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军队首先偃旗息鼓，鸣金收兵，早已达成战役目的的日本军队自然是求之不得，乐得清闲。圆部和一郎把戍守宜昌的任务，交给了第十三师团。

两个月后，田中静乙调往马尼拉，接替本间雅晴担任驻菲律宾的日本第十四军司令官，宜昌城新的统治者，是内山英太郎中将。

仗打完，中日双方翻开账本，算盘拨得嘀嘀嗒嗒响，各算各的账。

我们先看看日军的账本——第十一军军部给东京大本营上呈的《宜昌作战双方伤亡情况报告》：

这次战役（自五月一日至六月二十四日）综合战果报告如下：

敌交战兵力约三十五万人，遗弃尸体为六万三千一百二十七具，被俘为四千七百九十七人，缴获武器：野炮十一门、山炮十二门、机关炮两门、迫击炮五十三门、高射机关枪三挺、重机枪一百二十四挺、轻机枪四百一十七挺、步枪九千六百八十四支，各种枪炮子弹约一千二百万发。

日军损失：战死一千四百〇三人（内将佐一〇六名），负伤四千六百三十九人（内将佐二〇三人）。

众所周知，这次作战给了当初战斗意志旺盛的第五战区部队，精神上、物质上极大的打击。在重庆很快传出“日军逼近重庆”的风声，加上欧洲形势激变，使重庆政权内部抗战与和平两派的分裂更加激化，日中战争八年中，蒋介石最感到危机的时刻，就是宜昌作战的时候。(13)

请注意，日军的双方伤亡情况报告里，只有中国军队的战死数字，却无受伤数字，这自然是日军不可能掌握这一数字，但按日军上报的伤亡情况来看，伤者当在死者的二至三倍。

如果这一推断成立，按照日军所言中国军队遗弃尸体为六万三千一百二十七具，那么，伤者就应在十五万左右。

当然，笔者依据的，仅仅是日军罗列出的数字。毋容置疑，与历史上所有陷入战争的国家一样，日军的战时宣传同样是政治功利高于一切的，他们的军队同样在战场上欺上瞒下，谎报战功。有充分的证据表明，他们的战史，同样是建立在虚假的战报之上的。

关于虚报战功的问题，就连官至第十一军司令官的圆部和一郎也不例外。

一九四一年三月十四日至四月九日进行的上高会战，圆部败于罗卓英之手。

日军伤亡惨重，无力实现鄱阳湖“扫**”计划。为了保存实力，不得不尽全力拼命突围，向原来进攻的老路仓皇溃退。

罗卓英令旗一挥，国军全线出动，分两路对日军实施侧后追击，予以重创。

三月二十八日，国军主力进攻官桥街，与日军激战至下午，将日守军六百余人全部歼灭，并击毙日军第三十四师团少将指挥官岩永。国军乘胜挺进，再击毙联队长滨田大佐，追得第三十四师团参谋长引咎切腹自杀。此役歼灭日军一万六千余人，击落敌机一架，缴获日军军马两千八百余匹，辎重物资无数。

军委会参谋总长何应钦将此役称之为“抗战以来最精彩的一战”。

蒋介石对担任攻击主力的七十四军甚为满意，特以军委会名义授予七十四军“飞虎旗”一面，七十四军从此便有了“虎”部队的威名，此为国民革命军中最高奖励。

要不是敌机狂轰滥炸，日军统帅圆部和一郎没准也就玉碎在上高那地儿了。

但是，圆部为了逃避国内舆论指责，通过广播，捏造战报，宣传他们“已经占领上高县城，达到了歼灭重庆军主力之目的，乃回兵南昌”。

此战结束，圆部和一郎因为战败和谎报军情，被大本营免职，由阿南惟几中将接任。

日本《读卖新闻》的随军记者小俣行男在他战后著的《侵略——中国战线随军记者的证言》一书中说：“胜利！胜利！胜利！——经常报道这些鼓舞人心的战争消息，这类报道都不必通过新闻检查，可是一旦写日军遭到袭击吃了败仗，就会招来新闻检查的麻烦。不过，要是采取描写前线士兵如何忍受困苦进行战斗的这种方法，就能勉强通过新闻检查，所以我的新闻稿就尽量围绕这一题目写。当时不准使用‘士兵’这个词，表现‘士兵’时要写‘勇士’。”

