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诚在重庆黄山云岫楼经蒋介石耳提面命后，次日即乘民生公司“民本”轮东出夔门，紧急赶往宜昌，指挥保卫宜昌之战。

陈诚风风火火赶到宜昌，在三斗坪登岸，郭忏等一群军长以上高级将领早已在码头上候着。陈诚让一干人簇拥着来到附近的黄陵庙，在大殿里与众将领举行了第一次军事会议。

陈诚首先对众将领晓以大义，言道：“当此国际情势骤变，抗战已届严重阶段，良以倭寇侵华三载，其势黔驴技穷，今后恐将不惜孤注一掷，加紧军事进攻。其进攻目标，自在我最感威胁之重庆，而其进攻之路线，定取与重庆距离最近之长江两岸。所以众位所负责任之重大，亦于此可见。深望诸同志一本委座之训示，淬砺奋发，痛改前非，以达克敌制胜之目的。”

陈诚随即将自己的右兵团指挥部设在了长江边上南津关旁的三游洞中。

陈诚此时面对的已是一个被打得七零八落的烂摊子，一到三游洞，他便向赶来听命的众位将领训话。一通必需的官话说完，接着便干实事。

陈诚的组织能力远非其他高级将领可及，一去便与各作战部队取得联系，掌握了全局。与此同时双管齐下，一是将彭善的十八军（该军第十一师方靖部已先期参战）火速由重庆调往宜昌；二是对前线作战部队所有军需物资进行直接补给。

中国人历来信奉威权，陈诚是蒋介石的头号心腹，甚至被人视为“小委员长”，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其过人的魄力和威望有助他极快地控制局势。有他前来坐镇，官兵顿时觉得一下子有了主心骨。

当时担任重庆卫戍工作的第十八军，一分为三，罗广文的第十八师驻重庆远郊北碚，宋瑞珂的一九九师驻万县，方靖的十一师原驻巴东，此时早已在当阳前线打了个乒乓翻天。

罗广文接到火速开赴宜昌增援的命令，分乘民生公司大小轮船三十多艘，沿长江东下。船队航行至云阳观音滩时，遭敌机轰炸扫射，炸伤一艘，死伤数十人。船上高射炮部队猛烈交叉射击，击落敌机一架。日军飞行员林正明哲少佐跳伞坠入长江，在奉节附近江面被国军像捞饺子般捞上船，立即解送重庆，运兵船队继续急驰前进。

六月五日，船队顺流而下，进入三峡夔门，师长罗广文在轮船上召开全师连以上军官，包括师司令部各主管官员参加的军事会议，这也是个战斗动员会。罗广文讲完后，参谋长赵秀昆将宜昌外围地形，交通道路状况，敌情判断，作了详细介绍，然后将各团及师直属战斗部队，包括配属的高射炮营的任务，占领阵地的位置、态势，战场联络和战斗准备，工事构筑要求，以命令下达。运兵船队出西陵峡后，分别在南岸平善坝、北岸南津关、江心沙洲西坝登陆，各部按照预定计划，分地区急速前进，乘夜抢先占领宜昌外围有利地形，构筑阵地。

该师以唐启琨第五十二团、张涤瑕第五十三团担任郊区防守，皮煊猷第五十四团防守市区，并立即做好巷战和固守准备。

两天后，彭善第十八军军部和宋瑞珂第一九九师相继到达，并将第一九九师配置在南津关、小溪塔地区，担任机动。

十八师政治部进入宜昌城后，马上发动群众，组织青壮年，分成若干担架运输队，分配到各个阵地效力。他们在敌人飞机大炮的狂轰滥炸下，出入于枪林弹雨，勇敢地抬伤员、运送食品和械弹，起了很大的支前作用。群众在前线阵亡的，也有数十人之多。

