到重创，日军这才知道中国的海军也是有战斗力的。

这是抗战初期，中国海军在绝对劣势的处境之下，打出的漂亮一仗。

一九三七年九月二十二日上午九时，日军联合航空队的四十余架战斗机及轰炸机携带重型炸弹开始进攻江阴防线，攻击的主要目标是国军防守舰队的旗舰“平海”号和它的姊妹舰“宁海”号轻巡洋舰。霎时，弹如雨下，火光四起。“平海”号三面受敌，左舷和中后部当即中弹，舰体遭到破坏。

海军部次长兼第一舰队司令陈季良将军临危不惧，屹立于甲板上指挥各舰抗敌。

全队士气高昂，沉着应战。战斗异常惨烈。

亲身经历江阴海战的“平海”号枪炮指挥官刘馥在日记中写道：“炮弹如洪水般攻来。敌人如波浪一般，一层退下去，又一层层地冲击过来。”

经过六个小时的激战，“平海”号战舰击落敌机五架，阵亡十一人，负伤二十三人。“宁海”舰也受到严重损伤。

九月二十三日凌晨，日军侦察机侦察江阴江面，发现国军舰队依然阵容严整，晖气急败坏。

不久，日机七十余架蔽空而来，冲向国军江防舰队。

“平海”、“宁海”两舰再次成为日机疯狂轰炸的目标。

日机一队队地疯狂轰炸，不停地投下炸弹。

此种情景，让当时一些被允许观战的外籍军事人员叹为观止。他们说，自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还未曾见过如此惨烈的战斗场面。

在日机的疯狂攻击下，“宁海”舰沉没了，“平海”舰受重伤。

陈季良毫不气馁，率司令部移到“逸仙”舰继续指挥战斗。

九月二十五日上午，敌机十六架又接踵而来，猛扑“逸仙”舰，投弹二十多枚。弹片横飞，水柱冲天。“逸仙”舰弹药消耗殆尽，反击能力减弱，最后机舱的机柱被炸断，舵舱进水，舰身向右倾斜，搁滩下沉。

陈季良再率司令部人员迁驻于“定安”号运输舰上，继续坚持战斗。

至此，第一舰队各主力舰均被击沉。

随后，由曾以鼎担任司令的国军第二舰队接替防守，继续抗敌。

一直到江阴失陷，日军也未能摧毁江阴封锁线。

保卫江阴封锁线的战斗阻遏了日军沿长江西进的企图，粉碎了日军三个月灭亡中国的迷梦，保护了长江下游军政机关、工矿企业向四川大后方的安全转移，为国民政府以空间换取时间之持久抗战的最后胜利，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中国海军中因与“孙中山蒙难”、“中山舰事件”等重大历史事件密不可分的中山舰，是在武汉会战末期被日军击沉的。

在武汉会战期间，“中山”舰担负从嘉鱼、新堤至武昌金口的警戒。

一九三八年十月二十四日，舰长萨师俊率中山舰在金口镇赤矾山江面巡防，下午三时十五分，日机六架，鱼贯向中山舰俯冲投弹，萨师俊率舰攻击，但舰首的厄立肯炮在连续猛烈发射后发生故障，日机趁机猛烈轰炸中山舰，舰体创伤累累。中山舰用轻武器与敌机对抗。舰尾、左舷中弹，舵机转动失灵。接着锅炉舱又被炸，江水猛烈地冲进舰舱，官兵奋不顾身抢险堵塞也无济于事。不到三分钟，舱内水深齐腰，炉火被淹灭，锅炉无汽，机器停转，舰体逐渐向一旁倾覆。

正站在瞭望台上指挥作战的萨师俊，腿部被炸断，猝然跌倒在血泊之中。在瞭望台和甲板上战斗的官兵非死即伤，血肉横飞，惨不忍睹。伤者只要还有一口气，便从血泊中挣扎起来，爬到炮位，向敌机开炮还击。敌机仍不停地俯冲投弹、扫射，一弹下来，血肉横飞，伤亡枕藉。

