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先从宜昌东门杀进城区中心的是日本人的骑兵部队。

上千匹战马犹如狂飙一般卷过长长的杨岔路，数千只铁蹄在水泥路面上踏出刺目的火星，发出雷鸣般撼人心魄的巨响，迎风飞舞的军刀在金色阳光的辉映下焕发出无数道追魂夺命的寒光。

因为中国军队留下的是一座已成废墟且无一兵一卒的空城，所以马背上的东洋骑士们便有了充分的条件，来帮助自己在面对随军记者的时候注重镜头感，完全随心所欲地耀武扬威，展现“英姿”。

骑兵风卷残云般过后不久，由满载全副武装头戴钢盔的日军步兵的军用大卡车，以及几十辆发出巨大轰鸣声的坦克和装甲车组成的长长车队也络绎进入东门，驰上了杨岔路。

对胜利者来说，这无疑是激动人心永难忘记的一幕，他们一路上起劲地向着断垣残壁，向着被刺刀驱赶到大街两侧，举着太阳旗欢迎占领军的宜昌百姓，起劲地挥舞着无数面团队旗，蹦跳着、叫喊着，尽情地宣泄着胜利者的狂欢，欢呼声响彻云霄，以至于人人声嘶力竭。

日军进城时，2011年已经七十九岁的傅长德老人没跑，和他妈妈一起留在了宜昌城里。不过，他没有打着太阳旗上街欢迎日本鬼子，那时他和妈妈待在二马路法国人的教堂里。

傅老告诉记者，他在教堂院墙内听到一队队日军的战马疾驰而过，不时传出嘶鸣声，又听见穿着皮靴的鬼子的脚步声，双方巷战的声音，日军放火烧房子的声音。再望空中，浓烟滚滚、火光冲天。当时，天主堂内有一口水井，几百上千人全指望这口井活命。“要喝一碗水是难上加难！”为了舀水，刚满八岁的傅长德差点被人挤进井口，掉下去淹死。在法国天主堂避难十天半月之后，有人告诉难民，日军已划好难民区让大家迁进去，母子俩便出了天主堂，进了难民区。

傅老说：“由环城南路、环城东路、环城北路、环城西路圈起来的街巷就是难民区，那地方简直是活地狱！我曾经亲眼看到有些孤苦伶仃的病人、老人为了充饥，竟捉蚯蚓、蜗牛煮着吃，看着一个个撑不多久饿死去。”

那时，傅长德和母亲也是常年靠吃麦麸子、豆渣、构树叶和日军喂马的饲料豆饼当饭。

2012年八十四岁的周寿昆一辈子住在土门垭，他说日本人打宜昌那年他才十二岁，他们在山上躲了三天就被日本人和伪军抓住了。当时他们有两百多人，大都是土门垭的。

日本人说只要回家，就不杀他们，也不打他们，他们就回家了。

土门垭就在公路边上，周寿昆家门前就是汉宜公路。

有一天周寿昆看见日本人叫他父亲和另一位邻居拿上锄头，在公路边上挖坑埋一个死去的国军军官。

挖好后，两个农民上前去把军官抬起来往坑里放，没想那军官活了过来，还拼命挣扎着从坑里爬出来。

日本兵喝令两个农民用锄头砸那军官，他们不肯，直到日本兵用枪对着他们，两人才带着痛苦的神情把那军官打倒在坑里埋了。

周寿昆站在自家门前，隔得老远，仍能满心恐怖地看见一只手从泥土里伸出来，在空中乱抓。

山田静乙把第十三师团司令部设在了宜昌海关。留在宜昌城里的老百姓看见日军进城后做的第一件要紧事是用轻重机枪打两个中国字。这两个中国字就是“中国”。

驻守在宜昌对岸磨基山上的国军官兵们在山上掘壕修筑工事时，怀着强烈的爱国之情，在面对宜昌城区的崖壁上，刻下了巨大的“中国”两个字，并且用自己熬制的土颜料给字儿描了红。

住在宜昌樵湖岭八一钢厂宿舍里的周国华老人说：“宜昌人都看见了，好多国军士兵腰里拴着长长的绳子，悬吊在磨基山半壁上打了好些天，才把中国两个字儿打出来。”

