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致宜昌沦陷的枣宜会战之败，败在以蒋介石为首的重庆统帅部对日军战略意图的判断，出现了重大失误。

一九三九年底至一九四〇年初，中国军队主动对日军发动的冬季攻势和攻取南宁昆仑关之役，给予日军极大打击，使骄狂的日军猛然意识到在淞沪、武汉大战中遭受了重大损失的中国，仍然保持着很强的抗战意志和作战能力。

日军大本营认为，必须给予中国以更加沉重的军事打击，才能尽快从中国拔出脚来，对强烈变动的国际形势作出有力反应。四月七日，继冈村宁次担任华中方面军第十一军司令官的原关东军第七师团长圆部和一郎中将，拿出了具体的作战计划大纲。圆部认为，中国第五战区包围着武汉的部队共有五十个师，其主力部署于鄂西北的汉水两岸地区，进攻宜昌，可给第五战区以沉重打击。而且，宜昌又是进入四川的门户，距中国战时首都重庆仅有四百八十公里，具有极其重要的战略地位。攻克宜昌，可给重庆及西南大后方以巨大威胁，有利于推进政治谋略。

但是，对于是否长期占领宜昌，直到本次战役打响，大本营的意见也并未达成一致。

圆部为隐蔽其战役企图，牵制迷惑对手，各师团在向中国军队发起进攻前，均大肆宣传此次作战结束后即返回原防地，使中国军队放松第二阶段作战的准备，并制造假命令，故意使中国军队视为重要情报，落入其圈套。为达成此次作战任务，第十一军所属七个师团、四个旅团仅留小部兵力留置防地担任守备，尽可能多地抽出主力投入到本次进攻作战。中国派遣军也从长江下游第十三军所属的第十五、第二十二师团各抽调一个支队（相当于联队）共七个大队配属给第十一军。此外，还有第三飞行团、海军中国方面舰队第一遣华舰队及第二联合航空队协同作战。参战兵力达到二十万人。

这样，枣宜会战就成了武汉会战以来，日军在中国正面战场发动的规模最大的一次战役。

一九四〇年五月一日，二十万日军兵分数路，杀气腾腾向着由李宗仁将军挂帅的第五战区防线扑来。

日本人的谋略奏效了，蒋介石主掌的军事委员会果然中计，如敌所愿地判断日军大举西进的战略目的并不在于占领宜昌和襄、樊，而是要寻歼我第五战区野战军主力，然后即行回撤，恢复战前态势，如同一年前的随枣会战一样。

就像中国军队打的诸多战役一样，战役的指导方针均不由前线指挥员作出，而是出自远离前线的蒋介石与其幕僚之手。这是中国的一大特点。在此后的战役中，这种重大弊端还会层出不穷，接二连三。

蒋介石在对敌情进行一番分析后，运筹帷幄，果断命令李宗仁等将领不要消极待敌，而应以一部兵力积极展开进攻行动，争取先机，袭扰日军后方，牵制与破坏日军西进。并将主力置于汉水以东至大洪山一带，伺机歼击西进和东退之敌。

一场激战，就此展开。

鄂西北大地上，炮声隆隆，战车轰鸣，杀声震天动地。

双方激战至第五日，蒋介石致电李宗仁，指出各路日军“共只三师团强，且皆由其他方面拼凑而来，以配布于平汉、信南、襄花、京钟、汉宜各路之广大正面。其每路兵力，不过一旅团，最多一师团。力量至属有限，并无积极甚大之企图，可以推见。我军正宜识透敌情，把握时机，不顾一切，奋勇猛进，必予敌以致命之打击”。

中国最高统帅的命令，真不知建立在何方情报之上。

此时战场形势，恰与蒋之想象，截然相反。

五月十二日，全面激战爆发，日军以两个师团猛击张自忠指挥的右兵团留在河东的五个师，张部立即陷入苦战……

每年五月十六日，已成中华英烈张自忠将军的祭日。

贵为国军上将的第三十三集团军总司令的张自忠将军原本完全可以不死。

“七七”事变，宋哲元第二十九军兵败北平南苑，佟麟阁、赵登禹血色千秋。蒋介石急派孙连仲将军挥兵驰援，却遭宋哲元坚决拒之。为何如此？原来，宋哲元竟然害怕蒋介石乘火打劫，借机吃掉他，宁愿独自和日军硬扛，也绝不同意中央军进入他控制的平津地区救他。宋在高级军事会议上的一句大实话，便让所有部属哑口无语：“中央军要趁这个好机会进了平津，等到把日本人打跑了，他们赖在这里不走，这平津、华北，还是我们的吗？”

姓宋的到底是个打着抗日旗帜的小军阀，关键时刻，小集团利益一叶障目，什么国家、民族大义全抛到了九霄云外。结果，害得第二十九军广大官兵孤军作战，抡着大刀片与坦克装甲车血拼，士兵们勇则勇矣，当官的自私、愚蠢也达至极点！

南苑终于在激战两天两夜后，陷于日军之手。

这时心急如焚的蒋介石再次频频来电，催促宋哲元尽快移军保定，宋仍然置之不理。蒋无奈，旋派熊斌、高传珠前往北平充当说客，宋仍抗命不遵。

七月二十八日，宋哲元在他北平武衣库私宅，再次召集二十九军高级将领开会。宋对众将领说：“不去保定，看来是不行了，草字头也在不断逼我。走，我决定了。可是，离开北平之前，必须有一个人留下来，继续和日本人周旋，能把局势缓和一下更好。我知道，这个任务必须忍辱负重，还要遭国民的误会，是相当艰巨的，请大家考虑，谁来挑这副千斤重担？”

众人谁也不吭声。

宋哲元只好点将，他先点副军长秦德纯的名。和日本人打过太多交道的秦德纯，深知这是个吃力不讨好的角色，态度坚决地拒绝了。宋哲元白了秦德纯一眼，于是将眼睛移到了张自忠脸上，说：“还有个方案，那就是荩忱（张自忠字）留下。”张自忠一听点着自己了，也表示不干。宋哲元火了，摘下帽子往桌上重重一挞：“你们平时要求下面官兵令出必行，为啥我这个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兼二十九军军长，在你们面前说话就只当放屁！”他说这话时也没来得及想想，他是如何对待蒋介石这位最高统帅的命令的。