萨师俊和全体官兵连同军舰，向着滔滔的江水沉没下去！

突然，舰首毅然地向上一昂，卷起一个巨大的旋涡，然后渐渐地消失，一切复归于平静！

海军“义胜”、“勇胜”、“仁胜”号炮艇及几条驳船，连同艇船上的官兵，在石首、藕池口等处布雷封江时，也被敌机轰炸遇难！

“江元”号等军舰，在岳州附近布雷，与敌机相遇，战斗中被敌炸沉！“顺胜”等炮艇、汽轮和铁驳若干艘，为阻止日海军继续西进，含恨“自尽”，横沉于洞庭湖底！

陆海军之运输轮驳船二十余艘，为阻止凶顽的敌海军舰队顺江深入，也悲壮地“自尽”于石首附近长江之中！

在战斗中不幸受创负伤，搁浅于岳州附近的“民生”、“江贞”、“永绩”等军舰，在敌军迫近时，不愿当俘虏以资敌，拆下舰炮，将军舰焚毁！

经过江阴阻击战及武汉会战，中国海军舰艇已经损失殆尽！

中国海军的抉择很艰难，过程很悲壮，结果很凄凉。

在严酷的现实面前，从总司令陈绍宽将军到每一个海军官兵都形成了一个基本的战术意识，主动选择在敌人下手之前，抢先行动，痛痛快快先把自己给干掉——狗娘养的，你想打我，没门，老子宁死也不给你这机会！

这天深夜，海军总司令陈绍宽上将乘“江犀”号从武汉向长江上游撤退。

他的身后已没有了舰队和炮艇。当他沿途看见他的那些遭受重创的军舰在江中燃烧时，心里犹如刀子割肉般疼痛。

他伫立在瞭望台上，庄严地抬起右臂，向他的不屈不挠的战舰和弟兄们致以最庄严的军礼！

将军已经兑现了自己的承诺，当祖国需要时，作为一名军人，他已经履行了自己的责任——虽然他的努力换来的是失败而不是胜利，但是，没有一位中华子孙会埋怨他以及他手下的两万五千名英勇不屈，百战百败的可敬官兵！

没有了军舰的中国海军官兵在此后的日子里，从来没有停止过一天战斗。

由于中日海军实力悬殊，而同期陆军虽然装备和质量不如日军，但毕竟拥有几千万可以补充兵员的青壮年农民，还可以凭借熟悉的地理环境和兵力优势与日军周旋。因此，国民政府放弃争夺近海制海权的策略，而决定在大陆上实行持久战。

由于当时中国的首都、战时首都和一些重要的城市都位于长江流域，而中国最高统帅部的战略又是吸引日军主力于华中地区，沿长江向西仰攻，所以中国海军的主要任务，就是协助陆空军沿长江布防，阻击日本海军。

中国海军没有了军舰，但是，他们把军舰上的大炮拆掉并搬上了长江两岸，从可以机动的军舰，移到了固定的炮台上。他们掌握的漂雷战术和敌后布雷活动，狠狠打击了日军的水路运输，迫使日军多次宣布在长江中停航或限航，即使通航也不敢保证航道安全。

截至一九四三年七月，仅仅在长江方面的芜湖至湖口、九江至汉口、汉口至岳阳三个地区，中国海军布雷队出击九十三次，布放水雷一千六百具，炸沉日军舰船一百五十六艘。

另外海军在相持阶段的几次战役中还加紧布雷，以此呼应陆军的作战。例如在一九三九年的冬季攻势中，中国陆军反攻马当，海军长江中游布雷队主动出击，策应陆军的进攻和撤退。

而在其他地区的布雷活动也取得了显著的效果。

一九四三年三月十七日，伪海军广东要港司令萨福畴乘坐旗舰“协力”号出巡时，座舰被国军珠江布雷队所布水雷炸沉，萨福畴被抗日游击队俘获，旋解送重庆，九月二十六日在重庆伏法，沉重打击了日伪海军。

海军的布雷活动招致了日军的疯狂报复。日军不仅反复扫**长江沿岸布雷队基地，而且极其残忍地对待被俘布雷队人员。一九四〇年，在长江中游执行任务的海军布雷队员陈木生在湖口被俘，第六战区《阵中日报》载：“陈英烈木生临危不屈，骂不绝口，惨遭活锯，尸首被抛弃江中，亦烈亦哉。”

西陵峡中的石牌要塞，就是海军与陆军费时三年多，共同精心构筑的铜墙铁壁。

据《宜昌县志》载：“武汉沦陷后，为阻止日军沿长江三峡航道西侵，民国二十八年（一九三九）春季，中国海军就开始在石牌周围构筑大小炮台十余座，安装各种火炮一〇二尊，形成严密的火力网，能有效地封锁石牌江面，构成了铜墙铁壁似的阵线。宜昌沦陷后，石牌遂成为拱卫陪都重庆的第一道门户。为保卫石牌要塞，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派有重兵防守。”

