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军队打了败仗，照循例要做检讨，无非又是什么装备不如人，无空军配合作战，后勤补给跟不上等等非常实际却又无法解决的陈词滥调。倒是体壮如熊的苏联总顾问福尔根没有这么多复杂的社会和人脉关系，把这次战败的原因看得清清楚楚，他的报告可谓一针见血，毫不留情。

此次宜昌失守，其原因异常明显。

一、情况判断不正确。误信敌不占宜昌之说。即使敌攻宜昌，也不会久守。

二、极端迟缓，耽误时机，以致凡事落在敌后，未能制敌机先，敌则处处制我机先。

三、第五、九、三战区在作战过程中，完全没有协同。战区长官、集团军总司令及军长，缺乏勇敢与主动精神，无有贯彻任务之毅力与决心。

四、兵力使用不集中，且犯各个使用之弊。换言之，即作战时不用主力，例如命令一军攻击，军则只派一师，师派一团，团派一营，结果所谓一军攻击者，实际不过一营兵力而已。

五、所有报告不合实际情况，往往夸大敌军损失和本军之损失。

“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出自我们的老祖宗，每一个中国军队的指挥官无人不知，可我们的官兵又能知道我们的对手多少？可以说他们中百分之九十九不知道日本人对我们的军队了如指掌，而且日军在其师团作战指挥的依据《作战要务令》中，将敌对国的国民性列为第一项调查内容，足见其对对手的高度重视。

我们恐怕至今也没有了解日本人。

对日本军人实施的全世界绝无仅有的训练，形成了日本文化的一个重要内容并延续下来。

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日本军队有意识地强化士兵的国家民族荣誉感，叨念着中日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的成功，日本公众被卷进一场汹涌澎湃的战争狂潮之中。出席新兵出征送别式的，不仅有兴高采烈的亲人，还有高级官员。每一个家庭都被告喻，一人参军，全家光荣。

然而，当新兵到达团部新兵营，开始他们第一次训练时，所有夸耀、鼓舞云消雾散。

一群可能是全世界最凶蛮的军士，对交到他们手上的人，不由分说，上来就抽耳光、拳打脚踢，使新兵俯首称臣。老兵折磨新兵在军队里被叫作“课目”。老兵先喊一声：“摘下眼镜！”“站稳了！”接着，铁拳飞来，打得新兵鼻青脸肿。钉着三十六颗大头钉的军鞋、棍棒、木枪都成了打人的工具。

在日本军队中，老兵就是神，多数惩罚往往是老兵闲极无聊或来了情绪。执行惩罚之前，先说一通“这是给你们灌输武士道、军人魂”。然后命令新兵排成一排，咬紧牙齿，保持立姿。老兵用拳头挨个打新兵，这算是好的。还有用系佩剑的皮带和皮靴筒尽力抽打的。

军官团的纪律实施也一样。一名高级军官当众打下级军官的耳光就像家常便饭。这不过是把人变成狼，使其能够尽快地变成一名合格的大日本“皇军”。

新兵游泳训练时，日军把新兵像捉鱼的鱼鹰子似的，用绳子绑起来，突然从船上推到河里，呛得没有呼吸了，才拉上来缓口气，然后又推到水里。

新兵一个个走出队列，脸蛋子被教官用毛竹、皮拖鞋打得不成人样。

教官要灌输给新兵的理念就是：军人的字典里没有“不可能”三个字。

军人被长官没头没脑地殴打同样是家常便饭。

在单兵战术技术训练中，新兵要掌握快速构筑各种轻武器的立、跪、卧姿射击掩体的要领，学会设置和通过屋脊形、蛇腹形等各种铁丝网的基本方法，熟悉防步兵、反坦克地雷埋、排技术，以及运用伪装器材进行伪装的方法等。最后军队还要以带战术背景的野外勤务训练，对单兵战术技术动作进行综合性演练，使新兵熟练掌握和运用各项基本战斗技能，并培养军人的自信心和坚强的毅力，尤其是培养其自制能力和团结观念，在集体生活中养成必要的“忍耐”和“谦让”精神。