秦德纯苦笑了一下，把脸移向一边。

张自忠脸上挂不住了，赶紧说：“若从本意讲，我是绝对不愿意留下来的。不过，既然军座这么决定，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我留下就是。但是，当下是战是和都成问题，你们全都带着部队走了，唯独留下我和日本人周旋，忍辱负重，委曲求全我都懂，可关乎气节名誉，恐怕一时不能为国人所理解，还请委员长以后为我剖白。”

宋哲元怒道：“什么气节名誉！牛胯扯马胯。北平能打吗？这城里有多少宝贝？把紫禁城、颐和园统统打烂了谁负得起这个责任？毁了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就算我们能把日本人撵跑，也是个千古罪人，祖宗八代都会被国人骂死。若是为了保护这些宝贝不受破坏，就这样把北平拱手让给日本人，等将来全面把日本人打败后再收回这座古都，现在我们就会被国人骂死。”

秦德纯说：“明白了吧？留下，就是耗子钻风箱——两头受气。”

宋哲元说：“我请你张自忠留下来，就是和日本人谈判，尽量争取北平不受大的破坏。”

张说：“我尽力而为吧。”

散会后，宋又单独把张留下来，研究留平后应采取的措施和人事安排，并决定把独立二十七旅石振纲部和独立三十九旅阮玄武部留下来协助张自忠维持治安。

张自忠心里也有自己的小算盘，最后，他提出：“你把这么大个摊子交给我，总得给我留下几个字吧。”

宋明白张的意思，马上提笔写下手谕：

一、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由张自忠代理。

二、北平绥靖公署主任由张自忠代理。

三、北平市市长由张自忠代理。

末尾，当然得留下自己的大名——他明白张自忠要的也是这个。

“七七”事变爆发后，惧蒋远甚于惧日的以宋哲元为首的二十九军上层对日本政府仍然抱有幻想，企图利用日军的行动来巩固自己在河北平津地区的军阀统治，于是断然拒绝蒋介石派中央军进入自己的势力范围，为保存实力，主动向保定、张家口、南口一带退却。

当夜十时，宋哲元从武文库私邸乘车出西直门，悄然前往保定。

冯治安则指挥三十七师撤至永定河南岸布防。

临别时张自忠握着秦德纯的手，百感交织地说：“卢沟桥枪炮一响，你和宋长官成了民族英雄，我怕得成汉奸了。”

秦德纯安慰他：“这场战争才刚刚开始，来日方长，变数大得很。俗话说，盖棺才能定论嘛。”

北平的老百姓见中国军队一窝蜂跑了，只留下个张自忠和日本人打交道，而这个姓张的一上任，就把北平城里的大汉奸江朝宗、潘毓桂、陈觉生等全请进了政务委员会，于是对张自忠痛加辱骂，怒斥他是当代的张邦昌、吴三桂。

本来，两国交兵，吃了亏那就换个地方再接着打，没啥了不起！可从没听说咱自己的军队打了败仗，还留下个高级将领和日本强盗交涉如何交接北平政权的事。

报上把这内幕一披露，全国顿时舆论哗然，躲在后台摇鹅毛扇的宋哲元一点事没有，所有的屎盆子，全扣在了在前台粉墨登场唱主角的张自忠头上。

不消多时，张自忠便成了全国民众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

张自忠能被宋哲元委以重任，那是因为他确确实实也真心希望能尽自己最大的努力来消解这场双方已经迸出火星的战争。他刚去日本考察回来不久，他比一般中国将领更清楚日本这个国家和日本军队的实力，倘若战火一开，不知有多少中国人必将生灵涂炭，毁于战火！

因一九四五年日本战败时，代表冈村宁次前去芷江洽降而名扬中国的三井武夫，那时担任北平武官，直接与张自忠谈判。

作为重要的历史当事人，他在自己的回忆录中是怎么样看待张自忠的呢？

温厚而目光远大的张自忠在冀察军内很有威望，曾于当年春天偕同张允荣由天津军部冢田中佐做向导去日本考察，这帮助他重新认识了日本的实力。故传说他和冀察军内的其他要人不同，能认识到与日军合作的必要。因此他虽在病中，还一致选他为日华谈判中的主要代表。(1)

今井武夫这样的评价对张自忠可不怎么样。

这个大特务头子还一针见血地谈到了宋哲元为何坚持和日本军队谈判的深层原因。

冀察军曾是拥戴冯玉祥为军长的旧西北军的残部，自从冯反蒋战争失败屈服于国民政府后，被编入国民政府军的，一向被当作杂牌军看待，被安置守备热河、察哈尔等边境，长期不受重视，心怀不满。

然而，这次想不到，根据《何梅协定》，时来运转，开到平津繁华地区，掌握了军政大权，部队也享受到从未有过的经济上的宽裕。是值得讴歌的黄金时代。可以说无论如何这也是不可多得的幸运。因此，万一在这时候日华之间发生战争的话，他们深深懂得马上就会被赶到其他地区，从幸运的宝座上滑下来。所以他们不得不从本身利益角度去考虑问题。(2)

宋哲元撤离北平时，给张自忠留下了两支武装，一支是独立三十九旅，一支是独立二十七旅。

谁知宋哲元前脚刚走，独立三十九旅旅长阮玄武后脚马上和日军勾结，突然来了个里应外合，于七月三十一日解除了独立三十九旅的武装。

单是一个三十九旅就有五千多条步枪，两百多挺轻重机枪，八门山炮和迫击炮，六千多人，一枪未发，就乖乖交给了日本人。

张自忠闻报，急火攻心，把自己关在屋子里甩碗撂碟拍桌子，却又无力回天。

难受的日子这才刚刚开始，紧跟着，日本人就整天上门逼着张自忠通电反蒋，共同反共。

张自忠的态度是：让我和你们日本人一起通电反蒋，还不如一刀砍了我！

八月六日，张自忠偕副官廖保贞、周宝衡躲进了东交民巷德国医院，同时通过《北平晨报》等媒体发表声明，宣布辞去本兼各职——这就是撂挑子了，公开向日本人表明态度：这事就到此为止吧，咱二十九军和你们没啥可谈的了，都去战场上见高低吧！

八月八日，日军举行大规模入城式。

五千名日军荷枪实弹，耀武扬威地从永定门经前门开进城内。

古都北平，在夏季沉闷的死气中，被日军正式占领了。

这时候，撤到保定的宋哲元和留守北平的张自忠才意识到和谈是着了日本人的招儿，他们全都上了日本人的当！他们和日本人所签的《香月和谈》，只是一张毫无价值的空白纸片。日本人根本就没有打算兑现，日本人不但没有撤军，而且大批的军队已经赶到了北平。