随着一九四〇年六月宜昌失守，因石牌以上江面窄浅，国民政府下令残存的海军舰艇凡不能驰入川江的，全部自沉于此，用以阻塞河道。并将各舰只拆下的大小舰炮安装在石牌一带的炮台上，舰上官兵即改为石牌要塞部队。石牌要塞主炮台则安装有苏联援助的巨型山炮和野炮共十尊，从这里可以一炮打到南津关，正是“一炮封喉”锁钥之地。

十八军军长方天兼任石牌要塞司令，要塞指挥官则是在第十八军中任过旅长的滕云，留英专攻海军的原舰长方荣，转任要塞副指挥官兼炮台总台长。

要塞防御设施的部署是：第一分台配置六门炮，其中四门四十七生火炮直对江面航道；正面左前方的江北是烟幕队，右前方的南岸是鱼雷队；南岸太公沱突出部有瞭望哨，炮台后方设有观察哨；二分台的任务是：在总台部的直接指挥下，如遇日海军进犯至太公沱江心时，在烟幕队的配合下，利用鱼雷攻击，对来犯之敌实施突然炮袭，既能在敌措手不及之下击沉舰只，又可打垮敌之进攻，达到阻击日军进川之目的。

石牌要塞工事坚固；进出方便，视线良好，射界开阔，较为隐蔽；轻重武器构成交叉火网，既能封锁整个江面，又能对来犯之敌给以毁灭性的炮击。并在宜昌葛洲坝、古老背等江面沉塞船只，布设水雷，建立阻塞封锁线。

日军觊觎石牌要塞已久，只是一直不得其便。

如一九四一年三月上旬，宜昌日军曾两度兴师动众，以重兵从宜昌南岸进攻石牌正面的平善坝，并以另一路进攻石牌侧翼的曹家畈。两路日军当时都遭到我守军的严重打击，惨败而归。

有鉴于此，日军这次策动“江南作战”，未敢从正面夺取石牌要塞，而是采取大兵团迂回石牌背后企图攻而取之。

日军舰队无法逾越被号称为生死极地的石牌要塞，不敢低空俯冲的日机也只得不断高空轰炸各个炮台。加之当时的总台长方荣非常重视炮台阵地的伪装隐蔽，下令在山坡上因修建工事挖堆的黄土上种草、植树，使山坡呈现郁郁葱葱的美景，在炮位的胸墙和射击口也挂满了藤萝。远远望去，一片青绿，纵然偶尔有人走到附近，也很难发现炮位在什么地方。故此防空得体，伪装严密，多次空袭轰炸之下，受损也不大。

八十九岁高龄的原十八军平射炮营第一连连长黄世益回忆：“一九四一年到一九四三年，我奉命守卫西陵峡。当时，日军不时用山野炮轰击我们的阵地，敌机也经常当空盘旋，从空中扔下炸弹，企图破坏我们的工事。但是西陵峡两边是笔直的山峦，我们的工事紧挨着江边，所以他们不容易炸到我们。他们俯冲下来后，扔下炸弹就跑。我们就用大炮揍他狗日的。”

海军布雷队的官兵多是马尾海军学校和马尾海军训练营毕业生，以福州、长乐、闽侯、马尾、福清、连江人为最多，水性极好。

最早提议开展“水雷战”的也是福州人。

2012年已九十二岁高龄的欧阳晋，就是马尾亭江人。一九三一年他考入马尾海军学校航海专业，一九三七年与何必伟等九位同学赴德学习潜艇。

后出任中国人民解放军东海舰队副司令的林遵将军，当时也在德国接艇，因是同乡，与欧阳晋、何必伟来往极密。

他们在德国得知日本全面侵华，按原计划他们结束在德国的学业后，将继续前往英国学习，但欧阳晋与何必伟等表示：“与其在外国做亡国奴，不如回来为抗战而死。”

在林遵的带领下，他们由越南海防上岸，通过河内、友谊关，到贵阳。林遵到重庆汇报计划。

日寇占领南京、芜湖、安庆、九江、武汉、岳阳等地后，长江成为日寇华东华中战场的一条主要水上交通线。为了打击这条交通线，中国海军采纳了林遵和曾国晟提出的在长江敌后广泛开展布雷游击战的建议，于一九三九年底组建海军长江布雷游击队。林遵是第五大队大队长，欧阳晋在第五大队当布雷官，战斗在安徽贵池一带，给予日军重大杀伤。何必伟则被分到了石牌要塞，担任布雷队少校队长。