宜昌城里的老百姓，隔着宽阔的长江一眼就能清楚看见红通通的“中国”，像火一样烧得所有中国人心里发烫！

可偏偏日本人见不得红通通的“中国”这两个字儿，见了，就发疯一样用枪打，步枪射程不够，就改用轻机枪，轻机枪也不行，再用重机枪，后来连炮也架上了。反正日本人缴获国军的枪炮弹药多得让他们不知咋办，正好废物利用，用来打那两个中国字。

周国华说：“日本兵进宜昌那年，我才八岁，又不认字，就看到日本兵‘砰砰砰砰’拿枪往磨基山上打。听识字的人说是在打刻在半崖上的‘中国’两个字。日本兵开始用步枪打，后来架起机枪打，往磨基山上打了好几天。”

磨基山上的中国兵一看恼了，马上开始还击，步枪射程没这么远，就改用轻重机枪和大炮还击。日本兵仰起脸往上打，中国兵埋着脑壳往下打，让日本人在宜昌城里大白天上街还得贴着墙根走，很是吃亏。

从日军开进宜昌的第一天起，双方士兵就在“中国”两个字儿上较起了劲。日本人不歇气地打了几天，眼看着就把那两中国字儿打得没影儿了，等到夜里磨基山上“叮叮当当”响了一通，到天亮后再一看，“中国”两字儿又清清楚楚地出现在天地之间，还是那样大，那样红！

日本人又不干了。

站在屹立在长江对岸标高约四百米的高地上，完全可以瞰望宜昌市街一带。因此，我军为了确实保住宜昌，于六月二十四日命令第十三师团占领对岸要地。第十三师团于二十九日天亮时强行渡过长江进入对岸，占领了敌人炮兵可以据以炮击的地带。(4)

对国军丢失磨基山，陈剑声晚年偶一谈起也是含血喷天，情不能抑。他在回忆文章中写道：

日军占领宜昌后，长江对岸之磨基山仍在我军手中，对宜昌城区日军之一切活动，守卫磨基山的国军官兵尽收眼底，且居高临下，可炮轰城区和机场，对敌威胁很大。日军视此山为眼中钉，急欲拔除以掩护城区。但欲攻取此山，必须强渡长江，而后登岸仰攻，难度极大。

约在一九四〇年六月底的一天（具体哪天记不清了）夜间，日军动用大批渡船，强迫数十名居民（其中有妇女、儿童）上船，日军则混于各船中。午夜船划至江心，被我磨基山守军发觉，当即猛烈射击阻船近岸。

此时船上居民在日军威胁下高声大呼：“我们是宜昌难民！过江逃难的！”

我守军面对此意外情况捉摸不定，而守军连长似亦未及时请示上级，仅派小部队至江岸监视。

不久船只靠近江岸，居民首先被驱赶下船，日军在后，借居民掩护发起冲锋。顿时枪声、居民惨叫声震撼夜空，夜暗下江岸乱成一片，民敌莫辨。我守军猝不及防，穷于应付，日军则直冲上山。战斗不及半小时，守军伤亡惨重，险要失守。日军利用我官兵对骨肉同胞不忍射击之心理，出此毒计，充分暴露出日本侵略者的狡诈残暴。(5)

以上陈老先生所述情形，均非他亲眼所见，因为，日军智取磨基山时，他正随着部队风雨兼程往宜昌方向赶，不在现场。

当时，陈剑声是郑洞国将军的第八军第一〇三师第三〇八团第三营第九连连长。上广西昆仑关之前他还是个刚从军校毕业的少尉排长，一场惊天地泣鬼神的大血战打下来，只要活着的军官全都加官晋级，他也没落下，因作战英勇，由排长直升连长，跳了一级。

守卫磨基山的是九十四军一二一师三六二团，团长叫陶心。

军长李及兰得知磨基山失守，大怒，下死命令要一二一师师长牟廷芳，务必在五天之内将磨基山阵地夺回，否则军法从事。

牟廷芳是贵州省郎岱县（今六枝特区）人，他把一二一师也调弄成了一支著名的贵州草鞋军，师、团两级主要干部均为黄埔军校各期毕业的贵州籍同学。如：副师长朱敬民（贵州平坝人）、三六一团团长韩迪（贵州郎岱人）、三六二团团长陶心（贵州普定人）、三六三团团长魏锡龄（贵州普定人）。因为得到了贵州兴义人何应钦将军的曲意照顾，一二一师的待遇比一般杂牌军要好上许多，官兵们也因此有了高人一头的感觉。