宜昌大街两侧的墙上，到处是“杀汉奸”、“杀日本鬼子的是英雄”、“军民团结，组织游击队”、“拥护蒋委员长”、“杀死汉奸不偿命”的标语。

宜昌城那两天被杀的汉奸也不少，男的女的都有。

战争期间，只要当兵的认为谁谁是汉奸，既不审问，更不需要什么证据，马上拖出去，手起刀落，身首分离，横尸大街，以儆效尤。

学院街宋仲佳一个不到十岁的小女儿也被杀了。防空警报都响了，男女老少都在往防空洞里跑，她还拿着个小圆镜在街上玩，当兵的认定她是在给天上的日本飞机发信号，隔得老远一枪就把她给崩了。曾经留学日本的宋仲佳于次年三月三十日做了日本人用刺刀扶持起来的宜昌县政府首任县长，不知和他女儿被国民党军队当街射杀有无关系。

但汉奸也不好当，宋仲佳走马上任才三个月，他在一次坐着自备包车出大南门哨卡时，没按日本人的规定向皇军哨兵敬礼，吃了日本哨兵几个耳光，又被拖下车来连骂了几句“巴格牙路”，赏了他几脚头，怒气攻心，回家后一根绳子上了吊，也算是个有骨气的汉奸。

师政治部还负责组织宜昌老百姓撤离，除青壮年留下支前外，其余老弱妇幼，全发给难民救济费，组成若干队伍，有秩序地分向西面山区、大峡内，或渡河向南岸、西岸撤离。

宜昌囤积的粮食太多，除留一部分作军粮外，其他均动员老百姓尽量带走，实在没法运走的，一把火烧个精光，决不给日本人留一粒粮食。

当然，不仅是粮食，一切有可能资敌的物资，都必须抢在日本人到来之前烧掉！毁掉！

但是即便如此，也给日本人留下了太多的军需物资。

特别是在物资方面收获最大。按十三日查明的数量：缴获野、山炮十六门，步枪子弹八十万发，另外大米一万七千四百二十五袋（一千二百五十吨）。更在宜昌缴获了其数无法形容的燃料和弹药，这些大部分扔进了长江里。(3)

中国军队组织的转移工作并不能得到所有老百姓拥护，宜昌人这几年看逃难入川的难民凄苦看得太多。他们不愿意做那孤魂野鬼，即便死，也要死在祖坟所在，自幼生活的地方。

再说，这城里城外到处都是咱中国军队，哪儿那么容易就让小鬼子打进来了？没准他进不了咱宜昌城呢？老话说，金窝银窝，不如自己的狗窝，咱还是留在家里吧。

结果，无论军队怎样动员，也至少有两三万人——多为看家的老幼——留了下来。

住在宜昌城内的王宗秀一家十二口人是典型的中国顺民百姓，听军队的话，乖乖领了难民救济费，提着箱背着篓，一步三回头地离开了自己祖祖辈辈生活的家。

王宗秀那一年刚满十八岁，一九三六年夏，她毕业于宜昌女子中学，靠同学父亲的帮助，很快就在汉口英国人办的公司里找到了一份不错的工作。她人长得不错，有可观的工资，有一对又黑又粗让许多姑娘羡慕不已的长辫子，还把自己以后的小日子想象得很美很罗曼蒂克。可日本人一开始攻打武汉，她就不得不抛下一切回宜昌老家了。

王宗秀的父亲在民生轮船公司当船长跑船，一家的生活水平早已进入了小康，不像许多无处可逃，犹如没头苍蝇在大山里乱扑腾的难民。他们在乡下有亲戚可投，王宗秀的姑妈嫁给了雾渡河一个地主家的大少爷，在家里说得起话，所以一家老小就去雾渡河投奔姑妈。

到了雾渡河，王宗秀才知道雾渡河原来是个很热闹的山区小镇，一大片鳞鳞黑瓦，匍匐在云遮雾罩的神农架大山脚下。

刚到雾渡河的王宗秀绝对不可能想到“乱世出英雄”这句老话，竟然**差阳错地应验在她身上。

仅仅过了三年时间，她就成为了第五、第六、第九战区数十万国军官兵学习的楷模，成为了鄂川湘黔八十一县，上亿老百姓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抗日女英雄！