早在一九四三年二月，日军为鄂西作战准备，大量增加了沙市、岳阳江河的舰只。

二月十六日，日军攻陷监利，国军海军布雷队冒着日军炮火，在石首、古长堤等各处江面抢布水雷一百五十余枚，大大阻挠了日舰的行动。日军迫于无奈，后于荆河口外设置拦江钢丝网，以此来防备国军漂雷的攻击。

二月二十八日，国军放设漂雷二十余枚，将日军钢丝防雷网炸毁，并炸沉日军监视舰一艘，随后布雷队又于广兴洲放漂雷五十余枚，阻挠游动日舰。后日军用橡皮艇从宜昌、洋溪涧等处渡江，国军南岸雷区受陷，各布雷队基地亦受日军狂轰滥炸，损失布雷船二艘，布雷驳艇十八艘。

石牌保卫战爆发前夕，海军总司令陈绍宽乘“永绥”舰亲临第一线，召集要塞各炮台海军官兵训话，勉励海军团结抗战，夺取最后胜利。在此爱国精神的鼓舞下，热血澎湃的海军与陆军协同作战，结成了江上铜墙铁壁。

日军舰队即使蛰伏在宜昌，也都胆战心惊，担心漂雷袭炸。

海军工程大学兵器工程系博士导师龚沈光，接受采访时表达了如下看法：据《长江航道史》记载，八年抗战时期，国民党海军在长江中下游共设锚雷一万五千多枚，漂雷一千一百枚。盟国飞机空投水雷四百六十七枚。中国军队用水雷击沉击伤日舰艇三百二十一艘，占侵华日军军舰损失总数的百分之八十，因水雷而死伤的日军官兵达四千三百多人。

水雷，成了中华民族的母亲河长江的保护神。

日军企图进犯三斗坪以迂回宜巴要塞之石牌背侧，戍守要塞的海军官兵艰苦死守，以炮火有力阻击日舰行动。

在第三十九师团于枝江强渡长江作战时，何必伟的布雷队也频频出击，给日军造成了重大杀伤。他们先通过侦察，选定在宜昌至宜都之间的塔坪桥顺着江面布雷，这里距日军渡河点三四公里，在塔坪桥布放的漂雷，随江水漂流而下，在宜都江面上碰雷的可能性就会增大。

一九四三年五月二十九日，夜黑如墨，伸手不见五指，所有布雷队员都换上了当地老百姓的衣裳，何必伟率三名布雷官和四十多名士兵，从石牌登船出发，将十五具漂雷运到平善坝，在此登岸。而后，在夜色掩护下，悄悄向敌占区进发，绕过密布的敌伪据点和岗哨，穿过敌人的警戒线，深入敌占区，再沿田埂走了近二十里路，才到达塔坪桥。

三名布雷官以最快速度给漂雷装上引爆的硫酸电液瓶和溶化塞，抬到预备的船上，将船划进航道，按预定方案排成一列，依次把雷布入江中，此时已是二十九日凌晨四时，布雷队员迅速沿原路撤回。

第二天从敌占区传来捷报：塔坪桥布下的漂雷在宜都附近江面炸沉敌汽艇一艘，炸死十三人，伤五人。第三天又收到在人和垸至五家口间的江面上击沉敌运输舰一艘的捷报。

继五月二十九日夜取得胜利后，布雷队犹如被打了一剂强心针，越干越有劲，连续炸沉敌舰敌艇，使敌人胆战心惊，派出重兵疯狂扫**布雷队，布雷队靠着大智大勇，一次又一次击退扫**，继续开展水雷战，炸沉停靠在宜昌码头的日舰一艘，使日舰畏于触雷，而不得不撤往宜都、枝江一带。

日海军舰长森实曾大佐晚年回忆在中国长江作战时悲哀地说：“海军在中国作战，如遇陆军，尚能预先写遗嘱，然后应战。唯一遇水雷，即行爆炸，立即与舰同归于尽，欲求写一遗嘱之短瞬时间，也不可得也！”