牟廷芳事前派人侦知，从三六二团手中夺去磨基山的是日军一个混合大队，磨基山侧标高稍矮一点的谭家台子上驻有一个加强中队。日军一上山便对国军修建的工事进行了改造加固，工事坚固，自动火器掩体多盖有钢板，副防御有弹簧型带刺铁丝网二道，又在前一天上午增设了鹿寨和地雷，更增加了进攻的难度。

为确保攻击成功，李及兰给牟廷芳派来了一个山炮团，与山炮团同时到来的，还有军部督战队——进攻命令发出后，谁敢畏葸不前，督战队那是要砍脑壳的。

牟廷芳和副师长朱敬民，担任主攻任务的三六二团团长陶心，师部参谋主任饶启尧，再加上炮兵团长挑灯夜战，围着地图，制订步炮协同的作战方案。

一二一师的攻击部署是：三六二团向磨基山攻击，为主要攻击方向；三六三团向谭家台子攻击；三六一团为预备队。山炮团八门山炮协同此次作战。

下半夜三点，陶心团长和炮兵团长加督战队长全带着人开上去了。

牟廷芳和朱敬民留在师部等候消息。

四点正，八门山炮“咚咚”响了起来。

大约五分钟后，炮声停了。

又过了十来分钟，突然传来了日本人的重机枪声，紧接着就响成一团，有国军的手提机关枪（冲锋枪），轻重机枪，更多的则是手榴弹爆炸声。双方的厮杀一直持续了二十来分钟才逐渐消弱下去，随后就只有稀落零星的枪声了。

牟廷芳和朱敬民正在担心，电话铃突然响了。

牟廷芳一把抓起电话，打电话的是炮兵团长，口气很冲地向他报捷：“日娘的！牟师长吗？我们已经把磨基山攻下来了！”

牟廷芳似乎不太相信这么快就能打下磨基山，问朱敬民：“你看怎么样？”

朱敬民也有点儿担心，说：“听声音……陶团长好像攻上去了。最好先问问陶团长，弄确实了再说。”

牟廷芳马上打电话给陶心，喜滋滋地问：“你们攻上去了吗，是哪个营？我要为弟兄们请功！怎么没动静了，快点使用预备队，抓紧扩大战果嘛。”

陶心没有否认，只是唯唯诺诺地答了几个“是”。

这一厢刚说完话，紧跟着，军部的电话又来了。

李及兰军长笑呵呵地说：“牟师长，一二一师打得好呀，听说磨基山已经拿下来了。”

作为抵近火线指挥的一师之长，牟廷芳此时第一不能回答“尚不清楚”，第二更不能回答“消息有待核实”，唯有硬着头皮说：“我正命令陶团长使用预备队扩大战果。”

李及兰说：“好，好，自己拉了屎屁股自己揩，只要陶心把磨基山给我夺回来，功过相抵，我就不撸他的帽子了。”

牟廷芳随即叫朱敬民马上拟一个收复磨基山阵地的要报，念给译电室发出。

要报发出去没过一会儿，陶心的电话打来了，紧紧张张地说：“师座，我刚接到主攻营的报告，攻击部队只有一个负伤的班长回来了。他们一直攻入到敌人的工事里面，才遭到日军用手机关枪和刺刀的逆袭，一个加强连两百多号人，被敌人冲成了几段。这个班长也是受伤后倒地装死，才乘机悄悄爬了回来，要不，连报信的人也没有一个。预备队我也没敢派上去。”

牟廷芳闻讯极为震怒，大骂陶心无用。但译电室已经把攻占磨基山阵地的要报发出去了，不得不设法自圆其说。

结果是由我于次日上午先用电话向军部副参谋长叶焜联系，捏造说：“在团预备队参加扩大战果的行动中，日军用大部队施行拂晓逆袭，攻击营伤亡四分之三，阵地得而复失。师正计划第二次更大规模的攻击。”

以后，在督战队的催逼下，又使用第三六一团进行第二次、第三次攻击，磨基山依然没能攻下来。而三六一团的伤亡，比三六二团更大。(6)

直到有一天，防守磨基山的日本鬼子自己走下山来，规规矩矩地遵照中国军人发出的口令把枪放下，然后登船过河，在中国武装士兵的押送下整齐地排着队，走进宜昌城东郊立着一排排竹棚的营地里——当然，那已经是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日本天皇宣布投降以后的事情了。