八日，罗广文奉命进入已经撤得空空****的宜昌城接防。

江防军总司令郭忏和参谋长杨业孔匆匆向罗交代，日军正由沙市、当阳一线分数路正面并进，据报前锋已到达城东十公里土门垭、龙泉寺一带，情况已十分紧急。二人将宜昌的工事位置、阵地设备图、弹药存放地点等交付完毕，便匆匆离去。

罗广文按照江防军司令部移交给他的工事位置图把部队“哗啦啦”一撒下去，电话铃声顿时响个不断，都说工事根本不能用。罗广文赶紧跑到阵地上一看，脑壳都快给气炸了，居然全是他娘的豆腐渣工程！咱中国人修的碉堡别说防炮弹，一脚头就能把顶盖踢飞。火烧眉毛，罗广文再急也没用，日本人都快打拢宜昌城边了，他只得压住火气，让大家抓紧时间，尽可能地就地取材，把工事稍微加固一下，凑合着对付。

十日晨六时许，一架敌机在阵地及人去城空浓烟滚滚的宜昌上空侦察。

十时许，敌机十余架在阵地及宜昌城区投弹轰炸。

下午，敌人向十八师阵地进攻，来势凶猛，国军与敌人激烈战斗。

自午至夜，敌突击多次，国军沉着应战，待敌接近，以手榴弹白刃战交替向敌冲杀，阵前敌尸累累，国军全线阵地，岿然不动。

夜，补充枪弹和修复加固工事。

罗师长亲临第一线视察，看望作战官兵，慰勉有加，并告诫团营各级军官，必须加强戒备，构筑掩体，鼓励斗志，提高士气，注意休息和补充给养，以应付明日更加激烈的战斗。并指示各级指挥员要采取积极防御，随战况相机出击，以消耗敌人有生力量。

十一日拂晓，二十余架敌机，在十八师阵地上空轮番低空轰炸，敌炮兵也向镇境山上的五十三团阵地射击。官兵们避入掩体，严阵以待。敌虽多次冲击，均被击退。这时国军高射炮部队击落敌机一架，击伤一架，敌机不敢再低飞轰炸，国军第一线官兵士气大振。

稍顷，敌增援一个联队分成两股，一股窜犯常家岭、珠宝山、六子口各点，一股窜入镇镜山，抄入我五十四团背后。情势紧急，十八师预备队第五十二团全部出击，第五十四团趁势反击将敌夹击于潭公山下，将入彀之敌全部击溃。国军乘胜突击，夺回常家岭、珠宝山、六子口诸要地，缴获甚多，毙伤敌七百余人。十八师也有严重伤亡。

临近中午时分，敌炮艇溯江西上，在宜昌东面潭家铺登陆千余人，沿着江边向古老背水陆并进。留守古老背的一个营抵挡不住，向城区退去。

古老背离宜昌城仅七八华里，情况紧急。罗师长命马千毅将师直部队工兵营、警卫连（只留一个排守司令部）、侦察连、机炮连临时组成一支战斗队，马千毅任队长，工兵营长鲁继光任副队长，分成两路沿江跑步前进。在小溪口、杨岔路与敌遭遇，发生激战，敌炮艇向马队炮击，情况吃紧。

鲁继光带人将杨岔路江边美孚油库炸毁，大火随着煤油流入江中，满江大火熊熊，适江风又起，火借风势，烧得更加猛烈。敌三艘炮艇着火燃烧起来，日兵被烧得不顾一切地往长江里跳。其余炮艇一看不好，赶紧掉头，向着下游拼命逃去。