华北上空，现在飘扬的已经是日军的膏药旗了。

张自忠将军的痛苦、悲愤无法言表，他甘愿冒着被全国人民唾骂，甘愿冒着被戴笠的军统特务刺杀的危险，留下来与日本人寻求和谈，没想到不但没有争取到和谈的结果，而且名义上归他指挥的独立三十九旅还整个儿落到了日本人手里，让不知内情的人看上去，确实也就和阮玄武那样货真价实的汉奸，没啥区别了。

为及早脱离虎口，南下参加抗战，张自忠派副官周宝衡南下，了解部队情况。

周副官潜出北平后一路向南追寻，终于在黄河南岸以产阿胶出名的东阿一带找到了队伍。三十八师副师长李文田，师下辖一一二旅旅长黄维纲、一一三旅旅长刘振三、一一四旅旅长董长堂等将领得知师长消息，大为惊喜，一致要求师长早日归队，率领弟兄们抗战。

黄维纲更是急切地向周宝衡表示：“师长什么时候回来？我亲带四百便衣到北平城外迎接他。”

一切计划布置就绪，九月三日凌晨，张自忠一身工人装束，在美国友人福开森、爱国商人赵子青和部属的帮助下，终于成功地避开日本特务的严密监视逃出北平，潜往天津。

张自忠随即通过二十九军设在天津的秘密电台，向宋哲元报告了留平情况和抵津经过。

晚八时许，他回到英租界六十六号家中，与家人告别。

夫人李敏慧是在七月二十号之前携子女到天津的。张家是个大家庭，张自忠的弟弟张自明一家也和他们住在一起。张自忠脱险归来，家人见面却相对无言，气氛十分凝重。

两个钟头后，张自忠即与家人告别，踏上了南下之路。

自小在张自忠家长大的亲侄女张廉云回忆说：“十点钟左右，伯父要动身走了，我们怕被人发觉，只送到楼下，没敢出大门，伯父高瘦的身影很快消失在夜幕里。当时我们万万没有想到，伯父这一走，同全家竟成永诀！”

一路上均有部下和友人接应，张自忠离开天津后，经青岛、烟台辗转前往济南。

十三日路经潍县时，当地驻军首领为韩复榘部第二十九师师长李汉章。

李早年曾在张自忠的学兵大队受训，后分至韩复榘部任职，连获擢升，成为韩部最年轻的师长。

老长官驾到，他自然得尽地主之谊。

然而在酒宴上，李汉章敬酒时一脸痛惜，以讥讽的口吻说道：“以前你来学兵大队训话，要我们多读圣贤之书，你自己都学了些什么呢？”

一位部下竟然敢当众羞辱自己，这大大地伤害了张自忠的自尊心，他怒不可遏，拍案而起：“负党负国岂我张某所为？来日当粉身碎骨，以事实取直于天下！”

随即拂袖而去，弄得接风宴不欢而散。

午后时分，张自忠抵达济南，连老袍泽韩复榘也一反常态，没有派人到车站迎接。

当张自忠来到韩复榘的私邸，副官跑进屋去向韩报告时，韩却故意扯着嗓子大声呵斥：“他当他的汉奸，我救我的国，彼此井水不犯河水，来见我干啥？”

张自忠在门外听得清清楚楚，大步进屋，对韩说：“向方（韩复榘字）休要动怒，我给你看个东西。”说着，掏出了宋哲元写给他的手令。

韩复榘一看，这才明白了事情的真相，感慨万端地说道：“哎呀，原来是这么回事，满天下人都错怪你了，明轩（宋哲元字）怎么弄了这么大一口黑锅让你背啊？”

同情归同情，不过，韩复榘清楚当下已成全国焦点人物的张自忠的去留不是他这个山东省主席能够决定的，他当即给南京打电话，向蒋介石请示办法。

蒋下令将张押送南京。

韩复榘将电话记录出示于张，说：“事情麻烦了，草字头令我把你押送南京，你说怎么办？”

张自忠气极怒极却又无可奈何，说：“那你就看着办吧。”

韩复榘沉吟片刻，豪爽说道：“我不尿草字头那一壶，咱们毕竟是西北军的老弟兄。这样吧，我就在草字头面前先替你请个假，就说你身体不适，暂留在济南治病，过两天冯先生要来济南，怎么办，由他来拿主意。”

话说得好听，不过，韩复榘暗地里也对张用了点心思，他知道张的老部队三十八师此时就驻扎在济定、平阴一带，稍不小心，有可能弄出点麻烦来。为此，他让省府委员张钺与张自忠同吃同住，名曰陪同，实为监视张的动作。

张自忠自然懂得个中奥妙，但韩复榘能这样对待自己这样一个“通天钦犯”，已足以让他感激涕零了。

此时的媒体上，张自忠已成为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

如九月二十八日的上海《大公报》上，就登出一篇《勉北方军人》，点名对张自忠进行严厉谴责。

在北方军人的老辈中便有坚贞不移的典型，段祺瑞先生不受日阀的劫持，轻车南下，以民国耆老死于沪上，那是北方军人的光辉。最近北平沦陷之后，江朝宗游说吴子玉（佩孚）先生，谓愿拥戴他做北方的领袖，被吴先生予以断然拒绝，这种凛然的节操，才不愧是北方军人的典型。愿北方军人都仰慕段吴两先生的风范，给国家保持浩然正气，万不要学寡廉鲜耻的殷汝耕及自作聪明的张自忠。

南京的《国闻周报》四十三期上也刊文挖苦张自忠：

使当局和战不决的是张自忠，当他演了一套得意的“二进宫”以后，委员长（笔注：指张自忠代理宋哲元的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之职）的瘾，却拘束地度得八天，就被敌人一脚踢开了。

而在此期间，第二十九军撤到保定后不久，又奉军委会之命开往唐官屯—马厂一线，担任津浦线防务。

这时，宋哲元因平津丢在自己手中，担心南京方面怪罪，心情恶劣，常发脾气。

可宋万万没有想到，蒋介石非但没有治他的罪，反而对他来了个加官晋爵，将第二十九军扩编为国军第一集团军，任命宋为总司令。

蒋介石对宋的宽容和优渥，引起二十九军内部的种种猜测。

但后来的事实证明，蒋的做法并不意味着对宋的信任和重用，恰恰相反，蒋这么做，是因为宋哲元手中此时仍握有数万大军，若是惹恼了他，难免发生意外。

等到蒋介石腾过手来，宋哲元的厄运也就临头了。

一九三八年三月，老蒋一纸命令，首先裁掉了第一集团军，失去军权的宋哲元立即被悬在了空中，只给他留下个第六战区副司令长官的空名头。该六战区司令长官始而由蒋介石自兼，继而交给了程潜。