《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承认：“更应该注意到，单纯的遗尸数目，未必就意味着敌人损失的多少，因为其中往往包括多数的居民。”《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这样分析：“由于从来光凭战果论功行赏，因而造成了掩饰失败、捏造战果的坏风气。”《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认为：日军战史中的“战况”及“战果”，是根据当时日本当局发表的作战公报编写的。但连日本人也认为“大本营发表的统计数字相当可观，但其中70％是为了夸耀战果而增加的水分”。

宜昌失守，大后方人心惶惶。

蒋介石严控记者暴露真相，管控主流媒体，中央社、《扫**报》等发布的消息始终不敢痛快承认。一会儿说，敌方宣传占领宜昌纯属子虚乌有，一会儿又编造许多自相矛盾的神话来**，什么“收复宜昌，歼灭大量敌军”云云，什么“以雷霆万钧之势肉搏敌阵。敌人伏尸塞途，全线瓦解”云云。

国军打了败仗，丢了宜昌，总得要找找原因才是。

陈诚在恩施召开军事会议，检讨宜昌战败教训，将星闪耀，济济一堂。

这个会，有人欢喜有人愁。

郑洞国将军晚年回忆：“宜昌之失，从根本上讲是我军战略失误造成的。本以为我军在长江两岸集结有大量兵力，却始终未能形成一支具有较强机动性的打击力量，反被分散用来防守宜昌及周围的众多据点。由于分散兵力固守宜昌诸点，我军始终处于内线作战的不利地位，无法形成拳头，机动灵活地打击敌人，处处显得被动，穷于招架，最后被日军各个击破。枣宜会战结束后，上峰追查宜昌失守的责任。我也因荣誉一师弃守土门垭，被记过一次。这是我二十余年的戎马生涯中，唯一受到的一次军纪处分。”(14)

像郑洞国将军这样受个警告处分是轻的，宜昌作战中失职的将领，当场被抓的，被撸官帽的，多达二十余名。

第二十六军萧之楚作战不力，免去军长之职，由第四十一师师长丁治盘将军继任；

第十八军军长彭善指挥失当，予以免职，以第一八五师师长方天将军继任；

第七十五军军长周喦将军作战努力，升任第二十六集团军总司令。

刚刚在昆仑关大血战中出尽风头的郑洞国，没想千里迢迢日夜兼程赶到长江边上，宜昌一仗竟然折了他麾下两员大将，新编第三十三师师长张世希免职，以杨宝毂继任。荣誉一师师长舒适存因是弃守土门垭的直接责任者，不仅当场被宣布撤了差，稍后还被判了五年徒刑。据说上峰念其在昆仑关战役中立有战功，这样处置尚属重罪轻罚。