马队乘势分路向敌攻击，一举收复潭家铺、古老背。

下午，敌机轰炸更加猛烈，尤其投下大量燃烧弹，国军阵地前后树林大多着火，第五十三团主阵地镇境山上树林极多，燃烧更烈，多处阵地被毁。

此时敌又增援一千多人，集中突破第五十三团阵地，占领了郭家冲、珠宝山，威胁守卫宜昌城区的五十四团侧翼。十八师预备队虽投入战斗，终因敌众我寡，未能阻止敌之冲突。

中午之前被马千毅率队击退至潭家铺以东之敌，复纠集千余人，窜犯至小溪塔。

马队凭河岸地利坚守对阵，敌一再突击，战斗激烈，敌我均有伤亡。

工兵营长鲁继光受重伤，侦察连长林勇来和一排长阵亡。

防守东山寺的国军第五十二团一部被燃烧弹烧得受不了，不得不撤出阵地，退守城区，与五十四团合为一体，凭城壕与敌战斗，复又转入城内展开巷战。

罗广文听见枪声越来越近，冲出司令部一看，五十二团大群大群士兵正从烟墩堡、东山寺一线阵地溃退下来。罗大怒，喝令不许后退，连喝三声，制止不住，“哗”地夺过一挺机枪，向着后退士兵猛烈扫射，打得自己的兵像谷把子一样倒下地，大街上哭喊连天。没死的士兵上天无路，入地无门，只得返身冲出城去和鬼子拼命！

罗广文枪打士兵绝非第一次，就在驻扎重庆远郊北碚期间，某日中午过后，罗广文正在师部午睡，忽闻门前有吵嚷声。扰了他午休，罗广文鬼火直冒，大步出门。

一老乡见他是当官的，冲他大嚷：“长官，你的兵偷我的枣子吃！”

罗广文呵斥道：“休要打胡乱说，我十八师军纪森严，秋毫无犯，没人敢动老百姓一根谷草。”

老乡说：“长官你不信自己去看，现在还在我家枣树上哩！”

罗广文就跟着这个人去看，远远便看到果真有两个穿着黄色军装的人在枣树上，罗广文二话不说，一把夺过警卫手中的步枪，“砰、砰”两枪，一枪一个，把两个偷枣吃的士兵像鸟一样从树上打落下地。

老乡吓坏了，大声嚷：“我只是给你说说，你咋就把人给打死了？”

罗广文说：“在我十八师，谁敢侵扰老百姓，这就是下场！”

放弃阵地溃退的官兵被罗广文用机枪赶回阵地，也没能坚持多久。罗广文只得带着十八师司令部撤往城外。

晚年方靖说：“在宜昌撤退中，由于敌情变化，军长命令罗广文拦住后退部队，他就下令用机关枪扫射来阻止。直至解放前夕，罗广文官至第四兵团司令，部下仍称他为‘罗霸王’，就是指他蛮不讲理，草菅人命。”

罗广文性格暴戾，杀起士兵来眼睛都不眨一下，是有原因的。

罗既非黄埔生，也非陆大生，而是个货真价实，经过严格训练的日本士官学校毕业生，最为崇尚的便是日本武士道精神，恨不能把自己带的兵全都训练得和日本武士一样凶悍勇厉。那时他在国军中就以作风泼辣，善整治“滥”部队而有名。罗带的部队，在战场上也确实强人一头。

不过，作为一名职业军人，罗广文第一次名噪全国不是因为他打仗能干，而是因为他在部队战败撤退时下令枪决重伤员。

他辩解说日本军队就是这样的，可他忘了他是在中国，中国人的道德与文化哪能允许他这样干！

方靖当旅长时，就曾领教过这个“罗霸王”杀人不眨眼的丰采。

第五次“围剿”以后，红军撤走了，九十八师驻扎在兴国一带，方靖是二九四旅旅长，罗广文是他手下五八八团团长。驻地旁边有一个保长，驻军为要利用他来加强统治，便对他委以重任。五八八团有三个班长与地方上闹了点纠纷，保长出面调解，反而被这三个班长暴打了一顿。保长便向罗广文告状，表示若不处罚这三个班长，他就不干了。罗广文当即下令逮捕了这三个班长，并扬言次日要在军前枪毙。

