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理念不可持续

近年来，反全球化浪潮汹涌而至。全世界都在动**不安，仿佛我们过去所熟悉的时代已然走到了终点，一方面，过往数十年的经济全球化带来了全世界所有人之间的高度相互依存，同时伴随着互联网、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重要科技的快速变迁，人们的社会生活和治理方式已然发生了重大转变；另一方面，现在的全球治理架构已然无法适应这种根本性的改变，在诸多方面捉襟见肘，历史进入了旧秩序已动摇而新秩序尚未诞生的前夜，这一矛盾意味着现有全球治理构架存在着严重的缺陷。

近两年来全世界反全球化社会运动可谓风起云涌，其中当然夹杂着很多其他因素，比如宗教问题、种族问题等，但在根本上，还是“全球化的成果与风险分配”极端不均的问题，因此出现了“逆全球化”这样一种社会反扑行为。在西方先进的工业国家，这种反扑尤为剧烈。

这些事件并非相互孤立的，而是共同代表着一种潮流——反全球化。反全球化潮流突起给现存的全球经济运作模式乃至未来的全球经济都增加了诸多不确定性。

近几年，西方世界出现了非常强烈的反经济自由化、反全球化的政治运动，对各国实行的贸易政策产生了显著影响。据荷兰经济政策研究局统计， 2011年到2016年，全球贸易增长速度一直低于全球经济增长速度，为过去数十年所未见。以往的常态都是国家与国家间经济相互依存的程度很高，经济越来越开放，贸易增长速度大于经济增长速度。

从上个世纪70年代开始，世界贸易的相互依存度一直呈现上升趋势，全世界贸易依存度从20世纪初的30%一直上升到近60%，像新加坡这样的国家甚至接近了100%。但是从金融危机爆发的2008~2009年之后，贸易依存度开始持平甚至下滑。国家之间在资金、金融方面的相互依存关系的比重过去几十年一直在不断上升，而现在却也失去了上升动力。这些数据充分显示了经济全球化的脚步在放缓，甚至在倒退。

具体来说，在1944年到1946年战后世界体系建构过程中，美国曾经绘制了一幅美好蓝图，而且它也总结了20世纪20年代、30年代甚至是一战以后整个西方历史所经历的惨痛教训，因而形成了一个强烈共识：绝不能像一战之后那样，要求战败国作出巨额赔偿，相反，还要帮助这些战败国进行重建。客观地说，这在当时是一个巨大的超越。

但是，在20世纪70年代之后，美国领导重建的国际体系就出现了各种破绽，美国开始实行“例外主义、单边主义”，而且美国以世界老大自居，奉行双重标准，对国际规则任意地进行选择性适用，严重侵蚀了规则的合法性。例如，美国制定的贸易法案其实质就是违反WTO规则的，这是一部典型的单边国内法，但是美国却一意孤行。

特别是特朗普上任以来，推行“美国优先”的一系列动作和举措，世界为此动**不安。美国曾经做过的承诺、相信的价值理念，一切都要为“美国优先”让步。在“一切都要以美国的安全利益和经济利益至上”这种理念的主导之下，美国要抛弃过去的领导责任、政治信用，所有国际承诺、多边体制、外交政治框架，一切都可以推倒重来。美国等西方国家的传统政治精英和媒体精英现在都在问同一个问题：战后由美国一手建构的“自由国际秩序”会不会被肢解？

当年的美国因为自己在任何领域都远远超过了所有国家，所以表现得很“慷慨”，而等到今天美国失去了这一优势之后，也开始浮现出斤斤计较的一面。在战后带头创建了多边体制的美国，现在却成了第一个违反者。比如，按照国际法规定，没有安理会授权，一个国家是不能够侵犯他国领土的，而美国却多次绕开联合国，通过组建临时联盟，以联盟的名义出兵他国。

探究其思想根源：战后前四十年，国际社会实行的自由主义起到了调和资本主义破坏性、掠夺性与社会保护、可持续性发展之间的矛盾的作用。然而， 20世纪80年代，在里根与撒切尔倡导的“新自由主义革命”之下，这一原有平衡已被打破。新自由主义革命推崇市场万能，把政府说得一文不值，认为政府是一切问题的来源。这一理念颠覆了政府、国家与市场之间的关系，大部分政府的经济与社会职能被压缩或架空，政府能做的事情变得很少，诸多跨国企业、国际组织、国际规范都凌驾于政府之上，而政府却无力去改变。大部分国家都处于一种“政治侏儒”面对“经济巨兽”的境地。

同时，新自由主义之下的全球化模式必然导致全球化利益与风险的分配严重不均，因此动摇了全球化在各国内部的社会支持基础。很多国家的劳工和中产阶级原有的基本保障都逐渐被侵蚀掉了，普遍出现劳工被挤压到服务业的现象，很多制造业走向了空洞化；中产阶级也不断趋于贫困化。

另一重要原因，新自由主义指导下的全球化模式为何不可持续？体现在金融凌驾于实体经济之上，大量的储蓄资金进入了虚拟的投机活动中，对实体经济造成了巨大干扰和洗劫。热钱兴风作浪，资产泡沫的破裂此起彼伏。