而在那之前，宜昌这片土地上，磨基山前，还将发生许许多多令我们后人无不为之感叹、感愤、感动的故事，容笔者一一道来。

谢英想了想，说：“如果连这个死鬼子也丢了，我们回去说杀了多少鬼子，我敢保证没一个人会相信……”(7)

现在说起来似乎让人不可思议，这场大仗打到现在，把如此重要一个宜昌都打丢了，可第五战区居然不知道自己的对手是谁。

时任第二军第九师师部文书的苑景琮先生晚年回忆说：“第五战区对宜昌之敌是何部，久未查明。司令长官部令第九师用各种手段查明敌情上报。约在一九四〇年八月下旬，张金廷师长饬各团派小部队捕捉日俘获得口供。”

也算国军运气好，就在他们急欲弄清楚宜昌之敌的情况时，某天，突然有一位姓马名开来，自小生活在磨基山一带的五十来岁的农民，于夜间从日本人占领的地方逃出，穿过中间地带，向国军营部报告日军**掳掠的罪行，但对番号及兵力配备等一无所知。并称熟悉道路，了解敌碉堡和步哨位置，说日军哨兵白天多在小路上游动，入夜则回到山顶哨所，易于寻隙通过。如国军夜间打磨基山营地，他愿带路前往。

营长毛显才向团里一报告，团长再向师里一报告，张金廷师长对马开来如获至宝，当即亲自深入到营部，和团长龙汉涛，营长安福钊一起商量如何抓俘虏的事。

如此一桩重要的任务，就落到了二六三营二连副连长谢英肩膀上。

龙汉涛团长当即一个电话把谢英叫到团部，当着张金廷师长的面，命他率领二连一排完成此一任务。

谢英建议说，夜间深入敌占区十余华里袭击，稍一暴露牺牲事小，不能完成任务事就大了，只宜组成一个突击班，使行动快速，更机动灵活。师长团长营长均同意谢英的意见，遂决定当晚行动，并通知第一线各部，以免造成误会。

谢英带回向导，在全连挑选出久经战阵的班长和老兵十五人，组成突击班，以第一排作战勇敢的排长杨顺和任班长。武器只带冲锋枪、手枪，一人另配一把大刀，手榴弹四枚。突击班分为五个小组，每组三人，各组携带装俘虏用的麻袋、绳索、白毛巾等。谢英要求各小组颈系白毛巾，捉获俘虏后即迅速沿原路回撤。

一切准备就绪，等天色刚一落黑，谢英亲率突击班出发，沿长江边潜行，到达太子岗与我军哨兵联系后即出步哨线，进入敌我中间地带。

此地带荒草齐胸，行动困难，八时左右接近敌步哨线。谢英命杨排长带马向导先侦察日军步哨情况。

不久杨返回报告，并未发现有敌步哨。

谢英决定迅速潜行。

约二十分钟，一举通过敌步哨线，进入敌占区。

大家对敌占区地形茫然不识，夜暗下全凭马开来带路，时而野地行走，时而岔路转向，走走停停，约在午夜才来到磨基山脚，在山麓东北侧微见灯火。

据搜索兵报告，灯火处是一大帐篷。

谢英问马开来：“大叔，知不知道那帐篷是干什么用的？”

马开来说：“晓得，晓得，里面住的是老东。”

谢英再问：“住了多少？晓得么？”

马开来脑壳直点：“晓得，晓得，我到那里去卖过马草，有十好几个。”

谢英点点头：“嗯，那就差不多是一个班。”牙一咬，“传话下去，弟兄们动作麻利点，杀他个猝不及防，把帐篷里的老东全端了！”

说罢右手有力地往下一砍，十几条好汉像蛇一样，无声无息地向着大帐篷爬去。

看看近了，弟兄们全都拿出手榴弹，一手握两枚，扭开盖，引绳一拉，几十枚手榴弹全向着帐篷顶上飞去，这一连串爆炸震**着夜空，前一波炸声未息，第二波手榴弹又飞了出去。紧跟着便是一片拖得长长的“杀——”声，从谢连长、杨排长到每一个突击班的战士，或双手端着冲锋枪，或双手紧握着磨得雪亮的大片刀，一跃而起，向着已经被炸得七歪八倒的大帐篷冲去。