会场上的气氛恐怖得令人窒息。

陈诚的参谋长施北衡中将高声宣布惩奖名单。

第一个被宣布摘去“顶戴花翎”，移送军法的，正是宜昌警备司令蔡继伦中将。

在八年抗战中，武汉沦陷后，宜昌便取代武汉的战略地位，成了中国战时首都重庆的东大门。

单就这一点，这里所发生的一切大事要事，都会惊动“朝野”，甚至产生极大的反响。

陈诚在这里怒斩一位国军中将，你想那是多大的事！

蔡继伦一被点着名字，就被摘去领章帽徽，整个人马上就萎了。

当两名宪兵上前将他架出会场时，好家伙，不管是受了处分没受处分，或是受到嘉状晋升的上百名将领，全都对其怒目以示。

不但有骂的，离得近的好几位将军竟然争先恐后飞起脚尖向蔡司令踢去。

蔡司令已迈不动步子，被两名身强体壮的宪兵拖着前行，吓得来魂飞魄散，一路尿滴，臭不可闻。

其实蔡继伦也不是无名之徒，领章上也还缀着两颗令人羡慕的金豆豆，然不论是《宜昌市志》，还是《宜昌县志》，竟只字未提到这位蔡司令。

笔者在《冯玉祥自传·我的抗战生活》里看到了蔡司令的身影。

“有个姓蔡的，叫蔡继伦，湖北人，也是陆大毕业，是刘菊村的亲戚，被人告发他把国家给的国防建设款项都装了腰包，后来由军法人员问实了枪决的。”

蔡继伦就曾在冯将军的麾下当兵，并且还升了官，表明在蔡继伦出事之前，冯将军对蔡的印象应当不差。

蔡继伦没被枪毙之前，肯定是党国优秀领导干部，吉星高照，官运亨通便足以证明。

一九三六年二月初，他被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授为陆军少将，嗣后出任湖北荆宜师管区司令兼宜昌警备司令，没过多久又晋升中将。

不优秀他哪能提得这么快？

当了中将司令的蔡继伦很有派，去武汉开会，来回都是坐飞机。

蒋介石为了修建宜昌至当阳，宜昌至石牌间的国防工事，由军事委员会拨了一百万元，除了一个工兵营，还雇佣了大量民工，由宜昌和当阳、石牌同时施工修建“钢骨水泥”炮台若干座，炮台厚度，要求必须能抗得住游弋窜扰长江内的日本舰艇的炮击为标准。炮台体积，必须以架设十五至二十四生的大炮为度。

于是蔡继伦兼任的江防工事建设指挥部每日以小火轮和拖驳载运沙石、水泥、木料、器材、工具和人员往来于宜昌至石牌江面。

此外，宜昌到当阳之间，也在修筑陆上的国防工事。

军民看似热火朝天，忙得不亦乐乎，实际上全是豆腐渣工程，蔡继伦采用层层发包、偷工减料、虚报虚领工程款等方法，将大笔款子装进了自己荷包，还不惜一切手段，只要能把上面派来考查国防工事质量的官员瞒过，便算了事。

冯玉祥将军一九三九年四月四日来宜昌督练抗战部队、视察江防工事。

那时的宜昌，笼罩在极紧张的气氛中。抗日的各方兵力在这里集结，整编的、整训的、驻守的、过境的部队多达十几万人。

后来，冯将军在自传中多次提到了蔡继伦，如《我所认识的蒋介石》中便写道：“从贵阳回到重庆，到宜昌，一面督练十八军的军队，一面奉令检阅宜昌的要塞。先提要塞，要塞是位姓蔡的叫蔡继伦负责任。修了很多小炮台，每个炮台存了三尺多深的水，炮放上去，看不见敌人，总而言之，完全不合用。蒋介石也派人来考查这项工程，听说有人给告发了。蔡继伦本是一位极不实在的人，不是诓骗，就是欺诈，这一回被人查实了，先下了监，后来查出他赚了很多的款子，被枪决了。本来这个人不能用的，不知道他买通了谁，把自己的命送掉了。”(15)

蔡继伦除了贪污国防建设款，在宜昌期间还分管征兵工作三年，仅此一项便受贿高达六十多万元。

他用贪污来的这些钱款，养了四个小老婆，真个是只争朝夕，不叫一夜闲过！

据《宜昌抗战纪实》中的“中日宜昌战役”一文（史淡远、王哲强）称：正当中日鏖战枣阳、宜城之际，“从宜昌传出令人震惊的消息：由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拨款、动用几万民工构筑的宜昌至当阳的数道防御工事竟简陋不堪，这对付日军铁蹄只能是自欺欺人。情况不难查明，原来时任荆宜师管区司令兼宜昌警备司令的蔡继伦督办这项工程时贪污了巨额国防工程款。在这个当口出这等事，蒋介石十分恼怒，曰：‘此人该杀！’五月二十五日，蔡继伦被革去官职，押赴重庆，继军法审判，判处死刑，执行枪决”。