由于受到蒋如此直截了当的排挤、打击，再加上对于平津失守、华北沦陷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宋担心蒋不会就此放过自己。

做了三个月的空头副司令，宋哲元终日提心吊胆，好不容易挨到这年七月，索性辞去副司令长官一职，从此解甲归田。

蒋介石连装模作样的挽留也不曾有，可见对宋积怨之深，让这年不过五十稍出头，正值年富力强的宋哲元在后方安心养病。

宋时而衡山，时而阳朔，时而重庆南温泉，巡游江湖，寒居深山，最终落脚于气候宜人，物产丰饶，且远离战火的九里三分锦官城。

像宋哲元这类军阀出身的高级将领，大都有个规律，只要手握千军万马驰骋疆场，便豪气干云，气吞山河如虎，一旦被摘掉兵权，便犹如丢掉了三魂六魄，没病也会怄出病来。

何况一个五十三岁的老人，一身零件都磨损得差不多了，还能没点儿三病两痛的？

在成都过了一段郁郁寡欢、清汤寡水的冷清日子，宋哲元果真忧郁成疾，直觉得周身上下都不对头了。中医西医联翩上门，可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银子花得像泼水，病却是愈发地沉重了。

被尊为成都“五老七贤”之列的四川过气大军阀熊克武，一九一八至一九二四年为四川省最高统治者。一九二五年四五月间，雄心勃勃，率三万川军万里长征奔向革命圣地广州城，原以为众望所归，会由他来统帅北伐军出征，却不料着了蒋介石的阴招，蒋设下鸿门宴，夺去熊的兵权，并将熊关押于虎门炮台，最终靠着孙中山逝世前给他的一封信函，才大难不死，逃出生天。

回川后，熊便归隐林下，跳出三界，烧香礼佛，含饴弄孙。

一日，熊克武登门探望宋哲元，直言老友杀生太多，即便灵丹妙药，也是枉然，唯求菩萨禳解，方可得己超度。

老军阀的劝导果真起了作用，早已万念俱灰看破红尘的宋军阀，经熊老军阀引荐，很快成了成都著名古刹昭觉寺的一名挂单居士，整日里磕头烧香，诵经礼佛。

宋哲元此时的病，只有蒋介石能治，可蒋偏偏又舍不得给他看病开药。整日里佛卷青灯，哪能灭得了老将军的勃勃雄心？

中医说怄气伤肝，日子一久，宋哲元的肝上果真出了问题。继而又患上了脑血栓，病情日渐恶化，弄得他半身麻痹。

在风景如画，百食精致的锦官城颐养天年一段时间后，宋哲元的思乡之情却不可遏止地汹涌澎湃，竟有了叶落归根的想法。

可这时他的家乡山东全省落入日本人手中，桑梓之地乐陵是没法回了，于是他决定去西安继续养病。

他是北方人，过去多年在陕西征战，天府之国甲天下的青山绿水，哪能及西北黄土高原上的大漠烟云？毕竟是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西安的水土较之成都，更适合他。

一九四〇年三月四日，宋哲元启程赴陕。

同样的季节，成都还是花团锦簇，鸟语花香，一过秦岭便不得了，雪压荒原，白茫茫一片真干净！

虽说有汽车代步，却难敌山中风寒。一行人车马劳顿，还未到得宝鸡，便端地觉得冷不可挡。

夫人长淑青整日耳边聒噪，把那陕西，糟蹋得如同十八层地狱一般，天府之国，自然在她口中就成了天上人间。

长淑青是四川绵阳人，顺带把自己家乡，也渲染得如同世外桃源。

宋哲元禁不住枕边攻势，只好遵照夫人意思，退回绵阳，待到天气暖和些再重越秦岭。

宋哲元岭上岭下，来回折腾，一回到绵阳，就没法走了。四月五日，大将军竟借得绵阳一方宝地，抱恨而终，驾鹤西去矣！

宋将军死前不得志，死后倒倍极哀荣，着实风光了一把。

国民政府追升他为一级上将，遗体安葬于绵阳富乐山顶，并为其立一座高大的“神道碑”。

蒋介石赠“天地正气”挽幛，又送挽联：“砥柱峙中流，终仗威稜慑骄虏；星芒寒五丈，不堪珍瘁恸元良。”

军队和枪杆子不能给，一副挽联，蒋还是给得起的。

何况此类事情有陈布雷代劳，又不需要他动脑子。

说罢宋哲元在人生大舞台上的凄凉谢幕，回头再说同样正在走麦城的张自忠。

在这次扩军中，张自忠的第三十八师也被扩编为国军第五十九军，下辖第三十八、第一八〇两个师，由老部下黄维纲和刘振三分任师长，军长则暂由宋哲元兼，实则是把军长的位置给张自忠留着。

九月十五日，冯玉祥抵达济南，张自忠与韩复榘一同前去火车站迎接。

当他看到冯玉祥从专列上下来，便快步迎上，与冯紧紧握手。

冯玉祥见他面容憔悴，开门见山地说：“荩忱，你的情况我已知道，你先在向方这里住着。”

一旁的韩复榘赶紧说：“求先生为张自忠写一封信给蒋先生，先把荩忱头上的罪名洗脱才是紧要之事。”

冯玉祥说：“很好，你们的事，凡我能做的，我一定当仁不让。”说罢，当场提笔给蒋介石写了一封信。

冯和蒋都是基督徒，所以他要蒋像《圣经》里说的那样，心胸辽阔，尽量赦免人的罪过，张自忠是为长官担过，国家正是用人之际，最好还是让他回去带兵打仗，他一定能恪尽本分。

冯玉祥的这封致蒋介石的信让张自忠的心情踏实了许多。

从车站归来，他立即提笔给旧部将领李致远写了一封信：

致远我弟如晤：此次战事发生，我全体患难手足均以国家民族观念为重，奋勇杀敌，不惜牺牲，此中艰难困苦情形不言而喻。诸弟兄忠诚报国，无日不在念中。忠冒险由平而津而烟台而济南，即刻赴南京谒委员长面禀一切。在此期间，务望诸弟兄努力抗战，毋庸悬念。抑有言者，忠奉命留平以后，未获与诸弟兄共同杀敌，致令诸弟兄独任其劳，深以为歉；而社会方面，亦颇有不能谅解之处。务望诸弟兄振奋精神，誓扫敌氛，还我河山。非如此，不能救国，不能自救，并不能见谅于国人。事实胜于雄辩，必死而后能生。诸弟兄素抱爱国热忱，际此呼吸存亡，谅必誓死雪耻，不以忠言为河汉也。务望服从命令，拼命杀敌为盼，此颂戎祺，并祝胜利！