正在熟睡之中的十几个日本兵哪里会想到天降大劫，死的一动不动，没死的鬼哭狼嚎，满地滚爬，

杨顺和排长身先士卒，冲在最前面，第一个进了大帐篷。

帐篷已经支离破碎，众战士冲进去便挥刀暴砍。冲锋枪也响了。

谢英大喊：“留活口！”

此时一个日军从帐篷内突然不顾死活地跃起，仓惶向外面飞窜，正巧撞到马开来身上。

老马张开双臂将鬼子连臂带身子死死搂住，使劲喊：“快来呀，我抓住个活老东了！”

谢英一听也蹿了上去，将拼命挣扎的活鬼子死死按在地上，用绳子反捆双臂。

几个战士也赶上来帮忙，把鬼子往麻袋里塞。可鬼子挣扎得厉害，怎么也塞不进去。

杨顺和急了，用刀背重重地在鬼子头上砍了两下，鬼子腿一蹬，顿时便规矩了。

此时磨基山顶的日军向山下胡乱射击，帐篷东南侧响起紧急集合哨音。

谢英见时机紧迫，急令：“杨排长带着弟兄们先撤，我带一、二小组断后。”

这一仗打得漂亮，整个袭击时间，最多五分钟。

二十分钟后，突击班一个不少地在磨基山三四百公尺的一条小路上会齐。

麻袋里的俘虏挣扎得很凶，带着影响行军，又害怕磨基山上的鬼子追上来，谢英只得命令大家避开小路，穿林疾行。俘虏则由战士们像抬猪一样，四人一组，轮流抬着走。又没工具，有时战士们抬不动了，就干脆扔地上往前拖。

果然，没过多久，磨基山的日军追上来了。

谢英赶紧带着突击班离开小路，远远地潜伏在密密的荒草棵子里。

杨顺和担心俘虏听见响动呼救，把嘴巴给他捂得紧紧的。

等鬼子追兵从眼前匆匆过去，谢英轻声对弟兄们说：“原地别动，这帮鬼子不敢在他们的步哨线以外待得太长，最多追到我们的步哨线前面就会倒回来，等他们回去后我们再行动。”

等了大约半个钟点，杨排长突然上来对谢英说：“完了，连长……刚才我怕鬼子俘虏叫唤，使劲捂住他的嘴巴，没想把他捂死了。”

谢英心中一凉：“呃，你怎么搞的哟？”

杨排长也十分过意不去：“怪我……都怪我。我晓得的，俘虏一死，今夜晚……弟兄们就算……白辛苦了。”

谢英惋惜不已。

鬼子一时半会儿不回来，突击班也不敢乱动弹，谢英心里急得不行，不少士兵却好，居然睡着了，有人还扯起了扑鼾。

大约午夜两点，日军果然沿原路返回。等其走远，谢英说：“大家脚下快点，要是天亮前不能走出日军步哨线，麻烦就更大了。”

杨顺和问：“连长，这死鬼子咋办？要还带着他，速度就没法快。”

谢英想了想，说：“如果连这个死鬼子也丢了，我们回去说杀了多少鬼子，我敢保证没一个人会相信。就这样定了，再慢，我们也得把这个死鬼子抬回去，拿他做个证据！”

天亮后，突击班已经过了中间地带，走进了自己的步哨线，大家的心情顿时轻松起来。

这时，谢英才想起了那个死鬼子，下令：“休息一会儿。杨排长，把麻袋抬过来，检查一下他身上有些什么东西。”

杨顺和动作挺麻利，抓住麻袋一提，一翻，死鬼子便倒了出来。

谢英伸手在日本人的口袋里掏摸，杂七杂八地摸出些小物件，大半包烟卷，一个打火机，一支钢笔，一个小佛像。口袋里的东西掏完了，谢英仍不死心，解开衣扣，撩起军装搜个仔细。没想这一搜，还真让他搜出个稀奇物件。

谢英剥去鬼子上衣，发现右侧裤腰上有四公分长的一块椭圆形铜牌，上面刻着“十三师团亲村腾部队”番号，背面则是编号。

回到营地，谢英马上将战报连同死鬼子和铜牌交了上去。

结果，师长在师部升国旗时口头表扬一次，突击班士兵每人奖励五元，排长杨顺和十元，副连长谢英和向导马开来各二十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