《民国军人八卦》有“会计独立制度的殉道者蔡将军小传”，全文如下：

“蔡继伦将军，湖北人，一九四〇年任宜昌警备司令，在修建国防工程时照例贪污，传说后因分赃不均，被会计拿了一大堆假图章和假单据告状。蔡在军事法庭上大吼：‘江阴的国防工事用了几千万元，做的工事一攻就破。马当的国防工事也用了几千万元，只在江心里沉了几条船，根本没做什么工事。我还做了不少工事，并且经过上级验收，怎么能说我贪污呢？会计是独立的，我的会计是军政部会计长派的，假账是会计干的，我不能替他负责！’军事法庭于一九四〇年五月下达判决书，蔡继伦免官、枪毙。”(16)

《我对抗战中的恩施的片断回忆》（梁羽）也云：“陈诚最痛恨贪污分子，我几次听他说：‘与其一路哭，不如一家哭。’‘当了三年军需的，拖出去枪毙，不算冤枉。’那几年，因贫污渎职先后被判死刑的有：宜昌中将城防司令兼警备司令蔡继伦，监利县长黄向荣，宜昌县长武长青，省粮政局恩施办事处主任、省‘平供处’粮食部经理陈国良及保安司令部敲诈老百姓的官兵多人。”(17)

宣布移送军法的将领除了蔡继伦，还有江防军总司令郭忏中将、第八军荣誉一师师长舒适存少将等。

被念罢名字，早已准备好的宪兵一拥上前，“唰唰”摘掉帽徽领章，脚不沾地就架了出去。

对将领们的处分，如同指挥打仗一样，完全是蒋介石说了算。

陈诚心里也窝着一团火，他的老对手何应钦自然会落井下石，直接在蒋介石面前上他的烂药，说：“军委会叫他陈修辞去驾船，他把船员丢了，把船砸了！处分了一大堆将领，难道他自己就没有一点责任？”

何应钦的手下喽啰也四处放出话说：“土木系本身就是蛇鼠一窝，互相庇护。”

偏偏有人说话不晓得深浅，做事盯不到苗头。

检讨会上，陈诚装模作样地要大家发言，于是第十一师参谋长尹作干便想抓住这个难得的机会在陈长官面前好好表现一番，便抢先起身，侃侃言道：“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骐骥千里，非一日之功。我军这次兵败宜昌，问题实在太多。从我十一师来检讨，首先在于士气不振……”

没想平素很难在下属面前冒火的陈诚顿时一拍桌子沉下脸来，毫不客气地呵斥道：“什么士气不振？我看十一师官兵的士气好得很，你的师长方靖更好，就是你尹作干个人萎靡不振！”

十一师师长和参谋长都被一言九鼎的陈长官在大会上点了名，姓方的一飞冲上天，姓尹的一头栽下地。

尹作干原想露上一小手，没想到招来陈长官雷霆之怒。一想到锦绣前程笃定因此要蛋打鸡飞，心急如焚，苦不堪言，顿时双眼发直，脸色发白，“咯噔”一下就抽了过去。

没过多久，一纸调令就让他去了李延年的第二军第九师报到，虽然还是师参谋长，名义上也是中央军，但从第十一师调到第九师，就如同从米箩跳进了糠篼里。

更何况，第九师还是全军臭名远扬的“无头师”。

个中故事，后面笔者会讲。

方靖当然也在场，作为陈诚的心腹，身在官场多年，他太知道有幸被陈长官当众表扬意味着什么，耳畔似闻如歌行板，欢畅之情，自不待言——果不其然，仅过了一年多一点，陈诚便保举他升任了第六十六军中将军长。