新兵前期训练结束后，将根据个人的经历、学历、个性特点和前期训练情况及部队需要等，进行专业划分，分配到各专业部队、教导队或学校，进行九—十二周的专业训练，有的则直接下到连队与老兵一起训练。如步兵分队的新兵，在熟练掌握步枪射击技能的基础上，还必须掌握重机枪、轻机枪、掷弹筒和无后坐力炮的分解结合、操作、维修，以及射击、战术运用等技能。只有做到这些，才能成为一名合格的军人。

抗战时期总参谋长白崇禧有一次和蒋介石坐而论兵，认为对中国军队而言，日军有四大优势：

一为快：所谓快，就是凭借其机械化的装备、交通，行动迅速，能有效地达成出其不意，攻其不备的目的。

二是硬：所谓硬，即日军官兵发扬武士道精神，战斗特别顽强勇敢。表现在防守战上，就是固守一点，死不放弃，任你冲击，他却拼死顽抗，不为动摇。敌守南昌可为一例。

三是锐：表现在日军进攻时，有一股子锐气，如同钢锥，拼死突进，勇往直前。

四为密：密者机密。日军行动，很注意保守机密。由于严格注意保密，加上其装备优良，部队集结、行动，都很迅速，往往能达成闪击进攻的目的。

白崇禧同时也总结出日军的四大弱点：

一为小：自进入相持阶段以后，日军要防守大半个中国的占领区，兵力配置自然稀疏。每次行动，只能割肉补疮似时相对集中兵力，因此，不可能有大的兵团进攻，

二是短：鉴于第一个弱点，日军勉强集结兵力，进行一些局部进攻作战，只能是短期行为，速战速决而已，不可能将作战时间拖得很长。

三是浅：与上同理，至少在目前时期，日军只能作一些短促突击，浅距离的进攻。

四是虚：这是因为日军把摊子扯大了，兵力分散，但国内兵源枯竭，无充分预备兵力，因此后方空虚。在与我对峙之第一线，日军不得不置重兵，其实是貌似强大，实质上是虚张声势。

中国由于连年军阀混战，民不聊生，饿殍遍野，全国军民都处于饥寒交迫之中。正是因为卢沟桥一声炮响，各路军头才赶紧化干戈为玉帛，万众一心，团结御侮，匆匆忙忙地开赴前线应战。

所以，在战场上频频出现五打一，十打一的场面，也就没有什么大惊小怪的了。

中国人口众多而财政困窘的特色，使当权者有珍惜所购武器而轻视人命的传统心理，加上士兵经常开小差，便舍不得消耗弹药对其进行训练。

当时外国来华人员感到很奇怪的一件事，便是中国士兵手中能有先进的德、美枪支，却赤脚穿草鞋，连一双极便宜的防护脚的胶鞋都不发。士兵如此不受珍爱、缺乏训练又文盲充斥的部队，使用武器的效能肯定会大打折扣。

据一些抗战老兵回忆，许多鬼子兵在乘车行进时举枪射击，仍能较准确地打中百米内的人形目标，对技术兵器的操作、保养水平更是远优于中国军队。虽然日本军队是侵略者，然而日军高明的战术还是值得学习的。

人民在挨饿，军队一样没吃的。送往军队的新兵，至少一半不能投入正常训练。为什么，体格太弱，别说上战场和日本人拼刺刀，一个紧急拉练下来，整个队伍都趴在地上扯风箱，就像一条条被扔到沙滩上等死的鱼。

当时中国战时首都的警卫部队是第九十七军一九六师。当初官兵们听说移防重庆，上上下下都欢喜得不行，以为这下住在天子脚下，总算有好日子过了。没想到了重庆，日子过得来苦不堪言。天冷换装，发下来的棉军服，外面像纱布，能看见棉花。吃的黑面馒头，短斤少两，而且士兵根本就吃不饱，生了病也无药医。

有次江津县师管区送来一千名新兵，接收时代理师长李慎言去看了，新兵个个骨瘦如柴，半数不能站立，形似骷髅。

李师长不肯接收，闹到兵役署，署长程泽润答应另拨一千名健壮者，但要李慎言先把这批病弱新兵接收下来。这批新兵后来无医缺药，衣食不足温饱，营养严重不足，只有任其慢慢死去。