为什么会出现特朗普现象？从一战以后一直到2013年的数据表明，将近一百年的时间，在经济大恐慌前夕出现了急剧的两极分化，不到10%的人搜刮了超过一半的经济收入，这成为导致经济危机的一个基本条件，因为中产阶级和劳工失去了消费能力，就会导致总体需求不足。

20世纪初期以来的贫富分化趋势，在“二战”后得以彻底扭转，很多资本在战争中被摧毁，世界经济得以重新洗牌开始。战后90%的人可以得到总收入的65%，而且这种情况延续了很长一段时间，一直到20世纪70年代末。可是自从里根开启了新自由主义之后，历史开始重演，10%的人的收入不断上升，到2010年占总收入的比重已经超过了50%。可见，新自由主义指导下的全球化模式是不可持续的，其社会基础一定会松动，这也是出现特朗普现象的原因。

“二战”之后，世界范围内“百废待兴”，当年创建自由国际秩序可能有单一霸权的实际需要，但是这个秩序一旦建立以后，体系的维系就未必需要单一霸权了。相反，那个单一霸权反而会越来越以自我为中心，削弱这一协作体制的合法性。

过去30年国际经济秩序已经展现出美国相对衰落、不断遭受单边主义冲击的韧性和弹性，所以说这个体制一直在演进，它并没有停滞，也不会完全倒退。美国的相对衰落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但是一系列的现象已经彰显出严峻的势态。美国逐步退位，世界正好可以借机修补自由国际秩序，改革全球治理机制，这应该是一个极好的历史机遇。

二、美国的逆全球化浪潮

美国的领导角色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退缩，这是一个渐进的过程，累积到现在已经有30多年了。当然，美国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出现新科技带动的经济复苏，所以在一些新兴产业领域处于领先地位，因而才有信心出台一系列自由贸易协定。另一方面，即使美国不再扮演领导角色，国际自由秩序也依然在不断演进，而且世界也在适应美国不再扮演领导角色这一事实。

其实美国建构的架构仍有足够的弹性容纳领导权的和平交接。美国当初在制定这些条款时，并没有想到自己有可能被他国取代，但是有些国际规范和条约乃至组织章程中却留下了这种更替的空间。某种程度上，既有全球治理体制不见得不能适应新的结构和形势，甚至也一直在改动中。

当前还有一个重要变化，那就是以中国为首的新兴市场国家已经成为世界经济的骨干，是支撑经济全球化的主要推进力量，也是未来二三十年全球治理体制改革的主要动力来源。G20的治理变化就代表着一个重要转向。第一次G20峰会是2008年11月在美国召开的，但是美国的领导角色却在不断萎缩。2016年在杭州召开的G20峰会，是对G20的重新定位，中国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跃升为全球经济治理议题的主要倡议者与共识营造者。中国开始推动G20任务的升级，从危机后应对全球经济衰退、保护主义蔓延及金融不稳定问题的短期任务向长期任务转变，着手设计世界经济长期可持续性增长及全球治理改革议程。这既是G20峰会本身的一次重要跨越，也充分显示了原有国际体系的韧性。

2015年，中国取代美国成为了全世界最大的贸易国，中国、印度、德国三国在国际贸易总量中所占比重越来越大，而美国相对比重在逐渐减少，欧洲其他国家萎缩得更为严重。仅从世界贸易体制来看，各国影响力已经出现戏剧性变化。

再看全世界经济增长的动力来源。近年来，世界经济一直在减速，尤其是2008年、 2009年以后，但还是维持了3.6%到3.7%的增长率。世界经济增长来源三分之一以上来自中国，其他则来自金砖五国和其他新兴市场国家，这些加在一起占到了70%以上的比重。换言之，非西方国家从金融危机以后已成为拉动世界经济的火车头。

普华永道智库预测未来全世界经济的主角将不再是传统的G7而是E7，就是七大新兴市场（emergingmarket）国家， 即中国、印度、俄罗斯、印度尼西亚、土耳其、墨西哥、巴西。以购买力平价来计算，事实上2013年E7的经济总量已经和G7并驾齐驱；从长期趋势预测，到2040年E7的规模将达到G7的两倍，因为欧洲和美国的经济增长速度将会变得非常缓慢。以西方为中心的世界，将完全过渡到非西方世界全面崛起。

发展中国家开始提供国际财政和公共服务。在国际事务中，中国以前都是搭便车，从来没有充当过领导者的角色，更不用说提供国际公共财政了。但是最近两年变化很大，中国已经在提供补充性或替代性国际公共财政，而且范围与数量都非常可观，虽然有些方面做得还远远不够，但在有些方面甚至超过了美国等西方国家原来扮演的角色。

比如，在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之后，中国和日本开始合作推动“清迈协议”，这一协议后来又演化成各种双边或多边换汇协议。如果某一国家出现外汇危机，或者某个国家货币被恶意做空，各协议国的央行就可以按照协议提供紧急融资。只要有这样的机制存在，如索罗斯这类金融炒家就不敢轻易动作了。