郭忏、舒适存都是当场被撕领章被摘帽徽让宪兵带下场去的。

宣布时只说是移交军事法庭审判，尽皆担心吃饭的家伙不保，都吓得三魂去了两魄。

宜昌陷落，中国战时首都危殆。

当时国民参政会正在开会，参政员们明知这都是蒋介石亲自指挥的结果，但谁也不敢把矛头指向他，却提出“严惩陈诚以谢国人”。

蒋介石既不愿自己承担责任，又不愿陈诚——陈确也是临危受命——代其受过，随即手令将郭忏从宜昌三斗坪押解重庆，交军法审判，由参谋总长何应钦、军事参议院院长陈调元、军事委员会军法总监何成浚等三名上将会审。

郭忏押至重庆后，首先是到军事委员会军法执行总监部投案报到，本应立即依法关押，但由于郭忏在一九三六年至一九三八年间曾任武汉警备司令，归何成浚（当时何是鄂豫绥靖公署主任兼湖北省政府主席）指挥，给何留下较好印象。

何成浚对陈诚一贯不满，而且知晓宜昌失守责在陈诚，郭忏是代陈受过，因此念在郭的一段袍泽关系，命郭直接回到重庆歌乐山家里去，并嘱咐郭忏：“回家以后，不要出来露面，以后要找你时，随传随到。委员长如果问我，我就说你在我这里（意即关押起来了）。”

郭忏与陈诚的关系非同一般，两人均毕业于保定军校炮科，又都是浙江老乡，陈诚是青田人，郭忏是诸暨人。一九二七年八月，蒋介石被李宗仁、白崇禧逼得下野，第二十六军军长周凤歧趁机投靠桂系，时在周凤歧手下任团长的郭忏并未参与。未几，蒋介石重新复出，周凤歧被迫宣布辞职，由陈焯任第二十六军军长，陈焯就职后，发现郭忏不仅军事素质良好，思维敏捷，多谋善断，而且为人谦逊，作风严谨，遂呈请军事委员会任命郭忏为少将参谋长，次年四月旋调任十八旅旅长。

到了年底，何应钦一个电话，却断送了郭忏的锦绣前程。

何致电刘峙，谓郭系周凤歧连襟，嘱刘对郭严加注意。

蒋鼎文也是浙江诸暨人，与郭忏私交甚好，遂将这一消息告诉了郭忏，并嘱其迅速离开部队，以防不测。

郭忏遂以赴外国留学为名，从陈焯手中领走了两万元大洋，径自去了上海。

那时陈诚率十八军正在江西“剿共”，一听郭忏出了事，马上派人将他请来，委他任十八军中将参谋长。

从此，郭忏追随陈诚，成为“土木系”骨干，并一直在陈诚身边担任要职。

郭忏这回被一撸到底，江防军总司令换成了广东人吴奇伟，郭忏成了最大的苦人儿。

其实，郭忏只要大着胆子把李宗仁不顾他的反对，逼着他把江防军主力调到襄东战场，中了日本人调虎离山声东击西的阴招，因而直接导致宜昌失守的真相说出来，就可以极大程度地解脱自己。

可他却敢想不敢说，官高一级压死人，现在李长官打了败仗，装聋卖傻一声不吭，自己再跳出来往他脸上糊屎，以后彼此还怎么处事？

再说，莫非蒋介石还不清楚谁应该对宜昌之败负责？

知道而不处分第五战区最大的责任者，这里面的水，就深了……

委员长和李长官的积怨天下人皆知，为了抗日，如今都装作和和气气，自己还敢不管不顾去把他俩之间那层薄薄的纸捅破么？

再者，只要上面有陈长官这尊菩萨佛光罩着，就算上了军事法庭，他们又能把自己怎么样呢？

郭忏的小算盘还真拨弄对了。

由于宜昌失守的责任表面上看主要在于第五战区长官部的判断失误——其实最大的失误者是蒋介石，把柄（电报）都在李宗仁手里捏着，所以李知道蒋断不敢处分他——抽调部队时郭又曾经提出过反对意见，所以当时许多人都认为郭忏是代人受过。