直至当年年底，中国海军多处布雷近七百枚，将日军水路交通节节阻截，日舰行动几乎完全瘫痪，即使到了十二月三日日军陆路攻占常德，日舰仍无法予以支持，补给不继，迫使日军不得不于十二月九日撤出常德。

宜昌市政协编印的《抗战烽火中的宜昌》中载：“在一九四三年国军鄂西会战的日日夜夜里，驻守石牌要塞的国军海军，一直冒着日机、舰炮的猛烈轰炸，向长江中布放水雷，同时用要塞巨炮向日舰猛烈轰击，有效地消除了日舰对中国陆军的威胁，保证了鄂西会战的胜利。”

“养在深山人未识”的石牌村因石牌要塞这些年突然“火”了起来，每天前来要塞参观的游客络绎不断。

年近九旬的王忠新就如同要塞里那些锈迹斑斑的巨炮、水雷一样，也成了一件刚刚被发掘出来的珍贵文物。他每天乐此不疲的事情就是给游客讲述当年他在石牌要塞亲身经历过，看见过，听说过的真实故事。

“那时候，我主要是帮忙把炮弹等东西从仓库运到炮台上去。”老人告诉游客，当时的石牌炮台总台下设两个分台。一分台与总台同在石牌，二分台设在石牌上游的庙河。王忠新当时所在的，正是一分台。“一分台的炮位、观测所、指挥所等工事都设在面对峡江的山坡上，我们可以直接看到下游的平善坝。工事构筑简单，就是在山坡上挖一条坑道，浇上水泥，覆盖黄土。”

王老说，那时的火炮一多半都是从军舰上拆下来的，都很陈旧，口径不大，射程不远，射速不高，但占据了有利地形，离江边很近，可以抵近射击，不过，有几门苏联大炮的威力还是很吓人的。

“我们炮台的隐蔽得非常好，鬼子的轰炸机在空中盘旋了好几次，都没有发现我们的炮台。”王老说，当时的总台长方荣非常重视炮台阵地的伪装隐蔽。他下令在山坡上一片片因修建工事挖堆的黄土上种草、植树，使山坡上郁郁葱葱，根本看不出是工事和炮台。

“试炮的时候，江水被炸得浪子掀起老高。炮声滚滚比打雷还响，在这个峡谷中一直回**，好久才停息下来。”

王老还对游客们说，那时他们经常看到从平善坝撤回来的军队。当时石牌村有一个野战医院。但因为伤员太多，许多伤兵就躺在总台部前江边的沙滩上，没有人管。“尸体到处都是，根本抽不出人手来埋葬，被野狗拖着到处走！”

后来，方总台长召开大会，动员把当地群众，特别是老弱病残送到安全的地方躲避。“但我们石牌的群众却坚决不走，有的说：‘打起仗来，我们可以给当兵的送茶送饭，救护伤员，协助你们守炮台。’有的说：‘万一有敌人打上岸来，我们用滑竿抬你老人家上山打游击。’”

前线沉寂了一段时间后，炮台上发现日军的飞机在平善坝上空盘旋。“有一天，一架轰炸机突然闯入峡谷，离水面仅几十米，掠过石牌上空，沿峡谷向右转九十度飞去。接着，一个轰炸机群就飞临石牌上空投弹，停泊在对岸的‘长江’号轮船被炸沉。但我们的炮台因为伪装得好，敌机没有发现目标。”

王老一脸得意地说，石牌保卫战期间，由于前线将士的拼死抵抗和第一分台的严密防守，日军的军舰始终没有窜入峡江。石牌炮台就如同一尊巨大的“砥柱之石”，保卫着战时首都和大后方的安全。

从抗战胜利到现在，王忠新一直生活在石牌村，靠务农为生。现在，王老身体很好，每天都要到田地里忙活一阵，然后叨起烟杆端起茶盅和前来石牌旅游的游客们摆龙门阵。

他每天忘不了一句话：“你们没有经历过打仗不晓得，这样太平的日子，实在难得呀！”

(1) 杨揆一，湖北武昌人。1946年春，杨在南京雨花台以汉奸罪被国民政府处决。

(2)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武汉会战——原国民党将领抗日战争亲历纪》，中国文史出版社1989年2月版。

(3) 贾玉芹：《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昭和十七、十八年（1942—1943）的中国派遣军》，中华书局1984年版。

(4) 贾玉芹：《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昭和十七、十八年（1942—1943）的中国派遣军》，中华书局1984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