再如，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建设需要长期融资，世界银行与美洲开发银行、亚洲开发银行等相关国际金融机构其资本结构三四十年已经没有什么变化，融资功能也不断萎缩，在满足今天发展中国家所需的中长期融资方面，所能发挥的作用已经十分有限。

再如，最近十年，中国进出口银行和国家开发银行对拉丁美洲、非洲国家的融资总额已经远远超过世界银行与其他所有开发银行的总和，现在又开始建设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这都是中国配给补充性或替代性国际公共财政的具体表现。

统计数据表明， 2015年，大约五分之一的联合国维和部队人员来自中国，而印度在同期甚至派出了更多的部队。在印度洋打击海盗的行动中，中国海军贡献巨大。中国作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在过去的时间里，从来没有对联合国拖欠经费。尽管较难得到确切数字，但是中国在过往数十年里，向世界提供了大量的经济援助和人道援助，而且近年还大力推行了一系列举措，强化相关地区的基础设施的建设和连通。

1950年至2016年，中国在自身长期发展水平和人民生活水平不高的情况下，累计对外提供援款4000多亿元人民币，实施各类援外项目5000多个，其中成套项目近3000个，举办11000多期培训班，为发展中国家在华培训各类人员26万多名。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累计吸引外资超过1.7万亿美元，累计对外直接投资超过1.2万亿美元，为世界经济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中国经济增长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年均在30%以上。这些数字，在世界上都是名列前茅的。

中国建构了科技协作与政策协商的机制。中国的北斗卫星定位系统现在也成为了GPS定位系统的替代产品，而且还具备紧急通讯功能。今天，中国正与“非洲联盟”联合推进非洲信息高速公路计划，“八横八纵”，以高速光纤为骨干网络，总长度达15万公里，穿越48个国家、72个城市。这一计划将推动非洲的数字基础建设整体上脱胎换骨。作为非常重要的公共财政项目，这既是任何一个非洲国家所无法独立提供的，也是西方国家不愿意提供的。科技发展为人类带来了巨大的利益和生活的便利，但由此也引发利益协调和社会风险控管的问题，有待于全球治理体系建设的系统的思考和作为。

中国建构了全方位、多层次的政策协商机制。这个立体机制的顶端设计包含两个平台，一个是G20，包括全球所有主要经济体，即西方国家、新兴市场国家、产油国家，这是最重要的；第二，与之平行的则是“金砖五国全球峰会”，原来金砖五国峰会是封闭的，只有五个国家，并不包含E7里面的所有国家。金砖五国机制运行了九年之后，2017年的厦门峰会，中国主动提议把所有重要新兴市场经济体都吸纳进来，包括墨西哥、印度尼西亚、土耳其等国家，成为“金砖国家+”，这一平台将在事实上促使新兴市场国家在G20里面成为主导力量。

中国政府也全方位与所有区域建立多边协商平台，包括中国欧盟峰会、中国与中东欧16+1领导人会议、中非合作论坛、中国与东盟10+1峰会、东亚峰会、中国与阿盟峰会、中国与拉美加勒比海共同体部长会议以及2017年启动的“一带一路”峰会等等。同时，上海合作组织也将为“一带一路”的推进提供安全合作屏障，尤其重要的是“上合组织”同时接纳印度与巴基斯坦为新成员国，未来还可能接纳蒙古、伊朗与土耳其等新兴市场国家。

全球治理机制改革的历史性机遇由于美国的逐渐退位而开始出现。过往三十年推动的新自由主义改革已导致战后以来的国际经济秩序的社会基础出现了动摇，也亟待修补，以使风险与利益分配不均以及贫富分化导致的合法性问题及时得到矫正；另一方面，受意识形态与国内政治的限制，美国在国际公共财政提供方面长期处于供给不足、品质欠佳的状态，很多世界急需的国际公共财政美国都不愿意再提供。总而言之，现有的全球化治理机制，已经无法照顾到广大非西方国家的生存与发展需要，也无法反映它们在世界经济中作用的提升，跟不上日新月异的科技变化和全球经济社会结构的变化，这意味着全球治理机制在未来必将发生巨大变化。[55]

中国所面临的内外挑战是非常艰巨的。在日益全球化的世界中，如果缺少涉及大多数政府的规则和规范的复杂系统，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单独提供全球公共服务或公共产品。中国所要做的并不是独自应对世界上最复杂的挑战，而是要建立和维持尽可能包容的秩序，避免别人担心中国的崛起为世界带来威胁。这也是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时代背景。美国的危机及其领导全球的意愿和勇气的不断减弱，使中国增强了发挥更加显著的全球作用的信心和紧迫感。

正如习近平在2018年8月27日“一带一路”5周年座谈会上指出的，共建“一带一路”正在成为中国参与全球开放合作、改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促进全球共同发展繁荣、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国方案。“怀柔远人，协和万邦”“不以意识形态划界”等理念，使“一带一路”与“人类命运共同体”融为一体。