陈诚托另一亲信樊崧甫去探望被软禁在家中的郭忏，郭对樊说：“我恐怕是死定了，但代蒋、陈受过，死也无怨！”

樊说：“你知道是代人受过就好，把宜昌失陷的责任主动承担下来，就可以不死！”

郭忏遂亲笔写下认罪信件，托人呈交蒋介石，蒋批交军法执行总监部办理。

未经审理，何成浚就签请处郭忏徒刑七年，送往北碚土桥监狱服刑。

以后，陈诚两次到重庆向蒋介石求情，并主动向何成浚表示好感，又加上有陈诚的老婆谭祥常在蒋夫妇身边活动，情况终于有了松动。

郭忏入狱半年后，一九四一年三月，陈诚在前往重庆觐见蒋介石时，再次力保郭忏。

这次蒋总算给了陈诚面子，提起笔来，批了个手谕：“郭忏着罚第六战区长官部服务，戴罪立功。”

有意思的是蒋介石沉吟片刻，又提起笔来，在手谕上添了四个很要命的字：“发少校薪”。

作为一名堂堂国军的高级将领，不能佩戴军衔，拿的又是少校薪给，因而一时间被长官部小圈子里的人戏称为“当代年羹尧”，一夜之间连降十三级，被贬为守城门的小吏。

当时军人判刑后有保服兵役的制度，军官无论是何级别，均按少尉待遇，刑满或有特殊功绩可恢复原级、职。蒋能给郭忏发“少校薪”，对他已算是宅心仁厚，法外开恩了。

郭忏抵达恩施长官部时，六战区参谋长施北衡正好调任周喦空出的第七十五军军长，陈诚便命郭代理长官部参谋长之职，不到两年工夫，便堂而皇之地升任副司令长官兼参谋长。

对郭的处理既未见报，也不下达，所以连陈诚嫡系第十八军的绝大多数官兵，都不知道长官部参谋长是个判刑后保服兵役的人物。

而且蒋与陈都认为郭忏“懂事”、“识大体”，郭由此深受蒋、陈宠信，官运亨通，再无坎坷，抗日战争胜利后，晋升为联合勤务总司令。

对舒适存的处分，郑洞国心里十分愤愤不平。因为长官部的电报是经他的手转给舒适存的，明明自己的荣誉一师是奉长官部命令行事的，若有错误，主要应由六战区司令长官承担，怎能向下推卸责任？

岂料堂堂陈长官竟然不承认向荣誉一师下达过相机撤退的命令，之后郑洞国设法找到了电令原稿，陈诚又一口咬定是译电员译得不准确，非他原意。并谓即便命令中有相机撤退等语，荣誉一师也撤退得太早。

郑晚年写回忆录时仍颇有情绪地说：“总之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而且，荣誉一师无论如何也不能算是窝囊废，尽管他们在宜昌战场上的表现受到了自己人的谴责，师长舒适存更是受到了严厉处分。但他们却给自己的敌人留下了永难忘记的印象，曾在战场上与荣誉一师拼过刺刀的柴田隆一，对荣誉一师有如下评价：

敌人训练有素，特别是“荣誉一师”擅长白刃格斗。轻机枪手和步枪手交互冲锋。七八名像是专门投掷手榴弹的投弹手伴随其后，一旦冲到距我约三十米的地方，就跪到机枪手和步枪手的前面，一齐投掷手榴弹，干得相当漂亮。一旦突击不成功，就在轻机枪的掩护下撤退。可是，我方没有弹药，只是眼巴巴地看着他们冲过来，所以也许会被吃掉。