小兄自忠拜启　九·一五(3)

第五十九军将领得知张自忠此时正在济南，纷纷派人前来请他归队，率领全军参加抗战。

但宋哲元通过秦德纯嘱张自忠“万不可先到部队，招致物议”。

张本人也认为，奉命留平与敌周旋一事，早已闹得天下沸沸扬扬，不向中央报告就贸然回军带兵，也的确不妥。

再说，既然代人受过，就要帮人帮到底，送佛送到西，因而决计赴宁请示一切。

张自忠内心非常清楚，在舆论汹汹之下，此去南京非同小可，凶多吉少，轻则撤职，重则入狱，甚至还有被送上军事法庭的可能。

许多朋友都担心他的安全，劝他不要冒险南下。

一位挚友送他一张纸条，上面写着：

周公恐惧流言日，

王莽谦恭下士时。

若是当年身便死，

一生真伪有谁知。

张自忠自然明白其中含意，但还是坦然表示：“纵然是为了国人的不谅，中枢不能不将我置之典刑，我也决心要去。”

为了探寻南京方面对张自忠的态度，动身之前，张自忠的上司秦德纯给军政部长何应钦发了一封电报，大意是：我奉宋总司令命令，偕同张自忠市长赴中央报告请罪，唯各方谣诼纷传，对张似有不利，可否前往，请电示。

旋得何之复电：“即同张市长来京，弟可一切负责。”

十月七日，在秦德纯、张钺的陪同下，张自忠启程前往南京。

列车在徐州停车时，有三十多名青年学生涌到头等车厢门前，嚷嚷着要上车抓大汉奸张自忠。

秦德纯不慌不忙地请四名学生代表上车谈话，并允许他们搜查。

学生代表们遂在头等车厢里四处搜寻，却终未见张自忠身影，只好悻悻下车而去。

原来，秦德纯十分小心老到，为防途中出现不测，他与张钺坐头等车厢，却将张自忠和两名便衣卫士安排到拥挤嘈杂的三等车厢里，张因此躲过一劫。

张自忠千里迢迢来到南京，两次晋谒蒋介石。

蒋面对汹汹舆情，一会儿当面对张自忠说：“你在北方一切情形，我均明了，我是全国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一切统由我负责。”一会儿又对前来替张打探消息的秦德纯说：“现在舆论反应很大，我看他的身体、精神都不好，让他先在南京安心保养一段时间，避免与外人往来为好。”

此时淞沪战事正酣，中日双方一百多万大军正在进行着激烈的厮杀。

张自忠作为职业军人，与战场近在咫尺，却不能披甲上阵，为国效力，却被最高领袖冷落一旁，其心之苦，可以想见。

秦德纯北返后，经与宋哲元商量，立即以宋哲元的名义给蒋介石发了一封电报，请其批准张自忠归队。

但时间一天天过去，蒋不给任何音信。

而此时京沪舆论，仍然一边倒地指责张自忠擅离职守，不事抵抗，吁请中央严予惩办，以儆效尤。

南京街头，甚至出现多幅公开点名骂张自忠为大汉奸的标语。

群情汹汹，张氏百喙莫辩。

就连军委会中，也有人主张对张进行军法会审。

更有不逞之徒，想趁机收编张的部队，而在中央推波助澜。

张自忠万念俱灰，竟自暴自弃，整日靠鸦片来减轻压力。

张克侠到南京办事，前去看望张自忠，对老友表示了真诚的关心。

他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

今往见荩忱师长，其貌憔悴，心绪不佳，闻已染嗜好，诚为可叹，宴安鸩毒真不虚矣。余勉以自重自珍，来日方长，是非可明，彼有惜别之意。良将难求，余当助之。(4)

张自忠几经周折从北京逃跑出来却四处碰壁谁也不给他好脸色。就在他即将沉沦下去的时候，一个重量级人物的出现，顷刻间改变了他的命运。

那时李宗仁刚抵南京，听说了张自忠的事后，便向西北军中张的旧同事了解张之为人，听到的却几乎都是为张鸣不平的。特别是第五战区执法分监，张自忠的老袍泽黄建平，更是竭力替张辩护，说张素重民族大义，为人有古之侠士之风，治军严明，指挥作战不愧为西北军中一员猛将，断不会当汉奸。李宗仁听到这些话后，颇为张氏惋惜。

一次，他特地派人去请张自忠前来一叙。

孰知张竟不敢来，只回答说，待罪之人，有何面目见李长官？

后经李诚恳邀请，他才前来。

在李宗仁面前，张简直不敢抬头。

我说：“荩忱兄，我知道你是受委屈了。但是我想中央是明白的，你自己也明白的。我们更是谅解你。现在舆论界责备你，我希望你原谅他们。群众是没有理智的，他们不知底蕴才骂你，你应该原谅他们动机是纯洁的。”

张在一旁默坐，只是说：“个人冒险来京，待罪投案，等候中央治罪。”

我说：“我希望你不要灰心，将来将功折罪。我准备向委员长进言，让你回去，继续带你的部队。”

张说：“如蒙李长官缓颊，中央能恕我罪过，让我戴罪立功，我当以我的生命报效国家。”(5)

李宗仁深为张自忠那种燕赵悲歌之士的忠荩之忱所感动，决心帮他一下，始而找何应钦，继而找蒋介石面谈张自忠事，竭力替张剖白，说张是一员忠诚的战将，决不是当汉奸的人。现在他的部队尚全师在豫，中央应当让他回去带兵。听说有人想瓜分他的部队，如中央留张不放，张部又不接受瓜分，结果受激成变，真去当汉奸，那就糟了。

蒋沉思片刻，遂说：“好罢，那就让他回去好了。”