方靖闻知此事，觉得因为打了一人而要杀三人，未免太过，现在又有许多班长求情，倘若不准，军心难安。他劝大家先回去，第二天他亲自前去五八八团处理。

次日一早，方靖来到五八八团驻地，将全团两千来名官兵集合起来，把三名班长叫到队前。他先向部队训话，强调军队的纪律性，然后说明为何要利用共产党的叛徒服务以及对叛徒必须“以礼相待”的原因，最后再将三名班长训斥一顿。

方靖的意思是将三名班长训斥一番后，各打四十军棍，关禁闭三个月，以儆效尤。再对保长给点经济补贴，此事波不惊浪不涌地就过去了。没想到他正在训斥之时，站在他身后的罗广文听出方靖有手下留情的意思，蓦地掏出手枪，对准三人面门抬手就放，将三名班长当场击毙在军前。

方靖被惊得目瞪口呆！

全场官兵顿时哄闹起来，几十杆黑洞洞的枪口“刷”地抬起来，一齐对准了罗广文。

死到临头，罗广文也真有点“武士道”的做派，流着眼泪冲士兵们哇哇大吼：“本官一条小命不足惜，军纪才是部队的生命！来，你们要打死我，开枪好了！”

方靖当机立断，大喝一声：“全团——立正！”

喧哗之声顿息。

方靖继续喝道：“现在听我命令，各自回营，有什么事以后再解决。第一营营长带队先走，第二营营长带队继后，第三营营长带队沿操场跑步一圈，然后回营休息。”

待部队散尽，方靖才将罗广文叫到跟前，不仅不惩处，反而劝慰他：“好了，好了，你还委屈呢！我们姑且不论处置是否得当，假如我俩换个位置想一想，我是团长，你是旅长，你在队前处理这事，我从你身后掏枪杀人，你允许吗？你会怎么想？我今天再次提醒你，用日本武士道来管理中国军队，是万万行不通的。”

发生这件事，罗广文团长没法当了，不久便被调师部任参谋长。

罗广文的行为是严重的以下犯上，可是方靖却并未追究，反而平气静气地对其开导。因此大家都说方靖对部下十分宽厚，这也是他抓得住人心的一个原因。

事后罗广文追悔莫及，对方靖的宽容感激不尽。所以后来他当了第四兵团司令，职务比方靖还高，但他对方靖始终十分恭敬，凡有函电，都称方靖为“海公钧座”，自称“职”，丝毫不敢打官腔。

罗广文的第十八师自开到指定地点起，枪炮声一响几乎就再没有停过。奉命守卫宜昌城区的皮煊猷第五十四团凭土门垭、鸦雀岭相呼应之有利地形，与敌激战甚烈，敌我反复冲杀，排连长身先士卒，与敌展开肉搏扭打，杀声震天，阵地失而复得者数次，战斗甚为悲壮惨烈。

方靖与杨伯涛回忆说：“第五十四团团长皮煊猷首先逃跑，军中无主，部队各自寻找出路，纷纷夺取船舶、木板渡江，有的甚至泅渡，逃向宜昌南岸，溺毙者不少，事后收容仅余四五百人。”

宋瑞珂回忆说：“到中午前后（笔注：六月十二日），第五十二团正面被敌突破，日军乘势直扑飞机场，致使防守城区部队和郊区的部队被分割，且使第一线部队腹背受敌，造成混乱。第五十四团守城官兵大部过江，逃往西岸（长江出西陵峡到南津关改向南流，宜昌城区在长江东岸），找到船的幸免于难，泅渡的不少死于江中；该团团长皮煊猷畏战潜逃。第五十四团虽未经过什么战斗，但战后收容仅剩四五百人。”

笔者查阅的资料表明：抗战初中期，国军一个齐装满员的标准制式团有两千五百余人，包括三个步兵营，一个81/82迫击炮连及直属单位；抗战后期至解放战争时期，包括战防单位等，达到两千八百余人。