在敌人的队伍中挂着“荣誉一师”徽章的好像是什么特编部队。后来听说，这个师是从全军选拔出来的，只在支那军队发动攻势时使用，当处于守势时，就保存在后方。所以，它从来没有打过败仗。正是由于这一原因，仿佛他们充满着必胜的信心。在投掷了一阵手榴弹之后，步枪手开始端着上了刺刀的步枪冲锋。敌人的部队竟能端着上了刺刀的步枪冲锋陷阵，这我还是第一次看到！(18)

没过多久，郑洞国悄悄在过去的老长官、时任重庆警备司令的刘峙将军面前疏通，将舒改调服军役。

舒适存坐了三天大牢，初尝蚊叮虫咬之苦后，得诗一首。诗云：

重门深锁土桥西，

怕听鹃声带雨啼，

扪虱纵谈惟狱友，

隔窗举案有贤妻，

是非莫问功和罪，

栖食休分凤与鸡，

伏枥尚怀千里志，

南冠何事把头低。

舒的运气远比郭忏好，郭在土桥监狱喂了半年虱子，舒在重庆土桥监狱只待了三天，即被释放回鄂西，到第八军（这时新十一军番号已改为第八军）报到，郑洞国马上委任他为高参，实职实薪，远比郭忏强。

舒适存原毕业于湖南讲武学堂，从军前当过教师，后在国民党军队当过团副，算得能文能武，受到蒋介石的器重。舒是湖南平江人，郑洞国是湖南石门人，两人既是上下级，又是老乡，后来又一同奉调印度兰姆迦指挥驻印军。解放战争时期，舒适存任杜聿明的参谋长。淮海战役结束时，正赶上他奉杜聿明之命赴南京向蒋介石汇报而幸免被俘。国民党撤离大陆退守台湾以后，他曾任台湾防总副司令兼参谋长。一九六六至一九七七年又重返大学讲坛，任国文教授，一九八九年于台北去世。

与郭忏、舒适存一样受委屈的还有第十八军军长彭善。

彭善是湖北黄陂人，黄埔一期老大哥，从排长逐级累功至一九三六年二月任十一师师长，一九三九年五月晋升为十八军中将军长。

彭是在宜昌失守后才从鄂西前线赶回来指挥部队反攻的。这次他反被揭了帽子，十八军上下都不服气，说：“十八师失守宜昌，师长罗广文没有任何处分，而将彭军长撤职。功过不分，罚不当罪，何以激励士气！”

陈诚后来上了岸，还想把仍在水里淹着的爱将彭善也拉上岸来，可蒋介石却没给陈这个面子，满脸鄙夷地说：“身为一军之长，虚报战功，这样的人，还能用吗？”

这还不都是六月十七日“我军克复宜昌”那个“克”字落下的恶果。

熟悉陈诚的人都知道他善于抓兵、用人，只要能带兵，会打仗，而无不良嗜好，他都罗织任用，且用则不疑。彭善从当团长起便在十一师，能跻身十八军军长可见非同凡响。

然保卫宜昌之战却令彭善蒙羞。

多年后，宋瑞珂还在著述中为自己的老长官大声喊冤：“军长彭善亲临火线，甘冒锋镝，官兵共睹，论战绩不在其他军长之下；论败罪，二十六军放弃沙洋、沙市，使鄂中人民和大片土地沦陷敌手，没有任何处分；而十八军的十八师失守宜昌，师长罗广文也并无处分，而英勇的彭善却被撤职。彭善为人正派，秉性刚直，不会吹牛拍马，不善交际应酬，是一个矢志抗日的将领。他在十一师师长任内，‘八一三’上海抗战，武汉保卫战中，打得都很出色。他的被撤职，不是因为他带兵打仗不行，而是有人借以打击陈诚，压制十八军，以致彭善受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