说毕，立即拿起笔来，批了一个条子，要张自忠即刻回到河南，带好自己的部队。

张自忠离京返任前，特意去向李宗仁致谢道别，说：“要不是李长官一言九鼎，我张某纵不被枪毙，也当长陷缧绁之中，为民族之罪人。今蒙长官成全，恩同再造，我张某有生之日，当以热血报效国家，以报知遇。”言出至诚，激动而凄婉。言毕，彼此互道珍重而别。

时任第三十八师一一二旅二二四团团长的张宗衡晚年回忆说：“有一天，大家刚刚吃晚饭，突然吹号集合部队，宋哲元带着张自忠回来了。大家突然看到老师长，激动万分。宋哲元说：‘张自忠留北平是我的主张，是为了掩护部队安全撤退的。五十九军军长未派人，就是专门给他留着的。现在他回来做你们的军长。’张自忠只说了一句话：‘先总理说，我死则国生，我生则国死。今日回来，就是要带着大家去找死路，看将来为国家死在什么地方！’大家一听这话，都哭了。自打这以后，就经常从张自忠口中听到‘死’字，而以前，他可不是这样的。”

张自忠能返战场，死，成了他最好的归宿——生命对他这样的人来说简直轻如鸿毛，他急欲向全国军民证明他的气节、他的尊严和一个中国军人的荣誉！

张自忠复出后打的第一个“正名仗”是在临沂。

一九三八年三月，日军投入七八万兵力，分两路以排山倒海之势，向徐州东北的台儿庄进发，意在夺取这一战略要地。待至临沂、滕县时，同中国军队发生了激烈的战斗，守卫滕县的是川军将领王铭章的一二二师，最终全师官兵跟随王师长血战成仁。而风头被滕县压过而鲜为人知的临沂之战，不仅极为惨烈，而且还打出了一段极其感人的铁血佳话。当时守卫临沂的是庞炳勋的第三军团。

庞军团长的职位虽比军长崇高，但所指挥的军队实际上只有五个步兵团，实力远不及中央军的一个军。

庞年逾花甲，多历戎行，经验丰富。抗战前的内战时期，便以善于避重就轻，保存实力著称。人极圆滑，为一典型的“不倒翁”人物。凡和庞打交道或并肩作战的友军，对其莫不存有戒心。

但尺有所短，寸有所长，庞氏的优点也很突出，他能与士卒共甘苦，廉洁爱民，为时人所称道。所以他实力虽小，所部却是一支子弟兵，对他忠心耿耿，能与他生死与共，官兵在战火中被冲散，被敌所俘，或被友军收编的，一有机会他们都会潜返归队。所以庞部能在这么多年的军阀混战中起伏颠簸，遭人歧视而不坠。

庞的军团刚一编入第五战区序列，他就按照江湖上的规矩，赶到徐州长官司令部“拜码头”，对李长官执礼甚恭到了唯唯诺诺的地步。

李宗仁久闻其名，因庞氏年长资深，所以于百忙之中破格优礼以待。

二人的谈话，颇有那个时代的特点。

李宗仁：“庞将军久历戎行，论年资，你是老大哥，我是小老弟，本不应该指挥你。不过这次抗战，在战斗序列上我被编列为司令长官，担任一项比较重要的职务而已。所以在公事而言，我是司令长官，以私交而言，你我实是如兄弟般的战友，不应分什么上下。”

庞炳勋：“说得对，说得对！李长官能拿我当老大哥看待，庞某只有一句话，李长官指向哪里，庞某就打向哪里，绝无懈怠。”

李宗仁：“我们都是丘八出身，在内战里搅了二十多年，虽然时势逼人，都被迫在内战这个大旋涡里打转，但是仔细回想那段生活，太没有意义了。黑白不明，是非不分，败虽不足耻，胜亦不足武。今日天遂人愿，让我们这一辈子有一个抗日报国的机会，今后如能为国家民族战死沙场，才真正死得其所。司马迁说：‘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

庞炳勋：“长官德威两重，我们当部属的，能在长官之下为国效力，是一辈子的荣幸。天日在上，万死不辞。请长官放心，我这次决不再保存实力，一定同鬼子血拼到底！”

军人靠的就是一股气，有了这股气，绵羊也可以变成老虎。

一九三八年三月下旬，板垣师团在炮兵和骑兵的配合下，向临沂县城守军发起进攻。在临沂城墙上挡住被誉为“大日本皇军中最优秀的板垣师团”去路的，正是庞炳勋率领的这样一支破破烂烂的杂牌军部队。

日军接连数天数夜反复冲杀，伤亡枕藉，竟不能越雷池一步。当时随军在徐州一带观战的中外记者与友邦国家武官不下数十人，大家都想象不到一支最为精锐的日军，竟然受重挫于一支名不见经传的支那“杂牌军”部队，一时中外哄传，喝彩之声四起。

板垣征四郎大失颜面，恼羞成怒，督战尤急。

由于实力悬殊，伤亡惨重，庞部急待援军。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抄起电话，命令刚刚从河南赶到的第五十九军军长张自忠火速驰援。张自忠一听电话便愣住了，因为军令部命五十九军加入第五战区序列，急驰淮河前线，是增援于学忠部的。接到命令，张自忠大喜过望，急欲在李宗仁手下表现一番，从大处讲保土卫国，从个人感情而言则是以此来报答李的大恩大德。不料风尘仆仆赶到，李宗仁却命他去增援庞炳勋。而李宗仁恰恰不知，他与庞之间过去结下的仇恨有多深！

说起来，他二人都还是冯玉祥手下排得上号的大将，袍泽之谊，亲如兄弟。不料后来在中原大战中，庞氏受蒋介石的暗中收买而在战场上倒戈反冯，且出其不意袭击张自忠部，连张也差点儿命丧黄泉。所以张自忠认为庞不仁不义，发誓此仇不报，决不罢休。这次他接到命令加入第五战区序列时，便打电话告诉六战区参谋长徐祖贻诉此苦衷，表示在任何战场皆可决死一拼，唯独不愿与庞炳勋分在同一战场。

因庞资望比张还高，若二人在同一战场，张必然受庞指挥，故张先打招呼，以免到时候弄得大家都不愉快。

李宗仁不明就里，见庞炳勋势危，遂命令张自忠火速救援。等他打完电话，徐参谋长才将实情告之于他。

李一听，马上派车将张自忠接到长官部，诚恳对张言道：“你和庞炳勋有宿怨，我已经了解，颇不欲强人之所难。不过以往的内战，无论谁是谁非，皆为不名誉的私怨私仇。庞炳勋眼下正在临沂浴血抗战，乃属雪国耻，报国仇。我希望你能以国家为重，受点委屈，捐弃前嫌。我今天命令你即率所部，在临沂作战，你务必要绝对服从庞军团长的指挥，切勿迟疑，致误戎机。”