陈诚的嫡系部队，自然是齐装满员。那就是说，皮煊猷的五十四团，基本上算是报销了。

奇的是，就是这个在宜昌保卫战中公然畏战潜逃的皮煊猷，事后虽遭军法总监部通缉法办，但没过多久，居然投到关麟征麾下，而且还担任了军校大队的大队长。旋又调任第七十四军某师副师长，原请法办的罗广文，也就碍于关麟征的情面，不加过问了。

六月十日十时三十分，日第十一军下达攻占宜昌命令：“军决定攻占敌军具有战略意义的长江南北联络要冲宜昌，而后迅速保持机动状态。”

十一日，日军第十三师团及配属之第三十九师团二三一联队在上百架飞机支援下，向宜昌守军第十八师阵地发起全面进攻，攻破城郊东山寺至镇镜山一段中国军队防线，并向铁路坝机场发展。

守城部队与始撤镇境山继撤西坝的师指挥所联络中断，师长罗广文对守城部队失去掌握，守军各自为战。十二日，右路五十二团阵地首先被突破，日军蜂拥而入，立即向位于城北的飞机场发展，迅速切断了十八师各团之间的联络。

第十八军第十八师五十四团三营九连少尉排长蓝仙贵是重庆市北碚区天生桥人，参加了保卫宜昌之战，二〇一一年逝世。

蓝先生之子蓝华安向笔者提供了他父亲生前留下的如下文字：

十一日天麻麻亮，日寇攻击部队在大量骑兵配合下，猛攻我汉宜公路线一带，同时以飞机三架为一组，对我军阵地进行轮番轰炸，并以若干山炮组成炮群，对我阵地进行梳子式的炮击。

在敌机轰炸及炮弹射击下，我防御工事均被摧毁，官兵伤亡很大。敌步兵在其炮火掩护下，向我阵地猛攻，双方战斗非常激烈，我军伤亡惨重。我连第一排黄排长（忘其名字），第二排张远平排长，相继阵亡，班长也大部分伤亡，跟随我一道的传令兵也中弹了。他们为了国家民族，流尽了最后一滴血。

战斗持续猛烈进行到下午一时左右，营长李尚桓通知说：日寇已攻陷了我师右翼，迂回到我团后面了，命我速即转移，我才率领不足十个士兵，撤离阵地。

撤离必须经过飞机场转入城郊，但飞机场一片平地，毫无掩蔽之处，机场已被破坏得大坑小窟，撤退不易，加以敌机一组接一组，进行低空扫射，我们在通过飞机场时，又有几人伤亡。

这时日寇已进入宜昌市区，机枪对我们扫射，我们数人只得分散，逐段跃进，最后抵达南津关长江边时，大家有的游泳、有的设法找木板渡过长江再转移到石牌，又要通过两三里平地才能进入山区。

在这唯一的退路上，敌寇炮兵又进行封锁，猛烈射击。当时有友军部队的士兵因不明地形，均往江洲（即现在的葛洲坝）上跑，抵洲后又折回，人群拥挤，遭到敌人炮火的轰击，伤亡不少。

我因事先看过军用地图，对这一带地形稍有了解，所以我们以分散的队形后撤，虽在敌人炮火的封锁下，总算安全进入了山地。

保卫宜昌的战斗，我军未能尽到守土之责，自思愧对国人，但官兵们仓促从四川开赴前线，既无工事凭借，即投入战斗，在战斗中英勇杀敌，前仆后继，流血牺牲，事迹可歌可泣，因记之以事悼念!

