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朝野上下，舆论一致谴责宜昌保卫战的指挥官陈诚无能，使这个党国重臣的赫赫威名一落千丈。他不仅受到国民党内、军内和政府内一些要人的围攻，民众对此也非常气愤。在当时的国民参政会上，有人公开散布“丢失国府都门罪责匪浅，不杀陈诚不足以谢国人”的言论。

陈诚认为宜昌失守的原因，与李宗仁在关键时刻判断失误，抽调江防军主力北上有直接关系。他陈某只是在战役中途临危上阵，当时败局已定，绝非他陈某过错。宜昌失守，他陈某实为代人受过，招来耻辱。

当然，也有人替陈诚鸣冤，时任军令部长的徐永昌就致电蒋介石：“查敌自宜以北渡过襄河以后，陈部长始兼任第五战区右兵团长，于六月一日夜离渝下驰宜昌，为时短促。并当敌重点指向方面，虽尽指挥上之能事，未能固守宜昌，但目下仍在努力反攻之中。所报自请处分一节，似应免于置议，并复慰勉。”

虽有好友相挺，但陈诚仍觉委屈，暗叹木秀于林，风必摧之。

心中虽有万般理由，却是有口难辩，陈诚负辱回到重庆，哭丧着脸前去晋见蒋介石，请求处分。

蒋叫他坐下，好言相慰，说：“宜昌守不住，早在我意料之中。当时的情况已经那样了，我是因为没办法，才叫你去抵挡一阵子的，对此，你不必过疚。”

陈诚对蒋介石的明断感到敬服。因李宗仁不主动承担自己的责任，一直闷着不吭声，听凭舆论对他陈某的攻击，而对李心怀不满。

日军占领宜昌，如同一把锋利的钢刀，将中国军队对占据武汉的日军形成的防御体系劈开了一道大口子，来自长江方面的险情已到刻不容缓的地步。

北岸李宗仁的第五战区野战军，被日军紧紧挤压在鄂西北偏僻山区，对于宜昌方面，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南岸，薛岳第九战区主力因距离太远，对湘北鄂西地区的防务，也是鞭长莫及。

以宜昌为中心，北起钟祥，西迤常德，形成了一个数百里的空间，一个混乱复杂而薄弱的接合部。

宜昌以上的长江三峡段，成为拱卫重庆的天然屏障。若宜昌之敌继续西犯，突破三峡天险，则重庆不保。

若再失去重庆，国民政府就再无立锥之地。

中国的抗战，还怎么坚持？

蒋介石决定在宜昌方面，新建立一个第六战区。

他在军委统帅部高级幕僚会议上指出：“倭寇已紧逼陪都大门，我们已没有了任何退路，新建立之第六战区，专司负责拱卫重庆门户，这是关系到国家生死存亡，关系到民族存亡的大事。因此，第六战区比其他各个战区的责任更为重大，比其他各战区的战略地位更为重要。我们当前的任务和口号是：军事第一，六战区第一！”

那么，谁将成为兵强马壮，举国瞩目的第六战区掌门人？

会上，蒋介石没有点名，所有的目光凝聚在他的脸上。但是，当蒋用充满求贤若渴的热切目光逐一检视着他的高级将领们时，许多人心里发虚，承受不住蒋那一对不怒而威的目光的逼视。

没有自告奋勇者。

谁都知道第六战区责任重大、特殊，若守不住这最后的一道国门，作为司令长官被杀头以谢国人事小，背上个亡国灭族之罪而遗臭万年事大，因而使人望而却步。

但是，会上没有主动请缨者绝非国中无人。

个子矮小貌不惊人的陈诚站出来了。

陈诚请求让他去守这个大门。他的理由简单而充分：宜昌是在我手上丢掉的，理应由我去守。

不仅如此，陈诚为以示前往第六战区“戴罪军前”，为国戍守最后一道国门的决心时，还主动提出辞去他身兼的军委会政治部部长和三青团书记长等要职。

这让蒋介石大感欣慰，觉得自己没有看错人。

其实，蒋介石也觉得只有陈诚去守那门户，才使他最为放心。

两人在一起商议组建第六战区的相关问题。蒋介石问陈准备将长官部设在什么地方。

陈诚早已胸有成竹，说出一番见解来：“日军若从长江方面进攻重庆，江北，有纵横数百里的大巫山和神农架原始林区挡道，因此，敌使用大兵团从江北进攻的可能性微乎其微。从宜昌向西仰攻三峡天险，亦可能不大。长江南岸川湘鄂三省相衔接的边境地区，大多为丘陵、山岳地带，湖南的常德、沅陵、辰溪经四川的黔江、彭水、涪陵，有公路与重庆相通；湖北的巴东、恩施、宣恩、咸丰亦有公路通四川的黔江而达重庆；宜昌南岸的安安庙经木桥溪、野三关到恩施、建始，有一条人行大道入川，直抵重庆，这些公路和大道，便于大部队运动。因此，据我判断，日军若攻重庆，必然从江南而来。六战区的防御重心应放在江南，六战区长官部也应置于鄂西恩施。”

蒋介石对陈诚的意见甚表赞许，意味深长他说：“恩施，据说古代的夜郎之国就是那个地方。我现在拨五个集团军给你，望你率领这个夜郎之国，顶住日本这个世界军事强国！”

为示倚重，蒋介石把薛岳的第九战区也一并交到陈诚手里：第九战区从此由第六战区节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