张自忠闻言，不假思索回道：“自忠绝对服从庞军团长命令，请长官放心！”

一对老冤家，竟然在民族危难的紧要关头，摈弃个人恩怨，携起手来，同心协力，里应外合，在临沂城下打了一个惊天动地的大胜仗！

日军在飞机大炮掩护下，配合坦克、装甲车向茶叶山阵地发起进攻。

张自忠的五十九军与敌激战，反复肉搏。茶叶山、下崖头、刘家湖阵地失而复得达三四次，战况极其惨烈。

庞军团长得知张自忠为救自己不惜血本，感动得眼泪鼻涕一大把，哭得都没人样了。

经过三天鏖战，日军受到重创，节节败退。张自忠不仅解了庞军团之围，而且和庞炳勋连起手来，相继收复了蒙阴、莒县。不久，日军再派坂本旅团向临沂、三官庙发起攻势。张自忠和庞炳勋两部奋力拼杀，经彻夜激战，日军受到沉重打击，其向台儿庄前线增援的战略企图被完全粉碎，保证了台儿庄大战的胜利。

不久之后，张自忠又率部参加了武汉会战，在潢川与敌血战十日，重创日寇于河南潢川，随即又被晋升为第三十三集团军总司令，进驻鄂西荆门一带，在汉水两岸与日寇展开周旋。

在短短四个月时间里，张自忠指挥所部接连进行了四次中小规模的战役，歼敌不下四千人。其中二月的京山之役战绩尤佳。国民政府主席林森签发命令，授予张自忠宝鼎勋章一枚。

一九三九年十二月，张自忠统一指挥由第三十三集团军和王缵绪的第二十九集团军编成的右兵团参加冬季攻势。十二日，随着张自忠一声令下，右兵团数万大军一齐向当面之敌发起猛烈攻势，枪炮在呼号的寒风中轰鸣，声震山河。经过八昼夜血战，黄维纲的三十八师终于攻克罗家陡坡北面的曾家大包。随后，又在王家台子一带杀伤日军一千五百多人。

在指挥部队展开正面进攻的同时，张自忠还策划了一次奇袭行动。命一三二师三九五团（团长任廷材）并配属三九四团一个营，对日军第十三师团第一〇三旅团旅团部实施夜袭。此战，张部以伤亡三百八十人的代价，歼灭日军近千人，缴获的战利品，用两个运输营的驮马搬运两天才运完。但这时日军第十三师团却向汉宜公路突然发起了反攻，郭忏之江北兵团伤亡惨重，于二十二日撤回汉水西岸。这样一来，右兵团马上陷入了孤军苦战时境地。

日军得以将兵力集中，攻击我右兵团。我军各路出击部队纷纷告急，要求后撤。

但张自忠不为所动，他在电话中对要求撤退的部将说：“来电总说牺牲惨重，营长以上的官长阵亡了几个？今天退，明天退，退到西藏敌人也会跟踪而至。现在是军人报国的时机，我们要对得起国家，对得起民族，对得起已死的弟兄。希望你苦撑几天，以待援军，免得你我成为国家的罪人！现在只准前进，不准后退！阵地就是我们的坟地，后退者斩！”

官兵们咬牙坚持，在长寿店南北之线与敌鏖战。张自忠适时将总预备队第八十四军投入战斗，基本稳定了战线。此后应援右兵团的第七十五军和第五十五师于一九四〇年一月初到达前线。

二月十四日，张自忠下令反攻，日军抵挡不住，向东南溃退，国军跟踪追杀，斩获甚众。这次全国性冬季攻势，是抗日战争期间正面战场国军发动的唯一一次战略性进攻战役。据统计，冬季攻势中第五战区歼敌三万零八千零四人，俘敌三十六名，是战绩最大的战区；而第五战区又以张自忠之右兵团战绩居首，歼敌一万余人。

在后来召开的军事会议上，蒋介石说：“冬季攻势以张自忠主持之襄东战场收获最为可贵，堪为各战场之模范。”

仅一个月后，日军又发起了春季攻势，日军攻击的重点是襄樊，由于攻势猛烈，黄琪翔的第十一集团军、孙震的第二十二集团军、汤恩伯的第三十一集团军难以招架，纷纷后撤，很快丢失了襄樊。这时守备汉水西岸的张自忠看到日军主力到了襄樊，后方空虚，有机可乘，决心转移攻势，果断命令所指挥的两个集团军全线出击，并亲自率领三十三集团军主力跨过汉水东岸，向日军侧背猛攻。日军后方感到重大威胁，出乎其意料之外，不得已放弃襄樊，退守随县一带。

这次战役能迅速扭转败局，张自忠立下头功。但是在日军方面只不过是一次试探性的进攻，目的在于摸清地形和李宗仁第五战区的作战部署。

经此连番血战，创下累累战功，不久前还是千夫所指的张自忠的大名又接连不断地出现在了报纸的头版头条上，成为了人人敬仰的中国军人的正面形象。

连番血战，创下累累战功的张自忠面对媒体赞颂未感到丝毫安慰，相反，他却陷入到更深沉的痛苦之中。自复出以来，他一直在前线带兵作战，太知道中国军队的弊端在什么地方，却又无能力解决。自“七七”事变到现在，中国军队除了前一年的冬季攻势系主动的战略性进攻作战，其余均是防守反击，日军的胜利已经成为常态，而我军极难得的胜利也无一不是惨胜。

我军的胜利不在于歼灭了多少敌人，牺牲了多少自家官兵，而在于敌人的战役目的是否达成——也就是说，只要我们血战不退，守住了阵地与城池，杀敌八百自损三千亦算胜利！几乎在每一次战役中，日军的突击部队都会以虎入羊群般的气势攻城略地，随心所欲地把中国军队在战前吹嘘得固若金汤的防线犹如砍瓜切菜般剁成碎块。

在战场上，国军官兵一触即溃、望风而逃的凄惨场面早已是常演常新，屡见不鲜！而往往这样的场面出现在重庆的报纸上，就变成了“我军连日血战，已成功突破敌军包围，正大踏步向某地转进”，或“我军果断跳出外线，集结力量，将于近期对敌发起反攻”。