上午十时，日军先头骑兵部队突入城区中心时，遭到我坚守在宜昌中国银行和聚兴诚银行内的十八师五十四团一营的阻击。

子弹打光后，营长邓萍向战士们挥臂喊话：“弟兄们——杀鬼子的时候到啦——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杀敌立功啊！”

邓营长率领弟兄们凭借“两行”坚固的钢筋水泥建筑物为掩体，机枪步枪不断从这里吐出炽红的火舌，打得骄狂万丈的日军骑兵人仰马翻，数十名敌军当即毙命。

日军对邓营进行反扑，久攻不下，乃以烧夷弹纵火。

邓萍扔掉机枪，抓起一支步枪，率领四百名勇士扑向蜂拥而来的日军，进行白刃格斗。只见银行门前刀光闪闪，血肉飞溅，刺杀声、惨叫声混成一片。几分钟后双方倒在地上的有数百人。一营除二十余名战士躲进宜昌红十字会得以幸存外，其余全部壮烈牺牲。

已撤到江心西坝的罗广文已经无法掌控部队，急得要命，旋命几名参谋亲赴前线寻找部队传达他的命令，急令全师转进。

这命令一送上去，防线顿时就崩溃了。

战场上就是如此，拼起命来只有你死我活，哪还顾得上害怕，可一听“转进”，人的本性就占了上风，部队立刻大乱，别说军官，天神菩萨也制止不住。

官兵根本不管不顾命令指定的什么转进地点，纷纷夺取船只，逃往全由国军把守的长江南岸和西岸。

那一刻，宽阔的江面上犹似煮饺子，扔掉武器泅渡至南岸、西岸者，不计其数。

十一日夕阳坠山时分，第十八军军长彭善与参谋长梅春华带着一九九师宋瑞珂师长来到前坪一处高坡上，用望远镜观察当前战况。

他们看到从宜昌方向溃退下来的队伍已不成建制，正乱纷纷地涌到黄柏河边，争抢着过河。

这时，陈诚的指挥所和湖北省代主席严立三还在三游洞，第十八师只有五十三团被压缩在镇境山上，仍在抗击日军的进攻。

彭善此时所在的前坪位置与镇境山只隔着一条黄柏河，宜昌城区、铁路坝飞机场、葛洲坝均为敌占。

彭善与梅春华、宋瑞珂三人所站的高坡并不安全，日军的弹着点不断地落在他们的前后左右。

第十八军军医处长王文明挎着药箱跟在后面，急得不行，一再央求彭军长移动指挥位置。

可彭善泰然处之，全不顾个人安危。

军参谋长梅春华目睹第十八师官兵溃不成军，狼狈逃窜的样子，内心焦灼，但外表仍保持镇静。

稍顷，他从口袋里取出少将领章，从容戴上，率领两名卫士，走到通往镇境山的路口，一面阻拦十八师官兵，一面大喊：“大胆，军长还在这里，你们往哪里逃？马上回去顶住，谁敢再逃我毙了谁！”

被梅参谋长截住的连排长，就叫他们收容部队，就地掘壕防守。

梅春华之所以如此，是由于第十八师拨归第十八军建制不久，该师官兵多不认识他是军参谋长，戴上将军领章，溃兵见之是高级军官，自会心生畏惧，不敢再逃。

有个军装褴褛，一脸污黑的军官昂着脑袋冲梅春华吼：“我他妈一个营全打光了，没人了。”

梅春华瞪眼喝道：“你是什么？你他妈难道不是人？你他妈是人是鬼都得在那里给我顶住，你死了老子再上去顶！”

梅春华正嚷，听得耳边“砰”的一声，正和自己嚷嚷的那位营长仰面朝天，“咚”地翻倒在地。

开枪的是面色如铁的彭善。

梅春华掏枪截住逃兵的形象不愧为一位真正的将军，他吓唬逃兵却没毙一个逃兵。

可惜没过多久，蒋介石一点没吓他，反倒下令把他这将军给毙了。

这时，宋瑞珂的一九九师五九五团已在左侧三一〇高地构筑阵地，掩护十八师收容部队。

天黑以后，奉命带着第五十三团防守镇境山的十八师参谋长赵秀昆被用担架抬了下来，说是中了毒气。

彭善立即叫王文明赶紧抢救。

王文明检查了一下，惊诧不已，又不敢言，给赵参谋长开了点平安药。但心里实在气愤，忍不住悄悄对宋瑞珂（王以前是宋的卫生队长）说：“赵秀昆是装的，他根本就没中什么毒，也没受什么伤。”