有次给一九六师发霉坏了的大米，李慎言拒领，造成部队断炊两顿，一直闹到粮食部，才重拨能吃的米。

一次，蒋介石路过大坪，下车到驻在公路旁边的工兵连营房看士兵吃饭，看到士兵吃黑面馒头，喝清汤寡水的白菜汤，便要工兵连长找李师长去见他。

李慎言接电话后，赶紧跑步前去见蒋。

蒋问：你看过士兵吃饭吗？

李答：看过。

蒋问：你知道士兵吃的是什么吗？

李答：吃黑面馒头，喝白菜汤，油星星也没一颗。

蒋说：你是他们的师长，你看了心里过得去吗？

李答：住在重庆城里，我没有办法。

蒋说：别人都能想办法，你就想不出办法。

李答：谁驻重庆也没办法，地上尽是石头，不能种吃的。有的到工厂做工，有的做小贩，有的勾结帮会偷盗，已经到了军纪无法维持的地步。

蒋说：你明天上午七点，带着各团团长、各处处长到我那里去。

李师长送蒋上车后，要参谋处通知各团团长、各处处长明天上午六点半钟同他一路去见蒋介石，把所有问题都摆在桌面上。

第二天，李慎言带着军官们准时到侍从室报到，没想侍从室却不准他们见蒋。

原来蒋事多，回去后居然把这事儿忘记了，没有通知侍从室。

李原本抱着解决问题的想法来的，一看事情要黄，很生气，嗓门也很大。

李慎言晚年回忆说：“正在争吵时，有个人叫我个人去见蒋。见了蒋，他问我有什么好办法。我说：‘我没有。我就是来请校长给我想办法的。’蒋写纸条，要我去见何应钦。我见到何，何笑着说：‘你来干什么？’我把蒋写的纸条交给何。何笑着说：‘你有什么好办法？’我说：‘缩小连队编制，一百五十个人的经费，只养一百个兵。’何说：‘这个办法我们想过，不行！’何也写个条子，要我去见军需署长陈良。我到了军需署，陈署长说：‘有钱就有办法，你去财政部问问，有没有钱？’就这样把我推出了军政部。直到陈诚上台，何应钦下台，陈掌美援，才彻底改进了部队的给养。”

中国的新兵被折磨得半死不活，绝非李慎言之仅见，而是全国各个战区普遍存在的现象。

我们从一九四二年七月十二日陈诚发给蒋介石与何应钦的一份电报中，便可看到，即便是在有着“六战区第一”金字招牌的六战区，新兵健康同样是让陈诚极伤脑筋的严重问题。

“各级谈话均以士兵体格为虑，因新兵入营，非有一月以上之医治不能服务，且因营养不够，无论如何无法恢复健康。（查现在规定副食费与盐代金共十二元，以食盐一项言，现湘西最贵之地如永绥，已卖至十五元一市斤。）对于士兵生活，确有改良之必要。唯一办法，只有一律改发实物，最低限度食盐应发实物。”

美国记者白修德与贾安娜合著的《中国的惊雷》中，对抗战时期国民党军的新兵营也有过贴切的描写：

中国有征兵制，征兵的方法是最简单和最无情的。中国的征兵毫无编号，体格检查或合法免役等办法。重庆政府决定要多少人之后，就指令每省应出人数，各省再指令各县各乡，于是就开始征召。在某些区域内，征兵比较诚实点，但整个而言，办理征兵之贪污腐化，不可以言语形容。有钱的人是绝对不必参战的，各地官员以划一的公开的价格，把免役证卖给有钱人。任何农民，只要凑得出钱，就可以贿赂避免兵役。最后被抓住当兵的人，往往是最无法离家的人。一区内壮丁拉光之后，就绑走过路人，或从有组织的壮丁贩子手里购买壮丁以充数。征兵过程中，壮丁有的被杀掉，有的给打伤；有时他们在到达营地以前就饿死了。中国军队里的士兵从没有假期，从不回家，极难得收到家信。进入军队，通常就是一种死刑——死在路上，死在征兵过程中，死在野蛮的新兵训练处及长途行军中的人，要比进入军中后死的人还多。(19)