张自忠出任右兵团总司令后，表面看来，兵多将广，队伍庞大。其实远不是那么回事，一者防区辽阔，各军分散布防，联络不畅，多数情况下都是各自为战；二者他出自杂牌军，临时编入右兵团的中央嫡系部队的将领们他指挥起来心存顾忌，甚至还有黄埔出身的将领认为张如今能坐到这个位置上，不过是委员长心胸宽厚，让他军前赎罪，戴罪立功罢了。

所以张的命令，很难贯彻下去。

这样一来，他所能依靠的基本力量，只有由老西北军打底子的第三十三集团军。可在集团军内部，张自忠对冯治安的七十七军的指挥也出现了困难。

一九四〇年元旦前后，鄂北漫天大雪，张自忠携带刚刚从重庆送来的慰问物资，顶风冒雪前去孙家洲前线慰劳七十七军官兵。此时，年前发起的冬季攻势仍在进行中。三十三集团军副总司令兼七十七军军长冯治安说由于粮草不济，衣履无着，官兵们白天单衣赤足，在雪地中与敌人拼杀，入夜则卧盖稻草以御寒，每天早上起来都有不少弟兄被活活冻死，景况惨不忍睹。说到弟兄们的苦状，泪如雨下，说到中央军与杂牌军在待遇上的差别，更是怒发冲冠，公开点着蒋介石的名字大骂，说蒋简直是假全国一致团结，共赴国难的美名，阴图将所有非他嫡系的杂牌军将领悉数消灭。

张自忠作为右兵团总司令，要命令官兵们拼死杀敌，可却无力保障麾下官兵们最基本的生活条件，听着与自己有着生死情谊的冯治安大发牢骚，除了心中焦虑、内疚、犹如刀绞外，却无任何解决办法。冯治安甚至对他说：“苦了我们这些杂牌军将领，一面激于民族争生存的义愤，都想和日军一拼，一面却顾虑部队的作战损失之后，不仅得不到中央武器弹药的补充，恐还要被申斥作战不力，甚或撤职查办，并将其部队番号撤销。就像老长官（宋哲元）一样，成为光杆一根，流寓异乡。”

张自忠在七十七军慰劳的几天时间里，四处巡视，了解官兵疾苦，没有好好睡过一觉。当他看到官兵们食不果腹，衣不蔽体的样子，目击心伤，对冯治安叹道：“若无改善办法，只好个人早死，以谢官兵！”正因为如此，张自忠后来对冯治安在作战时有意保存实力的做法，也能理解。

不过这样一来，矛盾自然就难以避免了。而所有的矛盾，最终都集中到了张自忠身上。哀莫大于心死，大敌当前，张自忠的鸦片越抽越凶。毒品，成为唯一能替他减轻压力的灵丹妙药。

四月十二、十三日两天，军委会军训部长兼桂林行营主任白崇禧莅临第五战区视察，邀孙连仲、黄琪翔、孙震、张自忠等高级将领在老河口开会。

会下，白崇禧单独找张自忠长谈，对张奋勇抗敌的卓著功勋高度肯定，但同时也对他抽鸦片的不良嗜好进行了严厉的批评和劝诫。白崇禧说：“我是回族，可兰经中有‘劝人为善，止人好恶’的戒条，兼有消极积极两种意义。所以我今天必须推心置腹地与你谈一谈，希望你能在半年内戒绝嗜好，否则半年后中央将轮番调训，届时恐有不便之处。”

在此之前，李宗仁赴荆门检阅三十三集团军时，也就张自忠抽鸦片一事当面批评过他。

李白二位长官的谆谆劝导使张自忠深感惭愧，会后他找到也染有烟癖的老友黄建平，劝他一同戒烟。他以出游为名，以自己的座车把黄拉到公路旁边一处悬崖顶端。张携黄之手，站立在悬崖峭绝处。黄大惊：“老兄，你把我拉到这里来干什么？”张一本正经地说：“你我二人过去都染上了不良嗜好，白长官、李长官都当面批评我了，我真是无地自容！你是执掌军法的，我拉你到这里来，就是要你这军法官陪我一起把烟瘾戒了。你要不答应戒，我就拉着你一起从这里跳下去！”黄建平既惊诧又感动，郑重说道：“我明白你的意思，你是怕自己戒不掉，要我监督你……好，我和你一起戒！”

战区军法官说到做到，从那一天开始，黄将军果真彻底戒掉了毒瘾。

张自忠返回驻地，马上集合司令部人员训话。

先讲了一番革除抽大烟这一恶习的必要性，然后说道：“我们要彻彻底底地戒烟，首先就得从我这个总司令和军长师长开始。从今往后，你们都可以监督我！”说罢，命副官把他的烟具拿出来，当众捣毁，同时宣布：“从现在起，军中官兵有烟癖者，若不自动戒除，即依法严惩！”

戒烟是一件极其痛苦的事情，张自忠从当众宣布让全军官兵监督自己戒烟始，到为国捐躯只有一个月的时间，在这期间他硬是咬紧牙关，再没抽过一口。这件事，不仅在全五战区传为美谈，也在老百姓当中流传开去。

有诗云：

集团三十三

官兵抽大烟。

昨天来了李长官，

下令禁鸦片。

将军张自忠，

是个血性汉。

听了长官戒烟令，

说办就要办。

先缴自己枪（烟枪），

后搜师和团，

三天之内全禁绝，

硬是不简单。

有人注意到，在张自忠殉国以前的这一段时间，他强调得最多的，是一个“死”字。

言为心声，面对强敌与内部矛盾双重压力而无力回天的张自忠，决意求死！

何基沣将军在《为应故张总司令纪念集征文作》中写道：“他（张自忠）说：‘人生平均年龄不过五十左右，事业之成就与否亦唯五十左右而定。故吾人应知努力之时机倏忽即逝，倘不急起直追，则必遗恨终生，永成憾事。即令终老一生，但最后亦不免一死，与其庸碌而死，当不如轰轰烈烈建立一番事业既有裨于国家，复获显贵之名誉，则虽死不死矣！’”

宋哲元病逝后，张自忠致信冯治安：“佟、赵死于南苑，宋又死于四川，只余你我与刘、石数人矣。我等不知几时也要永别，我等应即下一决心，趁未死之先，决为国家、民族尽最大努力，不死不已！如此就是死后遇于冥途，亦必欢欣鼓舞，毫无愧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