宋苦笑着摇了摇头，嘱咐王文明不要说出去。

奉命防守镇境山的十八师参谋长赵秀昆和参谋主任汤国城带头一逃，五十三团哪里还稳得住？阵地上的官兵们顿时像赶鸭群一样冲下山来，向着黄柏河方向飞跑。只有过了黄柏河，大家才敢停下脚步。

夜里十时左右，罗广文也到了前坪军指挥所，彭善命他将收容起来的部队移往太平溪整训。

临行前，湖北省政府代主席严立三写了一封短函派人送给彭善，大意是：余现偕辞修移住太平溪，除派员收容宜昌逃出之难民外，希望你们也代为收容安抚。我到了桃坪一带，马上派员把贵部救济难民所花费的米和钱送来。

十八师千里迢迢赶来打了两天，一九九师还一枪未放，宜昌就于六月十二日完全陷于日军手中。

按照日军的作战计划，其并未决定长期占领宜昌。第十一军攻占宜昌后，中国派遣军总司令西尾寿造“由于部队的疲劳和担心敌人发动攻势”，仍然命令圆部和一郎于“六月十七日撤出宜昌”。

连起草这一命令的派遣军总司令部第一课课长公平启藻在发给东京参谋本部的电报中也发牢骚说：“因调整兵力而撤军，千秋恨事也！”

故日寇进入宜昌后，完全是抱着捞一把就走的强盗心态，首先将城中的仓库、商店和居民的财物抢劫一空。连续五天用三十多辆卡车、百十余骡马，将抢劫的财物运到大公桥、杨岔路集中，然后运往武汉。带不走的全部砸毁或倒进长江，未及逃亡的上万难民，大难临头，一个个如待宰之羔羊。

抢劫财物后，日军又在宜昌连烧了五天五夜，将宜昌城变为一片火海。

中国军队搞“焦土抗战”撤走时放了一把火，并未烧民房商铺。

日本人来了再接着放火，那就是无论军民，乱烧一气了。可怜已有两千多年历史的宜昌古城，几成一片废墟。

六月十二日，也就是日军进城的第一天，便烧毁怀远路、和光里，并延至圆觉庵一带。

十三日，烧滨江路、招商局、二马路、通惠路（现解放路）部分地段。

十四日，烧环城东路、环城南路、大东门外正街、北正街及一马路一带，熊熊巨火达三星期始熄。

仅这五天，日寇就烧毁房屋六七千栋，街道除划为难民区的天官牌坊、南正街、白衣庵、二架牌坊等房屋尚保存较多外，环城西路、鼓楼街、璞宝街、白衣庵、南门外正街仅有少数房屋，而其余大街小巷房屋几乎全毁。

《民国三十六年武汉日报年鉴》记载：“宜昌在战时城市被破坏十之八九，完整房屋尚不及十分之一，战前有二万一千九百八十九户，十五万零六百二十人，全市房屋为九千七百余栋，战后仅存一千四百余栋。光复之初，居民仅两千余人。宜昌从城市毁灭的程度讲，破坏之甚，为全国之冠。”

目击者说，日本人在宜昌著名古建筑大南门上的春秋阁里，看到冯玉祥将军一九三九年在宜昌督练新兵时，于四月二十五日留在匾上的一首诗，气得要命。

于是开来两辆坦克车，将车尾的钢绳一头拴在大殿的柱子上，油门猛地一轰，两辆坦克往前一蹿，整个春秋阁便“稀里哗啦”一通乱响，垮掉了。

冯将军诗云：

春秋阁上读春秋，

关公旧舍已不留。

后人建阁表崇慕，

大忠大义万古流。

我为抗倭到此地，

注目江水思贤侯。

盼我同胞矢忠勇，

效法先贤报国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