受训之后还活着的壮丁到达前线军中，其境遇比被征兵时也好不了多少。如果运气好，官长诚实，而且一切都按照规程办理的话，中国士兵所吃的是米饭和蔬菜。他的口粮照规定是二十四两（笔注：旧制，十六两一斤）米一天，但是十分不足的。米以外的食品，偶尔有些青菜萝卜之类。

军中病症千奇百怪，最多的是由于饥饿而引起的病。由于他们的体格被恶劣的食物、失眠以及多年的前线生活所腐蚀，浮游着的任何传染病都极容易侵染中国士兵。

华军内部的贪污，好像心脏里生了癌，四肢百骸都受感染。

战争将近结束时，差不多每一师每一军都是受个别待遇的。每个师长领到一笔钱后，就随意拨一点出来作为军医、饷银、菜蔬以及作战意外事项的开支。在通货膨胀日益厉害的时候，军官们也许觉得比起国内任何集团来，自己站在贪污的最好的战略地位上。譬如，一个师长领到了一万人的饷银和军需品，应该层层发放给他的部下。但花名册上有一万人的一个师，实际上也许只有九千人或七千人，或五千人！花名册上的兵力和实际兵力的差数，就可以衡量一个指挥官塞入腰包内的钱究有几何。不仅如此，他给活着的兵士吃得愈少，他的利润愈多。揩油之弊，在中国军队里不胫而走。薪饷表是虚报的。米账是虚报的。这弊病弄得这样彰明昭著，以致将军们认为贪污是自己的权利。每师应有一万人左右，但很少有一个师在六千人以上——而且光是补充病兵死兵，也得经常征调新兵入伍。至一九四三年，有些部队每师官兵少至两千人。(20)

白修德敢于把这一切写下来，而且公诸于众，那是因为他是一个美国人。

而白修德所看到的，对于广大的中国民众来说，早已经成为他们生活中的一种常态，见惯不惊。

这一切，一个初来乍到的美国牛仔都看得清清楚楚，并且把它公诸于全世界。那么，中国的最高统帅知道吗？

(1) 引自《武汉会战——原国民党将领抗日战争亲历记》中方靖、杨伯涛合撰回忆文章：《宜昌战役经过》，中国文史出版社1989年2月版。

(2) 郑建邦、胡耀平：《我的戎马生涯——郑洞国回忆录》，团结出版社2008年版。

(3) 田琪之：《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中华书局1981年10月版。

(4) 王军文：《一位老兵的宜昌沦陷记忆》，《三峡晚报》2009年6月12日。

(5) 田琪之：《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中华书局1981年10月版。

(6)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武汉会战——原国民党将领抗日战争亲历记》，中国文史出版社1989年2月版。

(7)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武汉会战——原国民党将领抗日战争亲历记》，中国文史出版社1989年2月版。

(8) 田琪之：《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中华书局1981年10月版。

(9) 田琪之：《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中华书局1981年10月版。

(10) 田琪之：《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中华书局1981年10月版。

(11)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武汉会战——原国民党将领抗日战争亲历记》，中国文史出版社1989年2月版。

(12) 中国第二档案馆：《抗日战争正面战场》，凤凰出版社2005年8月版。

(13) 田琪之：《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中华书局1981年10月版。

(14) 郑建邦、胡耀平：《我的戎马生涯——郑洞国回忆录》，团结出版社2008年版。

(15) 冯玉祥：《我所认识的蒋介石》，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1月版。

(16) 引自《铁血历史论坛》，2007年10月版。

(17) 关于蔡继伦贪污腐败案，笔者参阅并借鉴了网名“西楼生”的博文：《抗战中宜昌警备司令蔡继伦贪污渎职被枪决》。

(18) ［日］紫田陵、中村贤治：《陆军经理部》，春秋中文社区2006年12月14日。

(19) ［美］白修德、贾安娜：《中国的惊雷》，新华出版社1988年2月版。

(20) ［美］白修德、贾安娜：《中国的惊雷》，新华出版社1988年2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